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作者剛好提到一個我曾關心的現象，美國基督教派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樂觀天命論，叫做成功神學（prosperity gospel，直譯豐盛福音）。這是種由電視佈道家和全美超大型教會牧師所提倡的神學，主張神會用財富與健康獎勵信仰。
成功神學與才德配位
二十世紀初為成功神學運動奠下基礎的美國佈道家肯揚（E.W.Kenyon）鼓勵基督徒呼喊：「神的能力是我的，神的力量是我的，祂的成就是我的。我是贏家，是征服者。」
美國歷史學家凱特.鮑勒（Kate Bowler）說，成功神學可以用「我是蒙福的」這句話一語道盡，健康與財富就是蒙福的證明。但是，「蒙福」一詞模糊了天賜與獎勵的界線：
蒙福可以是純粹感激之詞：「主啊，感謝你，我無法靠自己做到這件事。」但也可以表示這是當得的：「謝謝我自己，因為我把事情做對了。」對相信美國夢立足於努力而非運氣之上的美國社會來說，蒙福這個詞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雖然提倡成功神學的超大型教會的信眾只有一百萬人左右，但由於成功神學呼應了相信努力與自助的美國精神，使得它比影響力大增。《時代》雜誌民調顯示，將近三分之一美國基督徒相信「只要將財富奉獻給神，神就會給你更多財富」；相信「神希望人豐盛富足」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一。由此來看，到了二十一世紀，強調努力、向上流動與正向思考的成功神學幾乎跟美國夢成了同義詞。
成功神學之所以打動人心，部分原因在於強調「命運掌握在個人手中」這是令人振奮的鼓舞主張。就拿健康來說，有什麼想法比「健康操之在己」，病人可以藉由禱告痊癒，疾病可以靠良善度日和敬愛上帝而治好而振奮人心？但是反過來說，疾病不再是厄運，而是缺乏才德的證據。鮑勒寫道：「信徒除了生病或喪命除了令人哀傷，還帶來羞愧。面對我們失去的摯愛之人便是如此，他們未能通過信仰的試煉。」
歐巴馬健保爭議就是如此！川普就任總統時與共和黨國會議員，嘗試廢除歐巴馬健保，用其他方案取而代之。他們最常提出論點是新的市場取向方案可以促進價格競爭、降低價格，同時不忘保障帶病投保者。阿拉巴馬州的保守共和黨參議員莫·布魯克斯（Mo Brooks）卻不這認為。他承認共和黨提出的健保方案需要使用者支付比較多保費，但這是好事，而非罪惡，因為這是獎勵生活習慣良好的人。允許保險公司向健保需求比較大的人收取保費不僅符合成本效益，也符合道德。對患病者高收費，可以減低「生活習慣良好者」的花費。
布魯克斯反對歐巴馬健保的理由，正是從清教徒到成功神學一脈相承、嚴苛無情的才德思想：若富裕是救贖的徵兆，受苦就是犯罪的記號。
二零零九年，歐巴馬健保首次登上公共議題論壇。全食（Whole Foods）超市創辦人約翰·麥基（John Mackey）投書《華爾街日報》，反對健保是基本人權。雖然他以自由放任主義為前提，而不是根據信仰，卻跟成功福音佈道家一樣標榜奮發圖強的責任觀，強調健康主要靠自己：
我們有許多健康健康問題都是自作自受：目前美國有三分之二的民眾體重過重，三分之一肥胖。從心臟病、癌症、中風、糖尿病⋯⋯耗去了將近七成的健保費用，然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能靠正確飲食、運動、戒菸、盡量少喝酒和其他生活習慣而預防的。
麥基表示，不健康的人都是無視科學及醫療證據，低脂、多蔬菜的飲食可以預防甚至治療昂貴的退化性疾病。我們所有人都可以無病無痛活到九十幾歲，甚至一百多歲「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他說。
（筆者碎碎念：所以沒錢沒時間去買有機蔬果、去健身運動的人，都是活該短命？因工作常常外食的我表示：(T_T)）
再來，即使喀爾文派的預定論和原罪說早已不再，天命思想仍陰魂不散。美國文化歷史學家傑克森·李爾斯（Jackson Lears）對此提出解釋：對喀爾文派與新教徒而言「所有人在神的眼中都一樣卑劣」，沒有人值得拯救，因此救贖完全取決於神的恩典。
然而，當解放神學開始強調人有能力自己得到救贖，成功便開始同時象徵個人才德與天命。雖然推推托托，但是新教徒對於天命的信仰還是穩當⋯⋯天命就這樣隱而不顯得成了財富不均的背書。
在李爾斯來看，美國大眾文化就是一場機遇道德與自為道德的不平等對抗，後者顯然具有壓倒性優勢。機遇道德觀明白人生很多面向超越人的理解與掌控，才德不一定帶來相應報酬。這樣的道德觀為神秘、悲劇與謙遜留下空間。其完整表達了《舊約·傳道書》的感觸：「我又轉念：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能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材⋯⋯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相較之下，操之在我的自為道德觀則是「人的選擇置於屬靈秩序的中心」這樣做不是遺棄神，而是重新定義神的角色。這個道德觀用「路德痛斥的功德之約取代恩典之約」，到了十九世紀，功德不再指聖禮（如同傳統天主教）而是世俗的道德努力。
人的努力加上天命應許，給才德至上論一飛沖天的燃料。它揚棄機運道德觀，主張世俗成就與道德正當性互為表裡（白話：我的成功與富裕，等同我是好人、受上帝賜福的證明。）里爾斯語重心長，指出這對思想組合造成的公民與道德傷害巨大。為何？一個文化越不堅持人有責任掌握自己命運，就越可能越加寬厚、仁慈和體恤。因為實際上，人人的機遇其實非常偶然、難以預測。意識到這點，就能跳出才德配位的迷思與傲慢。
歷史符合道德的信仰
相信人人得其所當，因此人人不論命運好壞都需要為其負責。這個論述在美國公共論壇逐漸成為主流。「美國因良善而偉大」、「颶風是對罪惡的懲罰」，甚至從當代自由主義延伸出「歷史正確面」這個論述（國際新聞真的常看到◉‿◉）。政治人物越來越習慣站在「歷史正確面」捍衛自己與盟友的政策，以「歷史的錯誤面」來評擊政敵。有些人可能覺得站在歷史正確或錯誤面的說法常見於冷戰時期，共產與反共陣營互相來指責對手，宣稱自己的體制會是最後的贏家。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冷戰期間沒有一位美國總統使用過這套說詞。
一直到一九九零至二零零年代，美國政壇的流行語彙才開始運用。小布希只說過一次，二零零五年告訴美國陸軍官兵「中東恐怖份子正節節敗退，因為他們站在歷史的錯誤面。」他還說，多虧美國入侵伊拉克，中東才能再次捲起「自由浪潮」。一年後，副總統錢尼登上航空母艦捍衛伊拉克戰爭的決定，向美軍保證「我們的使命必要且公正，因為我們站在歷史的正確面」。不過，這種勝者為王的說詞仍以民主黨使用次數最多。柯林頓八年內說了二十五次、歐巴馬更是提及了三十二次！ 歐巴馬有時跟小布希和錢尼一樣，用它來描述美國跟伊斯蘭激進恐怖主義對抗。「蓋達組織及其側翼都是站在歷史錯誤的小人。」他在西點軍校演講時提到，他還在美國空軍官校致詞時說，伊斯蘭國組織（ISIL）永遠不無法「強大到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們站在歷史的正確面。」
一九九四年，柯林頓表示對於俄國首位民選總統葉爾欽非常樂觀，因為葉爾欽「站在歷史的正確面」。歐巴馬就職演說提到穆斯林世界的民主火花時，鄭重警告那些獨裁政權：「那些靠著貪腐、欺騙與鎮壓異議者維持政權的暴君與獨夫，你們要明白自己站在歷史的錯誤面。」
（筆者吐槽：中華主義就是一種基於所謂天命正統、大一統觀點去重新去編輯、扭曲東亞史原貌，來加以理解的漢文化歷史價值觀，基本上就是一種無理性、反科學、以偏概全的宗教信仰。現在美國也開始玩類似的把戲？？只是字面意義上看來有根據？）
作者在此也開始反駁；對事發前的歷史鐵口直斷有兩個問題：首先，預測未來一向危險。推翻海珊並未促成中東走向民主自由(1.)，就連阿拉伯之春也被捲土重來、帶有民粹特色的專制獨裁寒流所吹散。從普丁治下的俄國來看，葉爾欽的民主猶如一場難以回憶的殘夢。
其次，就算歷史可以預測，也不能作為道德判斷依據。事實證明，站在歷史正確面的是普丁，而非葉爾欽，至少最後勝出的是他的獨裁政權。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賽德（Baššār al-ʾAsad）熬過殘酷的內戰，因此也站在歷史的正確面（2.）。然而，他的政權在已知的事實上、道德上肯定站不住腳（不自由選舉、實行一黨制關押政治犯、以少數教派控制國家安全部隊與最大幫派民兵組織、武力鎮壓大規模的示威運動導致內戰、借助俄國外力去對付IS與自己人民的反抗軍⋯⋯等等）。
二零零九年，歐巴馬健保首次登上公共議題論壇。全食（Whole Foods）超市創辦人約翰·麥基（John Mackey）投書《華爾街日報》，反對健保是基本人權。雖然他以自由放任主義為前提，而不是根據信仰，卻跟成功福音佈道家一樣標榜奮發圖強的責任觀，強調健康主要靠自己：
我們有許多健康健康問題都是自作自受：目前美國有三分之二的民眾體重過重，三分之一肥胖。從心臟病、癌症、中風、糖尿病⋯⋯耗去了將近七成的健保費用，然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能靠正確飲食、運動、戒菸、盡量少喝酒和其他生活習慣而預防的。
麥基表示，不健康的人都是無視科學及醫療證據，低脂、多蔬菜的飲食可以預防甚至治療昂貴的退化性疾病。我們所有人都可以無病無痛活到九十幾歲，甚至一百多歲「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他說。
（筆者碎碎念：所以沒錢沒時間去買有機蔬果、去健身運動的人，都是活該短命？因工作常常外食的我表示：(T_T)）
大多數（百分之五十七）美國人都不同意「人生成就多半取決於我們無法掌握的因素」。反觀其他國家，尤其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成功主要由我們無法掌握的因素所決定。
再說一次，才德制度的殘酷面就是：人人都認為努力就能成功，那麼失敗者只能怪罪自己。我們也很難找到理由幫助他們，對努力與自助的看法影響了民眾的休戚與共感與互助義務，觀感不同造成立場變化，就是如此殘酷。
才德制的標準：出類拔萃之輩
記者強納森·奧爾塔（Jonathan Alter）所言，「歐巴馬某個程度上相信頂尖專業階層是經由公平篩選機制所產生的。他跟蜜雪兒就是靠著這個機制進去長春藤名校，因此配得擁有更高社經地位。」
奧爾塔寫了一本書紀錄歐巴馬就任頭一年的種種。他發現歐巴馬任命的官員四分之一都跟哈佛大學有關，不是校友就是教職員，初期任命的官員更有九成以上都是高等學歷。
問題是？只要他們具有穩健判斷力，能同理勞動階級的生活就可，也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實踐智慧與公民德性。但是歷史證明，高學歷跟實踐智慧沒有關係。
奧爾塔發現甘迺迪跟歐巴馬任命的官員都有相似之處，兩群人馬「都是長春藤名校出身，也都有某種傲慢和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跟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脫節」。結果歐巴馬任用的經濟顧問也搞出了蠢事。儘管不像是越戰那樣害死很多人，卻也改寫了美國政治。面對金融危機，這些顧問堅持親華爾街的處置方式，選擇紓困銀行，而非向銀行追究責任，導致民主黨失去許多勞工的心，進而促使川普上台。
這麼糟糕的政治判斷力跟菁英傲慢脫離不了關係。史學家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如此表示：「民主黨人普遍認為華爾街是個極具才德威望的地方，跟頂尖研究所不相上下。」法蘭克還批評自由派，說他們將教育視為化解不平等的解方。「在自由派人士眼裡，所有重大經濟問題都是教育問題，都是輸家未能習得該會的技能，取得眾所皆知進入未來社會需要的文憑或證照。」這導致了左右政策的文憑主義，隨著才德思想深入人心，聰明跟愚昧成為主要的價值對比。
法蘭克指出，這種對投資銀行家下意識的尊重「蒙蔽了民主黨人，導致他們無法察覺巨型銀行的問題、結構改革的必要，以及業界氾濫的詐騙歪風」。這句話出自前聯邦檢察官尼爾·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之口。他負責監督政府對銀行的紓困方案，並將所見所聞寫成一本書，書名標題都充分透露了他的不滿：《紓困：華府如何背棄平民，拯救華爾街》（Bailout: How Washington Abandoned Main Street While Rescuing Wall Street）。
華爾街的執行長的確是歐巴馬競選期間的政治獻金大戶，不過他任用的官員不只是投桃報李⋯⋯官員相信高學歷、有教養的投資銀行家能夠配得上他們所領的巨額報酬。
某些金融業的執行長是天賦異凜的超人，這是他們對外塑造的公關形象，領取驚人薪資與紅利是他們應得報償。就算這跟營收成長表現不成正比⋯⋯只要某位執行長的合約載明他可以領取六百四十萬美元的「留任」獎金，那就表示他一定值那個價碼。
（作者在這裡解釋雙方都是才德思想、文憑主義的支持者，因此信任金融業慣例，不疑有他。但是筆者來看，如果他們不是貪腐共犯，就是歐巴馬任命的官員腦波弱到，完全信任才德價值觀、超越邏輯理性，直到被華爾街隨意欺騙的地步。）
順帶一提，聰明(smart)一詞用來形容人。在美式英語，說人「聰明」就是稱讚對方有才智。英式英語則是「聰穎（clever）」。數位時代來臨後，聰明開始被描述很多事物，許多高科技設備或機器都會冠上和聰明相關字眼，如智慧型手機、智能汽車、精靈炸彈、智慧型溫控器、智慧型烤麵包機⋯⋯也難怪「聰明」會被拿來描述治國方式。
問題的可能解方
作者提出以下解方：
恢復獨立思考的平等：勞動騎士團（the Kinghts of Labor）就是一個重要例子，身為美國最早、最重要的工會組織。他們要求工廠設置閱覽室，方便勞工理解公共事務。這項目的出自共和黨的傳統。共和黨認為工人應該在工作中學習成為公民。 文化史學家克里斯多夫·拉許（Christopher Lasch）指出，十九世紀造訪美國的外國人時常驚訝於美國的平等程度。這裡指的不是平等財富分配，而是獨立思考的能力幾乎人人相當：
公民身份似乎給了這裡所有人在其他地方只有特權階級才能擁有的知識與教養。就連社會最卑微的成員也不例外⋯⋯據說美國的技工「不是蒙昧的黑手，而是有反省能力的開化之人，不僅雙手靈巧，也熟悉事情的大道理」。技工雜誌不斷提到這個主題。
桑德爾教授認為，十九世紀的美國平等在於智慧與知識的流動，才德篩選制度破壞這個平衡，將新產出的知識圈限在高等教育的塔內，承諾人人都能公平競爭進入其中。然而，這種分配知識的方式破壞勞動尊嚴、敗壞了共善。公民的養成可在長春藤校園傳授，也可以在社區大學、職訓場跟工會傳授。我們沒理由認為護士和水電師傅比不上管理顧問、無法掌握民主論述的技能。為何十九世紀的美國能做到、二戰前英美組閣的官員多數都是低學歷實務派，現在反而不行呢？
重建工作尊嚴＝貢獻正義：對於勞動階級來說，失業代表無事可做，失去對同胞的用處、跟任何人都不再有關聯。最低薪資、健保、家事假與育兒假？的確讓勞動階級受益，但是用領補助取代工作收入？不用說傳統提倡「勞動是神聖做工、替上帝工作」的清教徒或新教徒傳統，多數人無法在穩固自己的家庭、社群連結，他們需要能勞動產生貢獻，感受被人需要、有尊嚴。施捨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反對用消費者角度定義共善，改為公民角度出發：根據這個觀點，不僅是個體篇好的集合或消費者利益最大化，批判反省自己的偏好，甚至提升改進。如若以生產者的身份發揮自己能力，提供產品或服務滿足他人需求，獲得社會尊嚴。薪資取決於供需，但是價值來自服務的目的，這需要獨立道德判斷，再多高效率的勞動市場也無法提供。
亞里斯多德主張人的完全來自培養跟發揮我們的能力，實現本性。美國共和黨早年的傳統，認為某些職業（最早是農業，後來是工業，最後是各種自由勞動。）能培養公民自治的德性。
二十世紀以後，共和黨的生產者倫理逐漸衰退，被消費主義與成長導向的政治經濟所取代。然而，作者相信，工作作為貢獻他人與互相認可的體制，能將所有公民連結在一起，再複雜的社會也不例外。這樣的想法並未消失，而是不時出現。金恩博士遇刺前，在田納西州曼非斯市跟罷工的清潔工人講話，就是將清潔工人的尊嚴跟他們對共善的貢獻連結在一起：
我們社會終有一天會尊敬清潔工人。因為歸根究底，社會要生存下去，收垃圾的人就和醫師一樣重要。他不收垃圾，疾病便會四處蔓延。所有工作都有尊嚴。
作者桑德爾還引用了黑格爾、涂爾幹等人的看法：工作不僅是滿足消費者的手段，而是一種建立社會連結的活動、一個給予認可的場域，一種褒獎我們對共善作出貢獻的義務方式。(p.301-307)
另外，本書內容還批判現代金融業是「掠奪者」，從事投機獲取巨大的財富，但是對實體經濟根本毫無貢獻。（p.320）
(1).伊拉克雖然挺過了IS的長年襲擊，但是現狀很慘，有自由沒用處、有民主沒法可管的無政府狀態：《Iraq in 2023: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 and human security》
(2).阿塞德一直沒下台，還產生流行迷因：Assad must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