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前會跟你說，你要把握機會，有些是當你失去了，你會後悔莫及。但對小時候的我來說，什麼是機會也不知道。機會，是天掉下來的嗎？真的有些是我一旦得不到，以後就永遠沒有彌補的方法嗎？然後稍微長大之後，就會發現，有些事件，只會發生一次。一旦錯過了這一次，日後即使花盡洪荒之力，也未必能夠再次構築一次相近的來比擬。剛剛就發生了一次，只有半個小時做決定，要不要參與活動，而結果絕對使自己滿意。
微生物學教授袁國勇近日獲得了2021未來科學大獎的“生命科學獎”，褒揚他於2003年控制沙士疫情的貢獻，以及相關研究對COVID-19提供寶貴的抗疫經驗。其中，一隊攝製隊從北京遠渡而來，採訪袁教授，希望能夠作更深入的了解。因為袁教授是我校何鴻燊天文觀測站的大金主，攝製隊冀望能在那裡進行採訪工作，記錄天文如何啟發袁教授關於微生物學的領域。當然，他們也想邀請幾位同學，經過溝通，明白師兄和師弟的傳承和鼓勵的作用。我在兩點半左右收到消息，當時正在溫習，然而消息指他們四點半就會到達觀測站。那個觀測站位於大潭，離家裡有一個小時的車程。因為要預早準備，所以三點就要出門了。當時我面對的是一個兩難：整個星期難得有兩日可以溫習，因為功課比較少，所以溫習什麼也沒所謂。然後更加驅使我不參與這個採訪的是，我並不是什麼核心委員，平日甚少參與活動，如果要協助重要事務的話，甚至會幫倒忙，例如我還沒碰過那個16寸天文望遠鏡，因為那個是由電腦操縱方向的，如果一個不小心，可能整個望遠鏡也會撞到天幕，那就報廢了，我賠錢嗎？傾家蕩產也賠不起。所以原本已經快要打消念頭了，直至後來想想，人生中有多少次機會可以一睹袁教授的真身呢？我並不是精通醫學範疇的，日後選擇的科目也大致與醫學無緣，即是很大機會不去就沒有下次了，有下一次的話都要付出倍蓰的努力，也不能夠保證有機會。更甚的是，這次是近距離交流，並不是只有單向發言，沒有互動的講座形式。這個與之前的“與香港同行”活動性質相似，也同樣是非常罕有的經驗。想到這裡，我就立即換裝出門了。
為什麼會選擇在觀測站裡做採訪呢？因為袁教授就可以分享他在學生時期的經歷，如何使到日後投身杏林，再在微生物學取得驕人的成就。當中談及袁教授對於天文學會的日後去向，提出可以補助車費來吸引同學參與天文活動。我就覺得成效不彰，最重要的還是他們對於天文學的興趣和初衷。因為硬件方面是數一數二的優秀，而學校活動的自由風氣一直盛行，所以我希望的反而是做好宣傳部分，使更多人打穩對天文學有熱忱的根柢，從而傳承幾十年來學校天文學會的傳統。我自己也感謝學校有兩個重量級的大師兄（另一個是已故的何鴻燊），支持學校的天文學會發展。當然，最有意思的是傳媒問我對袁教授的看法，我自己就很誠實的說自己的興趣並不是在醫學，但袁教授對研究的堅持，或多或少對我學習的態度有正面的影響，奠定日後成就大業的方向。最後傳媒希望袁教授能夠示範耍太極，我們便到了幾百米外的大潭篤水壩下，攝下他的英姿（政府專家耍太極好像不太正面）。總之一個小時就這麽快過去了，大致也知道袁教授即使工作忙碌，不過百忙之中也會關心學生的發展，畢竟他也知道，兒時的全人發展，隨時左右日後的發展事業。
還有一個想提及的，就是其實我們天文學會是有群組的。會長、幹事全部都因為各種理由推辭，幾乎是要已經成為大學生的師兄一人獨立承受壓力。需要知道，採訪之前，也需要整理觀測站。誰會想展示一個凌亂的地方給貴賓呢？一人打理整個站簡直是天方夜譚，而實際上比我還有空的人，因為政治原因（大陸來的採訪隊）、勢利原因（想要袁教授請吃飯才去）、還有純粹的慵懶（編個藉口不去），推辭了這個邀請。即使眼見多次協助統籌的大師兄純以義務，扶持這班同學，一起吃飯、一起工作、一起溫習，築起友誼，引以為傲的兄弟情，但每一次大師兄肩負重責時，每每立即退縮，一聲不吭，以沉默來等待師兄出醜的滑稽，實為職場司空見慣的歪風。所謂的“共患難”、“赴湯蹈火”，走到最後的往往是不被察覺的邊緣人。疾風知勁草，願在大事中尋找真正的同路人。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