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坦白說，在如今台灣這個非藍即綠、兩種國家認同與價值觀受到國際趨勢嚴重刺激、加速對立的時代，有位自認有著華人認同的海外學者，還是反共學術理論的權威。他對於台灣、中共以及國際形勢、歷史的看法有些原創性，雖然離不開所謂「中華」的框架，不過仍有參考價值。
而且，一個不認同國共藍紅兩黨的海外華人學者，頭銜可說金光閃閃：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中研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美國哲學會院士、首屆唐獎「漢學獎」的得主，針對國內主流媒體刻意疏漏不報、報導方式欠缺完整的兩岸國際時事，亦有非常清晰的見解。他的學術考據認真負責、言詞犀利且直指問題核心，據說曾令中共氣急敗壞，只差沒有直接罵他是「漢奸」！？
不過，他的作品在中國據說仍奇蹟似的，沒有被下架。只有出版發行人被集體叫去北京「訓話」而已。在筆者我看來，應該是余英時教授的立場仍表現出所謂中國情懷，論述出發點仍為檢討中華文明興衰得失、以感性又兼具理性的人文情懷、庶民大眾立場來做深刻著想的緣故，為避免繼續增加無謂反彈，這才維持上架。
遺憾的是，余教授在前年——二零二一年的八月一號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寓所辭世，享年九十一歲。本書在去年五月在台出版發行，也正好紀念他的離去。願他老人家盼望、關切的台灣海峽，不會爆發預期中的戰禍。
本書多數內容是余教授在九零年代至今接受平面媒體訪談的內文，多數是主持人跟他的對話、有的是主題式觀察與思想的闡述，在此節錄幾份，供作參考：
民主與獨裁對照
余教授的敘述非常淺顯易懂，大意如下：民主是最平凡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下的領袖往往也是很平凡的，偶然出現一兩位高瞻遠矚的人物反而是例外。民主制度也無法保證決策永遠正確，造成失誤的機會、原因還比較多。
但是民主是一種開放的制度，具有隨時隨地自我矯正的功能，因此透過長期的觀察，它帶給人民的災害是較為輕微的（防弊性最高）。（p.70）
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期盼民主還有一個背景：民主可以使政權的轉移避開兩千年來「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人民不必再因王朝的興替而備嘗戰禍的痛苦。本世紀中國「一黨專政」的事實，也只是改朝換代的餘波。
對於李登輝時代早期的台灣民主，余教授的評論是：理想主義精神的薄弱！為何？民主作為政治原則，比起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更加重要。民主作為一種貼近人性的生活方式，它體現的價值觀是寬容、開放、多元、不趨極端、富於同情心等，所以民主社會往往也應是最具人情味的社會。但是台灣的政客乃至於高級知識份子，則似乎把民主理解為人數的操縱，一切權位都可透過簡單的多數決獲得。對此，我們不需要譴責政客趁火打劫，因為這是他們本質，但是高級知識份子的無識與譁眾取寵，則是對台灣未來發展的一大隱憂。
關於天安門事件，余教授提出一個筆者從未得知的看法：天安門事件為首的民主運動固然失敗，但是卻發生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加速了蘇聯與東歐世界共產主義的瓦解！天安門事件，應該說天安門大屠殺，不僅揭露了北京屠夫們的殘暴本質，更重要的，它使全世界都認清了中共政權的殘暴本質。
六四之後，一向同情共產革命的美國知識界再也沒有人公開說中共代表「人民」、「無產階級」或「農民」政權了。在余教授本人的觀察來看，西方人道主義的傳統在歐洲扎根似乎更勝於美國；為何？一九九零年余英時教授訪問瑞典，遇到歐洲各國的史學家，事隔一年仍對天安門憤慨不已，瑞典學術界的領袖甚至開始策劃，要建立一個國際性組織，以長期支援因六四屠殺而被迫流亡的知識份子。這一天，電視上一再轉播香港萬人燭光遊行的動人場面。余教授認為，這就是歐洲人至今不忘六四的證明。
談到天安門事件後，余英時教授似乎動了感情，他繼續補充道：他在美國時，碰到一位親戚來美探親，恰巧告訴余教授她親眼看到的另一個鏡頭。她是一位醫生，抗戰後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至今仍是黨員。她說，她服務的地方是北京一家小醫院，六四那天她的醫院中抬了好幾十個中彈的傷者。她和同事曾全力加以搶救，可惜沒有成功案例，全部死亡。為何？原來戒嚴部隊發射的都是「開花彈」，打中的都在體內爆炸了。醫生們開刀後，一個個都垂頭喪氣，束手無策。這是有關天安門屠殺的另一個消息獨立來源，恰巧可以為這對比上一個註腳。
談統獨之利害
關於這個藍綠糾纏不休、台灣敏感的政治問題，也是國家未來的走向？余英時教授怎麼說？
余教授首先提到，要認清中共政權「光棍」的本質。中共一貫立場是十分清楚：它要求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全面投降，自動降級為一個地方政府。其模式比照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不過在此期間稍稍寬大一點而已（如暫時保留軍隊）。
在余教授來看，「統一」與「獨立」對台灣而言都是政治自殺。畢竟中國（華派俗稱大陸）跟台灣的文化、經濟交流難以永久分離、切割。但是正常的政治關係，要等到中國也開始民主化才能建立。台北的政客不分統獨，似乎都假定中共在大陸的極權統治已安如磐石，永無動搖的一天。
但是余教授從歷史觀察則得出相反結論：天安門事件只是中共政權的迴光返照，它正面臨一場巨變——或說「和平演變」，或是暴力演變，都有可能。北京那頭政治老虎已經無足輕重。台灣「統派」不必妄想「入虎穴，探虎子」，因為虎穴沒有虎子了；獨派也不用刻意去「撂虎鬚」，因為那只會激起垂死之虎的反噬。余教授引用當年朱熹評論宋、金關係時曾說：「今朝廷之議，不是戰，就是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也有個硬相守底的道理」。余英時先生的解釋是：今天的台灣在不統不獨之間，也有一個「硬相守底」的道理。「硬相守」就是台灣必須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共識，走向一種「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道路。相反的，如果台灣內部不斷地進行原子分裂活動，其前景也未必可觀。（p.78）
至於中共內部演變？余教授認為：中共政權遠遠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穩固，為何？蘇聯崩潰時，已經七十多年，傳到戈巴契夫也第五代了。但是中共至今才四十多年（余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受訪），他們的領袖實際上還是第一代。鄧小平快九十歲了還在管事，中共政權尚未傳到第二代（從今年二零二三來看，習也是第四代了）。
台灣讀者不知道的是：毛澤東在晚年倒行逆施，結果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註：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毛澤東公開的威望垮掉了。毛澤東也想把鄧小平弄掉，但是沒成功，還是留在黨內觀察，這就是鄧後來復出的第一個根據。不是毛不想搞他，而是搞不垮。毛沒有想到，這樣反而增加了鄧的威望。打倒鄧小平，反而使大家對於鄧小平寄托希望。這就是毛去世後很快發生政變的原因。（筆者：以前聽過鄧小平受到中國共產黨核心元老們暗中支持，才能在毛死後不到一年剷除四人幫、迅速上台。原來如此？）
按照余教授的分析，毛澤東死後，另一個等待已久的強人就是鄧小平。鄧小平復出後，這個「黨」的機器還能正常運轉。當時大家對他的期望，如同四九年對毛澤東的期待一樣，以為中國出了一個救星。這其實都是老百姓的心理反應，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怎麼樣的政治。五代後唐明宗（李嗣源）夜夜焚香，願天上降下聖人，以安中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也有這樣的殘餘心理。
另外，所謂「強人」在此也有特殊意義，既王朝建立者或「革命領袖」，他們的成功不是一般的理性能夠解釋的，其中帶有一股神秘力量。也就是德國社會學家的權威：馬克斯．韋柏（Max Weber）所說的「Charisma」，具有感召、魅力的領袖特質與力量。中國人稱為「天縱英明」或「英明」，這種神秘力量是無法傳到下一代的。毛澤東無疑具有這種力量，但是到了鄧小平，已經打了幾成折扣。鄧以後的繼承人不可能具有此一特質了，故而才說鄧是最後一個強人。（p.93）
從歷史上來看，專制或極權的政權，是一座金字塔，塔尖端有個人坐，這個就是強人在位，這個強人不是一般掌權者。他死了，就可能出事。明太祖死後，燕王篡位；康熙死後，雍正奪嫡。這都是先例。
這個「黨」控制了每一個人。不用說，這個「黨」本身也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結構，一切都由塔尖上的「獨夫」發號施令。這是中國傳統所沒有的怪物（只有流氓的秘密社會稍微相近），塔尖上有風吹草動，不但全「黨」騷然，而且全國大亂。這也就是為什麼，毛死前還有鄧小平時代結束前夕，許多人都怕有「亂」的感覺。
另外，余教授認為中共不可能再發展出新強人了。鄧小平的如意算盤是：經濟放鬆、政治抓緊。但是這是停留在五零年代的算盤：那個時候中共正挾著勝利餘威，大家看不清楚它的真面目，如果讓老百姓吃喝好一點，大概都會心甘情願接受領導。但是八零年代的腐敗有目共睹，全無威信可言，這時經濟一放鬆，政治便抓不住了。抓不住的結果，就是一發不可收拾，導致八九年六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余教授指出，中共一元化的中央領導已經一去不復返。最初十年的改革使權力下放到地方，中央則是越來越弱。把五十年代中共政治局的人跟今天一比，即可見到其消長的狀況。極權體制也因為經濟改革而暗中出現變質（腐化也是一個因素）。這種局面怎麼出現「強人」呢？
不過，中共就算解體，也不會跟蘇聯一樣分裂成十幾個共和國，因為歷史背景完全不同。關鍵在於能否將「改革」從經濟推到政治、社會方面，逐漸脫胎換骨。如果仍陶醉在「黨天下」的迷夢中，則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1221內容補充：國共自身結構性問題決定勝敗？大中國思想是很壞的思想。）
國共自身結構性問題決定勝敗？
國民黨失利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余教授認為，國民黨的取向是城市知識份子，許多出身地主家庭，它沒有把土地問題看得那麼嚴重，或能說它沒有下定決心要解決掉這個問題，阻止農民跟著共產黨走。國民黨的基礎是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傾向於接受西方，向外開放。明末、清代沿海地區都向海外發展，才會在東南亞發展出華僑社群。孫中山本人等於一半是華僑，早年在香港、夏威夷受西方教育，對中國的東西反而知道不多。他的華僑身份是象徵性的，象徵國民黨繼承的是明清時期，沿海地區面向大海的文化。
(筆者：這好像就是川勝教授提到的「海洋史觀」)
因此，上海、南京一直到廣東，是國民黨的基本活動地區。至於內陸，山西是閻錫山，東北（滿洲）屬於張作霖、張學良，雲南、四川也是本地軍閥，只是表面上服從。國民黨無法做極權性的控制，從下往上把革命搞起來。
明清時期的沿海文化經濟活動雖然面向海外，政治控制確面向內陸，不願開放。這種傾向就是共產黨的繼承了。共產黨的根據地是陝北、井岡山。共產黨內部本來有兩批人，一批人周恩來、劉少奇，還有早期的陳獨秀、李大釗、李立三等人。這些都是都市知識份子，或是沒有唸好書，一開始就搞革命的知識份子。有些還去過國外，知道一點國際狀況。這一方接受蘇聯第三國際領導，基本上是搞城市暴動的，如南昌暴動。要講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到農村去發展。
農村是李自成、張獻忠的傳統，是毛澤東繼承的。毛澤東雖然在城市求學待過，基本上卻是鄉下人，農村取向的。最早發展是城市取向那邊的，毛澤東只能處於劣勢。但是到了延安，跟當地的高崗和劉志丹勢力聚在一起，他們有武力控制局面，那「二十八個半的布爾什維克」（1）回來也沒用了。
至於為何共產黨能完成革命？首先他們沒有顧忌，不代表中國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代表一個觀念，一個國際組織。等於一群劫匪，幾個人就能控制整棟大樓。再來它的意識形態可以吸引都市青年，有辦法在都市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就承認是學生幫他開闢第二戰場的。北京、上海鬧起學潮後，當時火車不通，共產黨到處破壞鐵路，南北運輸哪裡都不能運，農村的東西運不到城裡，把國民黨搞得一塌糊塗。國民黨要對外面，要代表一個國家，不可能兩邊作戰。尤其是美國要求的國共談判，對於國民黨影響太大了。
共產黨本來是不經打的，但共產黨有得是辦法，打不過時候就利用馬歇爾趕快調停，幾次就把國民黨拖垮的。軍隊不能這樣打一半停下來，要打就一鼓作氣。林彪花很大力氣拿下長春（2），守不住，後來又被國民黨拿下。但是國民黨沒辦法一直打到底，因為美國人在限制它。這也是中國特有的命運（以美國政府立場來說，如果提供武器不是對抗軸心國，反而用來打中國政權內戰，那麼就換政府倒霉，被國會大砍援助中國的軍事預算了）。雅爾達密約把東北交給蘇聯，這就完了（老蔣跟蘇聯談判也失利）。羅斯福想救美國幾萬人的命，不想到處作戰，希望蘇聯對日宣戰。結果蘇聯等到原子彈扔出去後才出兵，過幾天日本就投降了。然後整個東北都在蘇聯手上，先把所有工業機器都搬走，再等著共產黨過來，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沒辦法不敗。
大中國思想是很壞的思想
余教授認為，中國沒有建設出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國家。比如遵守國際公法，成為國際體系的一員，就會比較穩定。西方比較先進的民主化國家，法國可能民族主義多一點，英國少一點，因為英國是第一個現代化的。現代民族主義研究者認為，英國是最早成為他國羨慕對象。美國情況特殊，沒有必要羨慕英國。法國對於英國就是既羨慕又嫉妒。德國更是如此，把英國、法國都看成是先進的，既要學習，又不甘心，覺得有損尊嚴。到了俄國，則是把德國也嫉妒進去，現代化國家越晚建立，越有這樣的問題。
中國在八零年代，也曾對西方無限崇拜，但是八九年衝突後，民族主義重新振作起來，共產黨有意挑動，把原來的社會主義導向一種民族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納粹黨的那一套，也就是希特勒的國家主義。
民族主義跟國家主義的區別？余教授提到，Nationalism很難翻譯，有人翻成國族主義，有人翻成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同一回事。以德國來講，馬克思也想訴諸集體認同，但他是猶太人，雖然父母都接受了基督教，想轉換在德國卻得不到認同。身為唯物主義者，又不能回到原來的猶太教傳統，所以變成一個怪胎。用一種未來的概念「無產階級」，當作他的認同⋯⋯德國之前是浪漫主義，也就是強調德國文化有多高尚、種族有多優秀，發展到極致就是納粹。
中國民族認同是什麼？為什麼總是伴隨著文化危機？
余：中國一接觸西方，就覺得自己越來越不行。五四以來，中國也覺得自己不行。中國的確有問題，但這樣，民族主義很難發展，找不到可以認同的內涵。清末民初談「國魂」是受到德國跟日本的影響。還有「少年中國學會」毛澤東就是其中一員。歐洲當年有「少年運動」，傳到中國，政治上發展就是後來的青年黨。「少年中國學會」主張國家主義，可說是民族主義的團體。
共產黨講的是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偏偏國際主義是不可能實行的，所以它其實是靠民族主義。但是等到共產黨上台，民族主義變成不能講的，為何？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是落後的，應該被國際主義消滅。問題是民族主義根本消滅不掉，如果不利用民族主義，不能抗日仇外，共產黨就起不來了。
所以說，中國民族主義始終不穩定，跟現實是脫離的，只能變成被利用的情緒。（筆者補充：而且不像是西方社會那樣民眾自行發起、逼迫政府行動，都要靠政府黨派媒體來動員，相對被動很多。）
羨憎交織的民族主義與反台灣意識
從歷史上觀察，中共有形武力對於台灣威脅，遠不及它對民族主義力量的操縱可怕。這幾年中共一直有計畫的在東亞和世界各地挑起中國人的民族情緒，而且相當成功。從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九五）到第二次中日戰爭（一九三七——四五）這是中國民族主義最為高漲的五十年。在這段期間所匯聚的一切道德（以民族主義為前提）力量，竟能完全為中國共產黨所操縱！ 一九七二年日本首相訪問北京，向毛澤東表示以往侵華的歉意，毛澤東竟反過來「感謝日本皇軍入侵，使中國革命能夠提早成功！」這是他得意忘情的真心流露。
有兩則故事有很好代表性：第一、北大有一位教授，去美國有很好職業。但他聽說中共在長江扣留了英國石英號砲艦，興奮地引用毛澤東「中國人站起來了」那句話，立即束裝回大陸。第二，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梁漱冥對馮友蘭說：「中國進入聯合國，標誌著中華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處於平等地位了，這是我們在一、二十歲的時候就嚮往的。毛主席的功勞無論用什麼字眼形容都不過份。」（《三松堂自序》頁一六四——五頁）
這是什麼樣的心理呢？社會學家格林菲德（Liah Greenfeld）研究多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提出一個有趣的概念，叫「羨憎交織」（法文：ressentiment），羨慕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表達出來。這種心理是落後民族對於先進民族的典型反應。落後民族自覺它的地位，應該和先進民族完全平等的，但在現實中卻高下懸殊，因此一方面效法但好像永遠都追不上，另一方面則滋長著憎恨先進的情緒，想要打倒它。
十九世紀的俄國對於英、法便是如此，余教授進一步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生根與成長，得力於這種「羨憎交織」情緒的大爆炸。這個「羨憎交織」的情緒在現代中國更為強烈。中國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是百年來卻受盡「先進國家」的欺壓。中國一向師法「先進國家」不遺餘力，但又長期陷入渴望而不可及的挫折感之中。如果說許多中國人都有痛打外國人一頓，出一口惡氣的潛意識，大概不算很誇張。這就是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成為科技大國」，都可以看成「羨憎交織」的曲折表達。
（就問一句實話：難道統派支持者、華派陣營都沒有「中國很偉大、獨特崇高跟其他國家不同，不能受到欺負」這種極端又雙標的思維嗎？）
余教授接著解釋反台灣意識，他不認為「台灣漢文化」（本省）與「中華文化」（外省）之間差異大到可以被稱為兩個獨立民族。不過族群分歧的明朗化，呈現到理性論辯的層面上，遠比停留在暗潮洶湧時蘊含的危險更少。
至於「外來政權」的感覺產生？余英時舉例：一九四二年春天，蔣廷黻曾向友人表示他希望抗戰勝利後到台灣任主席，他的理由如下：台灣自甲午戰爭以來為日本的殖民地，戰時又受到許多破壞⋯⋯台灣光復後，政府有義務、有責任，好好的為台灣同胞服務，為頇顢糊塗的清廷贖罪。（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生平》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六七年，三七頁）
如果當時國民政府的「接收人員」能以「贖罪」心情來為「台灣同胞服務」，余教授他不相信台灣在過去半世紀發展出如此嚴重的族群分歧。
余教授最後再補充一點：「台灣獨立」的概念已經被中共加以無限的擴大。台灣放棄中華民國的國號固然是「台獨」，中華民國在國際上進行任何擴大空間的努力，甚至僅宣稱擁有台、彭、金、馬的「主權」都是「台獨」。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只要任何地方流露出半點自己是一個「國家」的意思，便不能免於「台獨」的嫌疑。「台獨」的概念放大的這種程度，請問今天在台灣的人，誰不是台獨？
（筆者我講一個笑話：1998年選舉台北市長，馬英九曾經跟李登輝前總統握手，高喊：「我也是新台灣人（New Taiwanese）！ 」如果連馬英九前總統都可以算台獨，請問你各位，還有誰不是？？）
曾經有訪美的學人對余教授說：中共當局認為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是「小台獨」，而沿用中華民國稱號的國民黨則是「大台獨」。那時候中共對於「小台獨」絕對不能容忍，對「大台獨」則暫時視而不見。今天的中共則是將「大」、「小」兩種台獨，併案處理了。
中共最狠毒之處何在？在於台灣只要露出了「台獨」的傾向，它就要動武。對於「台獨」一詞的解釋則完全由它作片面、任意的裁決。如此一來，台灣從官方到民間，人人自危，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話或行動都能成為中共動武的藉口。依照它的估計，在擺出動武姿態的同時，台灣內部必然互相指責，好像「錯誤」永遠出在台灣這一邊，中共那邊反倒是「被迫動武」，以維護「民族大義」。當然，它更希望台灣方面有人忍無可忍，索性宣佈「獨立」，那時不但台灣內部的矛盾被激化至沸點，而且它也「師出有名」了。（p.123——132）
早在一九五零年代，中共一口咬定台灣已為美國帝國主義所「佔領」。當時蘇聯的聯合國代表與周恩來一再做出此聲明。不過今天中共與美建交，又貪圖對美貿易之利的緣故，故改為「外國勢力干涉」。
在中共的宣傳下，整個台灣被民族主義者視為「西方」的象徵，因而成為中共的「異己」。一但這觀點流行，台灣現代化一切成就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等只有負面意義了。因為這個前提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台灣的「現代化」即是進入「西方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的軌道，因而越來越背棄「中國」，最後無可避免成為「中國」的對立面。
對照之下，希特勒的德國民族主義也是起源於「羨憎交織」。德國人把猶太人看成「西方資本主義」的象徵。德國民族主義者在沒有把握正式向西方宣戰之前，先以屠殺猶太人來滿足他們的「羨憎交織」的激情。以這點來看，台灣處境與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猶太人十分類似。 （p.133——135）
補充：余英時教授也提到，中國之所以學術落後的原因在於「先看立場，再下判斷。」還沒發展的概念立馬先打死了，不可能發展出任何真正的學問，因為「問」都問不得，甚至「不要問，你會怕」。
西方社會則是「先努力分析事實，再下判斷形成各自立場。 」因此學術發展十分蓬勃。就算因為經濟、社會變化緩慢到接近停滯，仍然處於領先地位。
（2）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中共領導第一次攻進長春。五月二十三日，國軍新六軍重新佔領長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