達人專欄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參考原文書名，加上本書論述的主旨是力圖還原，除了一度頗具影響力、開創海上事業先驅的福建傭兵們；更重要的是當年縱橫台海的鄭氏家族海上經營之樣貌。對於當時東西方、亞洲各國演變至今影響，也事關台澎群島的命運。故而「海洋上的台灣」應該比原來的「中國海」來得更貼切些、定位焦點，本文僅是摘要評論，讀者閱覽完本書後亦可判斷。
作者鄭維中博士，大量深入參考中文、荷蘭文史料，甚至涉入到日本史家石原道博（１９１０－２０１０）、岩生成一（１９００－１９８８）對日本十七世紀海外貿易研究、英國歷史學家博克塞（Chareles Boxer，１９０４－２０００）在研究綜合日本與葡萄牙、荷蘭檔案中甚至運用不同語言史料寫出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的傳記；精彩複雜可以預期，雖未能百分之百還原鄭氏家族海上貿易的真實維度，但是要填補中文圈長年的大片空白，綽綽有餘。
這次，還是得從朝貢貿易開始崩解的年代講起。
摘要&心得：中國周邊各國的「外夷」君主承認中國皇帝的優越地位，中國朝廷則保障其合法地位，以回報他們的承認。相較於亞洲其他政治實體，中華帝國在很大的程度上完全倚仗其規模，對鄰國施以巨大的心理壓力。當中國為了維持沿海的秩序而實施海禁，這些禁令並沒有阻止海外君主派來貢使，形成了明朝前半葉唯一合法的貿易渠道。
將朝貢體系視為中國國內政治力量對外的延伸，就可理解其決策的思維。有時候中國會直接出兵干預、救援這些君主，不過干預的強烈程度取決於當時能動用的實體力量而定。藩屬國中央權力的崩潰導致的權力動盪，也可能導致該國被排除在朝貢體系之外。舉例來說，日本在一四零八年加入明代的朝貢體系（１）。將近六十年後，室町幕府於一四六七年由於將軍繼承爭議而喪失威信，日本中央權威開始分崩離析。當細川氏與大內氏兩個大名分別在一五二三年派遣貢使前往中國，兩方各自宣稱是幕府授權的合法使節，同時試圖削弱對方主張的權利。他們的衝突惡化成一連串的劫掠行動，在中國沿海地區引發騷亂。
中國朝廷並未支持任何一方，反而在一五四七年決定與日本斷絕關係。
約在此時，日本的石見銀山也開始量產，日本商人改繞道從朝鮮半島尋求中國商品，尤其是蘇州、杭州生產的絹絲。但是朝鮮卻擔憂市場秩序的考量，於一五三九年禁止與日本貿易。龐大市場需求導致在缺乏正式聯絡管道、官方機構保護的情況下，走私商人往往選擇與海盜合作，或是自己改行當起了海盜。
這第二波海盜在中國文獻裡，被簡單稱為「倭寇」，既日本海盜。
白銀、貿易需求對朝貢體系的挑戰
日本海盜完全挑戰了中國朝貢體系存在的目標；類似這樣的情勢還會斷斷續續發生近百年之久，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對此徹底缺乏應變能力。
原因在於：明朝在一三七一年採用一套沿著國界設置、不切實際的軍人屯田方案──衛所制。這套制度是為了讓駐防軍人能夠農耕自給，同時又能備戰，拒敵於國門之外而設計。屯田方案讓世襲的軍人轉變成農民，結果在往後一百年的承平時期，駐防軍隊因而萎縮。到了十五世紀中葉，軍人甚至將自己的農田出售或典當。
當倭寇首次襲來，沿海大多數衛所的軍人減少到應有兵力一半以下。在福建，衛所軍人更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在某些極端的例子裡，持續居住在衛所內的軍人僅佔原定員額的百分之二到三。相較於十五世紀日本「戰國時代」沒完沒了的衝突中磨練出好戰技的「倭寇」，明代海防部隊幾乎沒有實戰經驗。
明朝廷必須先重建海防戰力，才能考慮之後要管制沿岸貿易或在朝貢體系之內或外與日本交涉。
一五五四年，兵部指派浙直總督張經執行軍事改革。他召集了包括廣西山地原住民（兩廣狼土兵）、南直隸（南京或江蘇）鹽梟，以及山東僧兵。換言之，他組織了一支傭兵部隊，而且奉召的衛所軍人也未在對敵交戰時發揮任何有意義的作用。
一五五七年，浙直總督胡宗憲擬訂計畫，從先前與日本合作的海盜、走私商人中招募水師。這項計畫以被嘉靖皇帝（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在位）否決而落空。結果，著名的海盜商人、水師提督的可能人選汪直及其部屬，被誘捕處死。
同時，這些傭兵部隊很快令沿海各地的仕紳們大感恐慌，傭兵們不僅紀律鬆弛、混亂無序令他們驚恐。另外的，就是在海盜來襲的週期供養他們的花費太高了，不得不改從地方平民當中募集。
一五五九年之後，衛所都指揮──大名鼎鼎的戚繼光登場，他試圖將農民與礦工培養成更加團結、可靠的勁旅。他承諾付給每名士兵至少一日的工食，每斬獲一顆敵首賞銀三十兩（２）。由於開銷低於財政收支，加上部隊紀律良好，戚家軍成為江蘇、浙江海防主要戰力，他將海盜驅趕到了福建、廣東沿岸水域。
在擊退海盜、恢復沿海地區安寧的戰鬥以及為了向新召募傭兵提供資金，總督和巡撫不僅獲得自主指揮部隊的權力，也能開徵新稅及花用歲入，無須北京朝廷批准。這些地方稅甚至不會列入上繳朝廷的各省歲入之中。這些便宜行事之權，可說是行省一級前所未見的軍事及財政自主。
衛所此時已經徒具形式，軍費也被併入各省預算中。
一五八零年代，隨著祕魯白銀經由海澄－馬尼拉貿易通道進入中國，日本白銀也透過葡萄牙人之手輸入澳門。中日貿易走私的風險開始大於合法管道。當時的日本統治者－秀吉決心以日本為中心另建朝貢體系，他在一五八七年遣使到朝鮮，一五九一年也為了計畫同樣目的，分別派出三個使節團前往晉見果阿的葡屬印度總督、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琉球國王，載運使節團的船隻都領有招諭書以證明地位。在這些策略運用下，秀吉開始掌控海外所有日本商人。
朝鮮國王宣祖也遣使想改善關係，但是他無法認同秀吉的想法，秀吉得知後，決定以入侵朝鮮來挑戰明朝在周邊地區的優先地位。他制定了一項運用最新技術的造船計畫，運用了結合葡萄牙與中國的航海技術，用以供應渡海出兵的船艦。
將近十五萬八千名日軍登陸釜山後，首都漢陽在兩個月內被攻陷。明朝派遣大軍救援朝鮮，但在數輪戰鬥後，三方展開冗長的談判。秀吉提議修改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要求明朝公主與日本天皇聯姻，藉此暗示日本與中國平起平坐。但明廷頂多同意冊封他為「日本國王」，如同一四零八年冊封足利義滿這樣。談判破裂，十四萬日軍在一五九七年被增派到朝鮮，對朝鮮的進攻一直到一五九八年秀吉突然去世而中止。日本對於中國朝貢體系的挑戰，也就不聲不響地撤退了。
秀吉之後，取而代之的德川家康開始將秀吉的侵略性外交政策轉變為更穩健的進取方向。一六零一年，他致函於菲律賓總督與安南都統（阮潢）表達善意。一六零六年，家康致函給暹羅國王，雙方不久後建立正式貿易關係。家康請求收信各方保護有他所核發朱印狀的商人，並禁止未持有朱印狀卻想做生意的日本商人。他在一六零四至一六零七年核發朱印狀給前往澳門的船隻，短暫開啟了將近直接貿易的管道。
不過到了一六零七年，家康退位，德川秀忠繼任為第二代幕府將軍，秀忠不接受以中國為朝貢體系來作為日本與朝鮮關係的基礎，因此制止了家康回歸中國朝貢體系的嘗試。唯一建立起來的，是一六零九年對馬島大名與朝鮮王室的關係，以此為管道來迴避朝貢問題。
後面的事情簡略來說，當時的日本還在透過琉球與朝鮮接近明廷的努力，不過明廷在得知日本無意回到中國的朝貢體系，只是要求平等關係便拒絕了。中央不行，日本改跟地方官直接打交道，知名的例子有明石道友與巡海道（官名）韓仲雍的對談。不過到了一六一七年，德川幕府對於爭取中國承認卻喪失興趣了。部分原因是朝鮮國王光海君派出四百八十二人的龐大使節團晉見秀忠，恭賀德川氏攻破大阪城，完成日本統一。
既然朝鮮國王向幕府將軍「進貢」了，即使朝鮮使節堅稱他們不是貢使。這次事件也替德川幕府統治全日本的正當性提供依據。
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二三年為了展開貿易，派遣一支艦隊從巴達維亞出發，目的原先是要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澳門；失敗後被迫轉進澎湖群島。這次戰敗的同時恰巧遇到另一群日本御朱印船的商人抵達同時發生，這群商人的首領就是居住在日本平戶的中國商人李旦，以及跟他合夥的傭兵許心素。
一六二三年與明軍交戰之後，荷蘭長官馬丁努斯．宋克（Martinus Sonck）接受李旦建議，於一六二四年退到台灣。明軍與荷蘭交戰導致福建當局再次對中國船隻發布海外禁令。中日轉口貿易因此被中斷。作者指出弔詭的是，前一年的一六二二年，福建巡撫正式致函長崎代官末次平藏，請求日本合作捉拿日本海盜，這個舉動似乎是在暗示著中國向日本示好。末次則回信表示，明朝應該派出一名符合規格的正式使節前來，允許更多日本船隻造訪中國，但沒提到更多朝貢體系的內容。
另外，朝鮮宣祖曾在一六零六年是否回應日本邀請、派遣使者一事請示過明朝，當時的明廷要他自行決定。不過為何中國與朝鮮態度轉變如此之大？因為滿洲人崛起開始逼近北疆，明朝無暇他顧，朝鮮則是不想冒險同時在南方與日本結怨。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由於日本的白銀、滿洲人的擴張等因素，得以在中華世界秩序與新興的日本世界秩序交匯處、西方勢力陸續前來駐足互鬥之下產生的「無國家空間」：正好提供讓之後的福建海上傭兵，能夠大顯身手、一展長才的用武之地。
「無國家地帶」角力戰與鄭芝龍的崛起
自從一六一七年荷蘭與西班牙海戰衝突陷入膠著，隨著西班牙人與荷蘭人之間展開的持久戰，馬尼拉的中日轉口貿易和中墨貿易都遭到嚴重影響，因為從中國載運物品到馬尼拉的中國篷船都被攔截了。荷蘭人不久後甚至擴大封鎖規模，航行於澳門海域的船艦不但要拿下葡萄牙的卡拉克帆船，也要捉住任何往返馬尼拉的中國篷船。其中一艘船艦古陽號（Oude Son）一六一八年五月在澳門與交趾支那之間俘虜一艘中國大篷船與六艘小篷船，戰利品沒多久就在日本出售。
當以李旦為首的日本華商向英國求助，暫時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商務員理查．考克斯（Richard Cocks）發放的「請求協辦信函」（letter of favour）和英國國旗來做掩護，避免遭到荷蘭船艦俘虜。不過，英國這份慷慨協助只到了一六二零年，由於英國與荷蘭在該年四月二十八日於萬丹簽署共同協議，組成了合議制的「防衛委員會」，在委員會支持下，不僅要封鎖西葡兩國所有船隻，也照樣鎖定所有往返馬尼拉的中國篷船。他們從萬丹出發，巡邏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海域。他們陣容有多盛大？出發僅四艘船，路上不斷有船舶加入，抵達平戶停泊時它已經是十艘堅固船艦的艦隊。理查．考克斯的報告寫著：「由於荷蘭軍艦封鎖他們的交易，只有少數幾人敢展望未來並擬定任何計畫。」
南海、台海各處港口地名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商人們不得不另找轉口港繼續做生意。被視為「無國家」的福爾摩沙島嶼被看作是合適的替代處。而且早在一六一七年，海上傭兵趙秉鈞就跟日本華商圈的商人「林謹吾」合作，試圖建立一個連結廈門、澎湖、台灣（福爾摩沙）及日本獨佔貿易的網絡。根據理查．考克斯的日記記載，他在一六一六年被李旦請求募集金錢，透過李旦的僕人「Liangowne」向中國官員行賄。遭俘虜的福建海防官員董伯起，在一六一七年由明石道友指揮的一艘滿載貢品的日本篷船送回福建，這是歷史文獻明確記載之事。
作者認為李旦的出資應該多少與這件事有所關聯。這位「Liangowne」可認定就是前文提及的林謹吾。根據近年在肥後伊倉港出土的墓誌碑來看，一名叫林均吾的華商葬於該地。這個姓名發音與閩南方言中的「林謹吾」相同，可視為同一人。
即使趙秉鈞在一六一八年遭到雇主福建當局背叛而被處死。仍然健在的林謹吾維持這個貿易網絡。顯然台灣也被明廷視為無國之地，徹底放任中國與日本貿易走私商得以自由地將資本及貨物帶到島上。不過貿易管道開始不穩，林謹吾在一六二一年去世，李旦於一六二二年春天被公認為日本華商領袖後，同時又擔負起一己之力維繫走私貿易管道的任務。為了達成任務，他在該年夏天就向自己的保護人──平戶藩主松浦隆信去向幕府取得御朱印狀，讓他在秋季來臨之時獨佔台灣貿易。並在取得朱印狀之前的一六二一年，就將商船航向台灣而非馬尼拉和交趾支那，迴避遭遇英荷艦隊的風險。
隨著英荷艦隊在菲律賓海的封鎖長期不見成效，荷蘭開始嘗試要求福建禁止人民與西葡兩國貿易，還要撥給荷蘭公司一處貿易港口。福建巡撫的拒絕引發海戰衝突……從一六二二～二三年間雙方你來我往的衝突後，隨著明軍在澎湖馬公駐紮增強軍力，如前文所述，宋克決定退往台灣。李旦此時因無法向中國走私商取得貨品而負債，利用這場衝突的機會，他前往廈門擔任荷蘭人與中國人的中間人。
靠著福建副總兵俞咨皋，李旦得到介入的機會。俞咨皋對外宣稱：「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旦所親許心素，今在繫，誠質心素子，使心素前往諭旦，旦為我用，夷勢孤可圖也。」（可信度讀者可自行判斷）前文提到許心素也被俞咨皋任命為把總，做起臺灣絲綢走私貿易的聯絡人。在利用荷蘭人決心切斷中國與馬尼拉一切交通、澳門與日本的貿易行動下（但在明軍持續增強兵力後，宋克決定撤出澎湖前往臺灣，不再要求停止中國與馬尼拉貿易），連結廈門、澎湖、臺灣與日本的走私貿易得以復甦。這已經不僅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是下有對策反利用上策的操作！
前文提到的福爾摩沙長官馬丁努斯．宋克計劃要求李旦、中國人彼得等人的篷船為東印度公司工作。他要求租借篷船，船員允許加入公司艦隊效力，待遇比照原先階級。他的打算如下：讓中國商人走私領袖留在大員灣，同時把他們大多數人馬利用工作送走，少了船主留在這些寶貴的篷船中，荷蘭人就無須擔心李旦、顏思齊等人有可能反叛。但是少了他們監督，誰出任這支臨時傭兵分隊的指揮官？正好他們有一個人選：日後大名鼎鼎的鄭芝龍，又名尼古拉斯．一官。
鄭芝龍是李旦雇用，協助他從日本到中國沿海分配資金的其中一個代理人，李旦正好需要一名通譯，因為他的葡萄牙語說的不太好。鄭芝龍因此出線，從一六二四年春天經由李旦推薦，在宋克的前任長官雷爾森麾下擔任通譯，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效力。
關於鄭芝龍早期人生所知不多，可以確定他曾經參與澳門與日本之間貿易、受洗獲得教名「尼古拉斯．一官」，葡萄牙語說得流利。一六二一年之前住在日本平戶，與平戶荷蘭商館館長雅各．史密斯（Jacques Specx）結為朋友。極有可能在那時被招募為李旦的代理人的，他被派往臺灣時，也替中國人彼得效力，雙方應該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協議。李旦與中國人彼得讓一官佯裝向荷蘭長官效忠，但長官反而運用一官削弱兩人影響力。這些角力導致參與任務的中國水手並不熱衷，一官甚至一開始找不到水手。荷蘭艦隊在一六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航，但是一官卻遲至二月二十七日才趕上艦隊。
一官率領兩艘篷船，跟著公司艦隊前去執行封鎖馬尼拉任務時，也不放過靠近沿岸劫掠其他船隻的機會。光是第一次掠奪，一官就帶回了白銀兩千四百里亞爾、三擔又四十斤的生絲……由於中國與馬尼拉貿易的消滅令雙方獲利，這很快演變成一種長期的安排。隨著李旦和中國人彼得都在這年底幾乎同時去世，一官繼承了李旦龐大的海商傭兵集團，也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眼中唯一能仰仗的聯絡人。
正當一官還在思索尋找一處能儲存金錢與戰利品的基地，還有提供人馬過冬的處所之時。一六二六年福建省爆發飢荒，出現了新形勢令他捲入其中，他選擇的應對方式，也讓他開始與明帝國、荷蘭東印度公司為敵──
（未完待續）
（１），《明代也曾有大撒幣？多民族帝國的樣貌（二）》該文也有提及：足利義滿進行朝貢（一四零七～一四一一年），但旋即又斷交，即使後來恢復了外交關係，日本採取的也不是正式朝貢關係，而是始終堅持「互市」這樣有限制的貿易方式。
（２），《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國歷史的一千年》試讀（II）當中有提到戚繼光發明的火槍陣用於軍事用途，領先歐洲至少有幾十年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