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封面有連結）
作者麥可·桑德爾，牛津大學博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曾任巴黎索邦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2002年到2005年擔任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委員。
桑德爾提倡某種層面上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來對抗個人主義造成的問題。對於當今世界上流行的績效主義、民粹崛起、屈辱政治以及全球化的反撲等等，亦有自己一套見解。
由這樣高學歷的菁英份子提出「才德制暴政」似乎再有說服力不過？
稍微提到書名翻譯問題：meritocacy一詞為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發明，與貴族制（aristocaracy）互為對比，指的是不看出身血統，只依據個人表現（merit）給予報償與獎賞的制度。 一般來說都是翻譯成功績制度或菁英社會，但是按照本書脈絡，桑德爾提到成功者往往相信一切都是出於個人能力（才能）與努力（德性）。譯者因此將meritocacy翻譯為「才德至上、精英制度；才德至上的精英社會」，端看前後文脈絡而定。
作者在書封背面就開始提問：當不同立場的人再也無法溝通？「成功者」與「輸家」看待的方式失去交集？桑德爾提出關鍵點：定義並引導看待「成功」的方式讓我們陷入困境。
一切的根源，就是從崇尚菁英的才德思想開始的。
桑德爾：「我們應該承認，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保證的全球化美景——贏家所得可以彌平輸家的損失，這件事從未發生。好處幾乎全數給了社會前10%、前20%.......中產或底層的人薪資幾乎沒有上漲。全球化的果實沒有被普遍分享。」
技術官僚思維限制、向上流動說失靈
桑德爾提到，主流政黨過去四十年啟用技術官僚，以其「相信市場」的思維構思政策。這樣明顯的弊端在於：將具體的道德討論屏除在公共討論之外，只從經濟效率與專業角度來看。卻忽視了市場導向後的全球化不僅造成社會越來越不平等，也減損了認同與效忠國家的價值。那些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紛紛自號「世界公民」，自認帶著啟蒙進步的身份，以區別狹隘、地域色彩濃厚的保護主義、部落主義與鬥爭。他們無視對立者的處境，還大言不慚的說著真正政治不再有左右之分，而是開放與封閉之爭。因此，不管那些人生存處境如何，那些批評外包、自由貿易協議與資本流動的人是心態封閉、部落思維，跟擁有開放進步心態的全球思維的他們不同。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時，民主黨已經成為一個技術官僚自由主義政黨，跟專業階級意氣相投，而非傳統的藍領階級與中產階級支持者；脫歐公投期間的英國工黨與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都是如此。
桑德爾分析，中間偏左政黨轉型來自一九八零年代，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相信政府是問題來源，市場才是解方。兩人卸任後，繼任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英國首相布萊爾和德國總理施若德，雖然修正前人極端立場，卻也讓「相信市場」落地生根。
九零年代開始，柯林頓政府與共和黨聯手推動全球貿易協議，鬆綁金融業。儘管金錢大多流向上層階級，民主黨卻放手不管，沒有處理不平等也沒關切金錢對於政治影響越來越大。自由派就這樣偏離規訓資本主義、讓經濟對民主負責的傳統使命，也開始失去感染人心的號召力。
作者還提一個數據：美國自一九七零年代以來，國內所得多數進入頂端百分之十的人口袋，底層百分之五十人口分配趨近於零。就業男性所得中位數是三萬六千美元，比四十年還低。現今最富有百分之一美國人賺的比底層一半人口所得總和還多。
面對這種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美國主流政黨與政治領袖回應就是：機會更平等。重新訓練因全球化、新科技失業的勞工、廣開高等教育大門，以及去除種族、族裔與性別的障礙。這套機會論簡單來說就是「只有能力是他們的天花板」。
作者諷刺：美國兩黨過去幾十年來不斷搬出這個口號，簡直就像是唸咒一樣。
當三分之二的哈佛與史丹佛學生來自所得為最高五等分位的家庭。儘管常春藤聯盟提供慷慨獎學金，來自所得最低五等分位家庭仍不到百分之四。更別說在哈佛與其他常春藤名校，來自所得頂層百分之「一」（年所得六十三萬美元）家庭學生總數比所得，比起所得為底層百分之五十家庭的學生還多。「向上流動」的機會論已經沒有說服力，反而聽起來像是一種諷刺。
關於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才能上好大學這點，台灣其實也一樣（1）。
才德制最難堪的後果：屈辱政治
在才德制遭到扭曲的大力推行下，對下層者而言，上層精英的傲慢令人難堪。沒有人喜歡被瞧不起，但才德至上論不只造成屈辱，還帶來羞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和「只要去試就會成功」的想法是一把雙面刃，即能激勵人心，也惹人不快；雖然褒獎贏家，卻光明正大詆毀輸家。找不到工作的人很難擺脫這樣一個令人喪氣的迷思：失敗是他個人問題，自己就是缺乏才能與動力，才無法成功。
屈辱政治和不正義政治的不同點在於此：反抗不正義是對外的，抗議制度有弊端、贏家是靠不正當手段和操弄破壞來上位。反抗屈辱則屬於內心層面，結合了對贏家不滿與對自己無止境的懷疑：有錢人之所以有錢，或許真的是他們比窮人更行，窮人的不幸可能真的是自找的。
由於屈辱政治這個特性，使得它比其他政治更容易激化。引發民粹示威的憤怒與不滿中，就有這樣的強力元素。
值得玩味的是，反主流論述的政治人物都利用了這份不滿。像是川普，就跟三句話不離「機會」的歐巴馬與希拉蕊不同，絕少提到這個字眼，而是經常提到大談贏家與輸家——桑德斯身為社會民主民粹主義者也很少提到機會與社會流動，只談權力與財富不平等。
今日美國政治最嚴重的分歧就出現「有大專學歷」和「沒有大專學歷」陣營之間。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川普拿下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的白人選票，希拉蕊則是獲得大專以上學歷者的全面支持。英國脫歐也有同樣分歧，不具大專學歷的選民一面倒支持脫歐，碩士以上學歷者大多支持留歐。
總統大選結束後一年半，希拉蕊回顧當時，言談間仍顯露菁英的傲慢：「我拿下的選區貢獻了全美國三分之二的國內生產毛額，」她在二零一八年的印度孟買一場會議上表示：「換句話說，投票給我的選民是樂觀、多元、充滿活力和向前看的。」希拉蕊說，反觀川普支持者，全是「不想讓黑人得到應有權利」或「不希望女人出門⋯⋯出門工作。」的傢伙。她拿下全球化贏家的選票，支持川普的是全球化的輸家。
民主黨在歷史上曾經跟工農站在一起對抗權貴。但在才德至上的年代，敗選的民主黨卻表示，全國最有錢、最聰明的選民都選擇了她。
（就算不說希拉蕊憑什麼代表全美女性⋯⋯直接把對手選民族群標籤化？窮人就直接放生？製造分裂對立，顯然在當代政治是常態了。）
學歷專業等於治國能力？重審美國歷史來打臉
桑德爾教授從美國歷史舉例批判：治理國家不僅是能力問題，更重要是「道德判斷」！觀念人人都有，但是要根據情況作出最好決定，卻並非簡單、難以普及化的能耐。
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者們自稱「才德之士」，並希望跟他們一樣知識德性兼備的賢能之士當上總統。他們反對世襲貴族，卻又不欣賞直接民主，害怕直接民主讓煽動者選上總統，於是努力構思各種制度，例如以間接制度選出參議員和總統，好在選擇領導人跟權力平衡之中取得穩定，治理國家。
以理想而言，傑弗遜寧可選擇具備「德性與才能」的「自然貴族」，也不要「建立在財富與血統上的假貴族」。他寫道：「只會選出自然貴族擔任公職的治理模式，才是最好的」。
接著，話鋒一轉，作者改批判目前美國的技術官僚精英卻將道德判斷排除在治國才能之外。經濟上，這套模式直接以國內生產毛額來理解共善（Common Good），人民對國家貢獻完全由他們賣出的貨物或服務來決定。管理國家時，這套模式被認為就是技術專業。
桑德爾教授以上個世紀美國史來舉例：美國一九四零至八零年代的治國菁英表現優秀許多，不僅打贏二次世界大戰、協助歐洲與日本重建、打造福利國家、解除種族隔離，還創造四十年的經濟成長，而且窮人與富人雨露均霑。
反觀之後的治國菁英，帶來大多數勞工薪資停滯四十多年、所得與財富不均直逼一九二零年代的紀錄、伊拉克戰爭與打了十九年的阿富汗戰爭、金融業鬆綁、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基礎建設凋敝、全球最高監禁率，以及一套視民主為兒戲的競選財務與選區劃分制度。
高學歷治國？桑德爾批判這只是文憑主義作祟的主流偏見，看看歷史上傑出人物：拉什莫爾山總統雕像群中，兩位（華盛頓跟林肯）根本沒上過大學。杜魯門是最後一位不具大專文憑的總統，卻名列史上評價最高的總統之一。
羅斯福總統出身哈佛大學，協助他構思與推行新政的顧問團成員，比近年來民主黨總統任用的顧問能力更強，學歷卻遜色許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一九三零年代華府制定政策不像這幾十年來這麼需要經濟專業。湯瑪斯·法蘭克指出，推行新政的顧問團成員來自各行各業：
羅斯福總統的密友哈利·霍普金斯是愛荷華州的社工。羅斯福總統提名出任大法官的美國司法部長羅伯特·傑克森是沒有法學學位的律師。替羅斯福執行紓困方案的傑西·瓊斯是德州生意人，對於將全美最具份量的金融機構交付破產管理毫不手軟。充滿遠見、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的聯準會主席的馬里納·艾克爾是來自猶他州的小鎮銀行家，沒受過高等教育。堪稱美國最偉大的農業部長的亨利·華勒斯則只是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學生。
很顯然的，文憑主義也沒有改善國家的治理。要繼續舉例的話，一九四五年，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率領工黨擊敗邱吉爾領軍的保守黨。艾德禮本人雖然是牛津大學畢業，旗下大臣卻只有四分之一來自私校，比之後任何一任政府都要低，其中更有七位大臣（下議院議長兼副首相、衛生大臣、外交大臣等人）做過礦工。艾德禮的傳記作家表示，一般公認艾德禮政府是「二十世紀改革最力的英國內閣」，不僅賦予勞動階級更大權能，還替「英國的新社會契約立下道德基礎」。（p.159-161）
技術菁英官僚統治不只是一套失敗的模式，還窄化公民範疇。共善如今只能從經濟角度來理解，不再重視共同體的歸屬感與公民之間的連結，而是以國內生產毛額來考量，以滿足消費者喜好為依歸，結果就是政見發表淪為消費廣告，公共論述也變得貧瘠狹隘。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