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 莎拉．羅斯 追蹤作者
- 原文作者： Sarah Rose
- 譯者： 呂奕欣
- 出版社：麥田
- 出版日期：2014/05/31
且看作者以我們的當事人主角－福鈞的介入，昔日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大清國的茶葉貿易之爭。
罌粟（Papaver somniferum）為鴉片原料，十八、十九世紀，東方國家常以鴉片作為鎮定劑。鴉片的種植與產地，是一七五七年納入大英帝國版圖的土邦：印度次大陸。在帝國勢力撐腰下，東印度公司獨霸印度的鴉片銷售。
中國則是曾經壟斷茶葉，茶有「液玉」美稱，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摘茶、採茶，運用炒青等程序製茶，然後批發出口，那就是中國。
東印度公司將鴉片賣到中國，收入用來買茶。中國則是將茶賺取的白銀，向印度來的英國商人買鴉片。這種貿易關係持續近兩百年。
以鴉片換茶不僅大賺一筆，更是英國經濟的命脈。英國政府每十鎊的收入，近一英鎊來自進口關稅跟銷售稅，總金額之龐大，相當於每人每年付出一英鎊。這個新興工業國家，就是靠著茶葉稅來支應各種必須支出。像是造橋鋪路、給公務員薪資等。鴉片也對英國來說同樣重要，印度是維多利亞女王皇冠上的閃亮寶石，統治印度的經費就是靠鴉片。
這些植物產品的三角貿易，推動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結構，英國也促成這些植物的種植、加工和販售：無論是印度罌粟還是中國茶，英國都要拿到好處。
十九世紀中期，清英關係降到冰點。滿清皇帝早在一七二九年「正式」禁止鴉片販售，卻未嚴格執行（值得注意的是，維多利亞女王也禁止鴉片在英倫諸島販售，此諭令大致上獲得遵守）。一八八二年至三七年，銷售量就成長五倍。
由於鴉片造成的內政治安、經濟問題嚴重；清廷上有人不滿於外邦人行為乖張。欽差大臣林則徐，奉命前往廣東通商港口，在一八三九年封鎖廣州十三行，要求三百名英國人交出價值六百萬美元（相當於今日的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鴉片，待鴉片交出，封鎖解除，林則徐令五百名工人在近三百萬磅的鴉片中加鹽跟石灰攪拌，傾入珠江。
英國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為了保住鴉片換茶的大生意，派軍宣戰。
在這場戰爭中，配備現代化蒸汽船的英軍，重創以木製帆船應戰的中國。清帝國慘敗後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新增五個通商口岸。英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進行低姿態的外交。相較於戰後中國在和約上的退讓程度，之前可說是毫無成果。
自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約西元１２５４－１３２４年）後，鮮少有西方人深入東亞社會。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的兩百年，英船只能在唯一指定通商口岸──珠江口的廣州靠岸，英人不得離開倉庫，許多人甚至從未見過就在一百八十公尺外，六公尺厚、七．五公尺高的廣東城牆。大不列顛帝國贏得鴉片戰爭，等於打開一條中國內陸通商之路，雖然只是開啟門縫。
增設五口通商後，英國商人夢想著將東亞內陸的華美絲綢、精緻瓷器與芬芳茶葉，賣到更多角落。商人開始構思是否能直接跟生產者交易，不再透過難以相處、抽成比例過高的仲介，亦即掌握廣東倉庫的行商。銀行家想像中國有眾多富人、豐富礦藏、作物、植物和花卉。彷彿到處都是待價而沽的商品。
然而鴉片戰爭後建立的秩序並不穩固，英國政商界擔心，中國皇帝失了面子，恐將允許中國境內合法生產鴉片，打破英國壟斷罌粟的局面，造成競爭壓力。
倫敦市遂出現新的聲音：英國有能力確保茶源，也必須這麼做。曾追隨威靈頓公爵（１７６９－１８５２）和納爾遜勳爵（１７５８－１８０５）、參加過特拉法加海戰、滑鐵盧之役的勇猛大將亨利．哈定（１７８５－１８５６），在他擔任印度總督期間，曾警告英國必須防止中國挑釁，鼓勵在印度種植茶葉。
茶符合智慧財產的一切定義：運用中國獨有且極力保密的配方與製程，生產具有高度商業價值的產品，賦予中國龐大的競爭優勢。因此，英國渴望能掌握在手。
英國需要的人，就是本書登場的主角羅伯特．福鈞（Robertfortune）。
一八四二年，兩國和談消息傳到皇家園藝協會，這是派遣探險人員進入中國的良機，發現植物原料並加以運用，已是英國公認第一要務。
令人意外的是，由於福鈞缺乏家世背景，學會只給他年薪一百英鎊（約今日的五千英鎊或一萬美金），他出身貧困，甚至不得不哀求才能獲得自保武器。當時有地位的植物學家，探險所用的槍枝通常是自行購買。
福鈞的起點為當時英國最新的殖民地──香港。那時正值一八四三年的颱風季，他說這個地方「滿目瘡痍」，空氣不佳、四處瘴癘，致使歐洲人衰臥在床。「我認為，要讓香港成為貿易重地，恐怕毫無指望。」他沒寫下其他預言，繼續往最北的通商口岸上海航行，期間遭遇颱風，親眼目睹三十磅重（十三公斤）的大魚，從海面被拋進船尾的天窗，將窗框砸的粉碎，破窗而入。在中國內陸蒐集植物的期間……他曾遭竊、追趕，甚至被暴徒以磚塊砸頭。「我一時無法動彈，只能倚牆喘氣，設法恢復神智……然而這幫土匪趁機包圍我，搶走幾項日用品。」他寫道。
福鈞除了一絲不苟的紀錄田野觀察外，也以日記寫下他的經歷，關於中國遇見的奇人異事。他寫過僕人和口譯，也寫過官吏、商人、中藥師、畫家、園丁、漁夫、和尚、妓女、街頭小販等。他在一八四七年返國時，出版《中國北方三年行》（Three Years' Wa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詳細說明豐富的地理與園藝資訊，也略有提到中國的人文社會情形。
起初，他以殖民者的姿態高傲看待中國，把這個國家描述成「破爛的中國小屋、棉田和墳墓。」他和許多西方人一樣，自詡為帶來西方生活型態的傳教士，嘲笑中國人的優越感。他相信，歐洲人應該以自身為例，讓中國人瞧瞧：「『開化』的中華民族，若窺見我們舒適與精緻的生活，肯定對『蠻夷之邦』稍微另眼相看。」
然而三年後，他的看法溫和多了。畢竟要完成任務，非得跟中國平民密切接觸不可，也因此看出人性的一面。例如說，像是福鈞這種西方人，很難靠直覺了解中國人的「面子」。所謂的面子是靠每一回的人際互動，為一個人帶來聲譽。
在中國，人我關係乃是相互的義務來決定（無論雙方地位是否對等），每個人都活在責任與社會互動（所謂的「關係」）所構成的網路中。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關係是家庭，接下來是從家庭延伸而出的關係。
「面子」會表現一個人在此網路中的地位，中國人會藉此評價這個人有何義務，包括他要遵從那些指令、施予那些恩惠、何時懇求、何時道歉。兒子在父親面前可能表現卑微、員工或學生要對主子或老師鞠躬，但父對子、主對僕、師對生也有一套明確責任。（筆者囉嗦：這描述也太精準了一點？）
無論面子與關係是如何呈現，都是中國生活無法擺脫的面向。至今仍是中國社會構成的重要元素。而社會關係則會決定一個人受到多大程度公平對待，與遭受多少歧視。許多農民面子不夠大，就無法得到財富、正義或自由。一個人滿足社會義務就會得到面子，反之則會丟臉、地位也會下滑。
面子是一種典型的儒家觀念，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社會深受儒家觀念影響，認為百善孝為先，一個人無法光宗耀祖，就不算有成就。
來到中國的異邦人不處在關係網路之中，沒有預設責任與社會資本，無法以任何方式來代表他們的面子。許多外國人會巧妙處理自己外來者的身分，提供禮物和好處給官員或上位者，並與中國人建立關係，明白僕人不僅提供服務，還必須提供金錢之外的報酬，像是尊重和榮譽。
不過，作者觀察發現，福鈞不太重視中國社交細膩的層面，忽略這些細節，也徒增不少與僕人的衝突。
福鈞在中國旅行的幾年，雇用的僕人小王，出身於安徽省一個兼職採茶的書香世家。因為他要跟著主人同行打點一切，於是主動幫福鈞創造達官貴人身份、為他假造重要人脈，增加主人的面子（他自己的地位也連帶提高）。小王甚至代替福鈞行賄與講價，不僅能得到實質好處，也能增添面子。
福鈞可能以為，小王這麼做只是為了私利，又會影響探險行程的效率。他不明白，仰賴這些人讓他們覺得有面子，也不知道一旦給予他們自豪，感到尊嚴跟地位提升之後，這會給予他們多大的激勵力量，做出以前不敢行之事。
在小王的帶領下，福鈞以假身份混入綠茶工廠，專心觀察製茶的過程並勤做筆記，偶爾才問小王或領班幾個問題。在他的發現下，不僅知道了紅茶綠茶不過是同一種茶葉的發酵程度、工法不同。也揭露了中國茶商們，為了滿足西方客戶的需求，直接在茶葉上添加普魯士藍、石膏，顏色一致又好看，原料也相當便宜。
但是造成的副作用相當可怕：氰化物被人體吸收，與細胞的鐵結合，干擾酵素的吸收。還會破壞有氧呼吸組織，像是心臟和肺，高劑量會造成抽蓄、昏迷甚至心跳停止導致死亡。所幸普魯士藍是一種複雜分子，正常下不太會釋放氰化鐵，可從人體排出。
石膏可以影響人體的神經系統，眼睛泛紅、喉嚨發炎、噁心、呼吸急促甚至肺積水。長期暴露會造成失憶、疲勞、頭痛、易怒和暈眩。
由於中國人自己不喝加色素的茶，也無從得知這些症狀。福鈞後來於一八五一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中，展示出這種綠茶染料。雖然這是非法侵害客戶的行為，應不是刻意害人。卻也說明英國非得學會自行產茶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