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公與私倫理之辨
黃文雄先生認為，漢民族是非常重視人際關係的實利主義民族，其社會倫理的核心課題是個人親近家族。所以，其道德是以君臣、父子、夫妻為核心，關心的課題是個人ｖｓ個人的利己主義道德規範，卻欠缺利他精神。忠孝也是，雖然屬於道德實踐，也終究偏向以個人為核心的利己主義。（第八十頁）
針對中國儒教，日本曹洞宗的創始人道元禪師有一針見血的批判，「佛陀不擇時所，與眾生各立同一境地，唯盡力救濟眾生耳，孔子之說則無此」。
賴肖爾博士指出，日本近代化成功原因之一，乃是在於日本倫理學是目標志向，達成目標的價值更勝一切。相對的，中國社會之所以停滯，乃是中國倫理學是身份志向型，人們只關心自己能否出人頭地，在社會上以什麼身份過活、如何飛黃騰達。關心與個人未必相關的特定目標、價值觀理想上如何實踐，反而被當成是異類。（同第八十頁）
「忠」是「公」的倫理，「孝」乃是「私」的倫理。漢民族自古清楚忠孝難以兩立，但儘管如此仍一味鼓吹忠孝倫理。（同第八十頁）
平重盛（一一三七～七九年，平安時期武將）也說「盡忠則不孝，盡孝則不忠」。中國人鼓吹忠孝的同時，通常強調要以「孝」作為最高道德律，以孝為優先。韓國人對此也無差異，甚至更強烈。（第八十一頁）
當然，日本也有「孝」的倫理，只是內涵跟中國差異極大。
中國《孝經》強調「孝者初仕於親，次仕於君，終於立身。」
「立身」乃「孝」最高目標，受此影響，中國奉公的觀念偏利己性，大部分人被綁在家庭的束縛中，更何況「忠孝難兩全」，兩者一但衝突，勢必二擇一，但韓國人更多比中國人選擇盡孝。比如常有軍事將領回去「守孝」，放棄作戰任務，直到二十世紀初「日韓合併」（一九一零年），仍有部隊統帥服孝慘敗的例子，最著名的是一九零七年，韓國義兵最高統帥李麟榮離開前線奔喪。
反之，日本文化支柱乃「武」的文化，以武做為倫理基礎的文化，更重視「公」的倫理，忠優先於孝。武的倫理與忠的倫理結合，成為日本人精神文化的基礎。
黃先生認為，西洋的loyalty與日本人的「忠義」頗為類似，基本精神乃是封建領主與騎士的經濟契約，是在give and take關係上建立的社會倫理。武士道和騎士道分別由「忠義」和loyalty發展而成。（八十一頁─八十二頁）
再來提到印度，印度並無中國講究孩子單向孝順父母的倫理，也沒有「孝」的觀念。在印度親子倫理規範乃是「愛」，而且是相對性的概念，不講求絕對的付出。他們有「戒」（sila）的概念；佛教有「五戒」說法，也和漢人的五倫不同。
原始佛典呈現古印度存在主奴的權力與義務關係，主人對於奴僕必須「五仕」，奴僕對於主人必須「五愛」。漢人文化並沒有發展出類似倫理。
一般性倫理規範，印度人認為奴僕對主人盡忠理所當然，但主人也須愛護奴僕。
原始佛教提倡「敬」、「仕」的概念，認為主人必須以崇高精神看待自己對奴僕的義務。和佛教相反的是，儒教道德強調下對上的絕對服從。所以，從儒教思想去理解佛教的「慈悲」與「愛」的概念，會完全誤解。漢譯佛典便是將上對下的的「敬」、「仕」竄改成「教授」。
更有甚者，中國人發現佛典完全沒有闡述漢人最重視的「孝悌」，滿足特定政治目的＆文化價值的造假傳統又跑來了！他們刻意偽造《父母恩重經》與《大報父母恩重經》，在印度完全找不到原典經文的造假創作。（第八十三頁）
（筆者補充：曾經在住家附近菜市場，曾經看過有人散發這種恩重經的小冊子，內文都是只要一世當過父母子女、千百世輪迴也要無條件報恩的極端概念（先不問轉世能否遇到）……甚至攻擊說男人侍奉父母臉無喜色、進入妻子房間出現趣態神情為罪惡＝＝＝真的有病，中國特色的道德。）
印度人認為尊敬父母很重要，但只限於在世。人死後靈魂歸處，是以「業」人的內在心理與生命能量、外在行為等等加總後，產生因果律來決定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業，由於這個機制自生命誕生就會自行運作，凡人無法也無須干涉（１）。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人也是認為只須對活著的父母盡孝。
但是，因為中國人認為父母去世後仍須對其盡孝，道教才會有「太乙救苦天尊」這種神明，道士協助做法，打破地獄救出亡者。
此外，佛典並無關於「忠孝」的詮釋。（同八十三頁）
孝道在中國倫理學上之合理性
黃先生認為，中國人堪稱是全世界最世俗化的民族，信仰心非常薄弱，但是他們卻特別重視「孝」，甚至可以說對於中國人而言，「孝」已經是宗教。而且，孝順的倫理觀在中國已經形式化、形骸化，就連父母喪禮也極端注重外在形式。（第八十五頁）
宗族制度又稱為「宗法家族制度」，是經歷數千年歲月固定化的家族生活模式，背景條件是農村。農村生活特別是農業生產，當然不可能一個人完成。若無奴婢家丁、或跟大戶人家一樣雇用佃農協助，就得全家團結努力，因此宗族非常重要。
中國很早就形成這種以家族為單位的國家，「國家」正是家族擴大而成，著名的社會科學家馬克思．韋伯稱為「家產制國家」。中國人所謂國家，即是「國」，也是「家」，非常傳神。中國歷代王朝也是如此，只容許一個家族、一個姓氏掌控天下，因此每次改朝換代才被稱為「易姓革命」。（同八十五頁）
中國人的家族關係是，一個人飛黃騰達，整個家族都必須沾光；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或「一人得道，九祖升天」講的就是這種高強度裙帶關係。不過相反的，「一人有罪，誅其九族」，政治上犯罪，嚴罰牽連到撲殺、剷除掉其家族勢力的程度，更勝於其他同時代的封建國家。
家族榮枯盛衰被綁在一起，這是中國歷史發展鐵則，個人幾乎沒有自由生存空間。這種社會模式，即使在實施改革開放的今天，也有號稱「太子黨」的中共高幹、黨國組織官僚家族尤其是革命元老之後，倚靠特權企業大撈特撈。
黃文雄先生表示，他唸小學的蔣介石時代，台灣社會不斷灌輸「總統是我們的大家長，軍隊是我們的家庭」，此類軍歌到處傳唱，一般民眾都能朗朗上口。台灣群眾至今仍有總統是全民「大家長」的概念。就邏輯運作而言，家長是家族領導者，為了有效整合、領導家族，就必須強調「孝」這個德目，當作家族成員的生活規範。當一家一族之主成為王侯或天子，「孝」進一步擴大為「忠」，忠君愛國成為全民生活規範。（第八十六頁）
（筆者我在此補充：這套忠君愛國的思想作法，比起舊日本帝國時代，將傳統神道改為國家神道，神道教變成國教。根據神道信仰的神話傳說，日本天皇乃是地位最高的太陽神──天照大神的長子，全體日本國民也被視為天照大神的子嗣，必須服從長子盡忠……中國國民黨的作法，竟跟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作法如此接近雷同！？）
與此不同的是，日本人最重視「忠」這種公倫理（２），而不是「孝」這種私倫理，也就是忠優先於孝。此外，「武」的倫理與「忠」的倫理結合，成為日本人精神文化的基本原理。（第八十七頁）
日本文化發展與中國類比
但凡國家成立之際，政權都會宣示一些理念價值觀，標榜為治國的理想。例如，日本的聖德太子（西元五七四－六二二年）就宣示以「和」作為治國的根本理念。儒教倫理後來傳入日本，以「仁義禮智信」五常之中的「仁」取代「和」。但在日本人心中，「和」仍舊還是比「仁」更重要。為什麼呢？
「和」乃是以佛教思想為基礎，比儒教倫理思想更深入日本人內心，是日本自大化革新建國以來最重要的社會原理和倫理基礎（ethos）3.。
在此理念下，社會所有階層，包括政黨、工會、企業、學校、宗教團體、學會、校友會乃至於社區運動會、運動俱樂部、球隊、家族等，「和」都被視為基本原則，日本文化也因此形成特有的集團主義。
要「和」，當然得公平、平等。日本人不喜歡個人突出於團體，日本俗諺「露出木板的釘子一定會被打下去」，顯示出日本人重視持盈保泰，不愛出風頭。為了公平與平等，日本也不強調菁英教育。（第一百三十六頁）
不論公司治理還是人才養成，日本人不太強調能力主義，而是排資論輩。黃文雄先生認為，戰後日本企業實施的「年功序列制度」（九零年代經濟泡沫後逐漸廢止）。各社會團體乃至於企業公司內部，避免過於激烈的實力競爭，喜歡以商量方式解決問題。過程中，重點不是領導人獨斷，而是長老發言。長老負責整合歧見，作出定案，是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主義。
聖德太子在其擬定的「憲法十七條」當中強調「大事絕不可獨斷，必與眾論之」，將主政者不可獨斷獨行，加以書寫明文化。〈第一百三十七頁）
黃先生認為，因為這項文化特質，日本人比其他民族更加寬容，對其他人充滿了同理、同情的慈悲，戰後的日本人似乎忘卻這項特質。
支那─中國則是自孔子以來不斷強調「仁」，但這個國家其實是全世界最殘虐的文化民族，《史記》等各王朝史書都不例外，充滿殘酷殺人的記載（蒙古裔的日本歷史學家楊海英則稱為「中華嚴罰思想」）。老子所謂的「大道廢有仁義」完全講到痛處。若所謂「大道」是依循天地自然之理，顯然中國人自古以來都背道而馳、形成一種反自然的傳統。（第一百三十七頁）
雖然自南北朝開始，佛教因戰亂開始流行興盛，至鮮卑系隋唐兩代，中國佛教信仰規模、影響力達到巔峰；宋代還形成極有特色的禪宗，但佛教最重視的慈悲，卻未曾進入民眾內心。中國也不像日本、泰國、緬甸等國家一樣，將佛教的教義、儀式融入大眾日常生活的文化觀念，使得人人都能在生活中實踐並反思佛理；而是在明清兩代，被所謂的釋道儒三教混合大雜燴（戰後台獨作家李喬稱「傳統雜燴教」），給執政者混淆定義、淡化影響力了。
反之，日本禪宗卻完全繼承佛教最根本的慈悲精神。（第一百三十七頁）
熊澤蕃山認為，日本是一個「仁國」，但其定義與眾不同。
「所謂仁國，如何定義？我認為，仁國之人應好武，因仁者必定是勇者，此乃自明之理。」（《蕃山禪宗》第一冊）
筆者補充：就算是在日本，也意外跟古希臘哲學家一樣，認為「勇氣」才是道德的大前提。如果沒有勇氣，看到不公平、不正確的事情，又怎麼會上前干涉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甚至到了不得不抉擇是否大義滅親這種程度，靠的不僅僅是血氣方剛，更需要大無畏的勇氣來作後盾。
前述熊澤蕃山的「仁既武」的理論，也是認為，戰爭仍須遵守「仁」的理念，黃先生認為，這是日本獨有的思想。
在日本，窮凶極惡乃至於犯下很大過錯或戰敗者，只要切腹自殺謝罪，就能被原諒。日本人認為，沒有過錯大到「萬劫不復」不能被原諒的，黃先生評價，這實在是令人敬佩的想法。（第一百三十八頁）
相較於中國，日本思想家中村元指出，《論語》主題是「禮」，不是「和」。因此《論語》的「禮之用，和為貴」不太可能是聖德太子的思想出處。孟子雖然也提到和，卻只強調君臣關係，而非跟聖德太子一樣推廣到全國整體社會眾人身上。
聖德太子重視「和」的重要性，在他的憲法十七條中第一條說明：「以和為貴，不宗忤逆之事。人皆有黨，達者亦少，是以或不順君父，或有違於鄰里，然上下和睦論事和諧，理自通，何事不成？」（第一百三十九頁）
(新增補充)：當然，並非只有日本人重視「和」，和聖德太子同時代的古朝鮮，有一位元曉（六一七～六八六年）也提倡「和」的主張。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為了平息教會紛爭，也提倡「和」的重要性。西元前三世紀創立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征服後推廣佛教，也強調「和」來解決臣民之間的衝突對立。
中村元針對「和」有如下定義：「所謂和，主要作用是部落對立之際，可由此產生超越對立、團結的基礎。這也是一般國家乃至於極權國家得以成立共同體的原理。」
日本思想家和辻哲郎也提及，聖德太子所謂「上下和睦」，並非集團內部下對上單方面的服從，如此看法值得注目。而且共同體組成原理的「和」由聖德太子制定憲法，詮釋成社會倫理的根本法則。以社會科學的理解，「和」就昇華成為了秩序的基礎、國家存在的理由。（第一百四十頁）
因此，當「和」不僅成為日本政治原理，也成為社會成員彼此互動相處的方式；達成理想並組成國家，日本人才能因此驕傲自稱是「大和民族」。
戰前日本文部省針對「和」也有如下的敘述：「我國所重視的和，根本精神在於承認整體之個體的存在，個體生存妥當，整體當然有所發展，這才是真正的大和。」（第一百四十一頁）
以筆者我用社會學來看，日本的集體主義，是一種能夠包容個人主義存在的特殊集體意識，不得不說不論是在亞洲還是其他國家地區，都是一種獨特。
筆者感想：中國常常自稱「以和為貴」，但是真正崇尚並實踐「和」的國家，怎麼看都是日本國更有資格。
（１）：這段解釋由於作者講述太過籠統，另外參考《薩古魯談業力：一個瑜伽士關於改變命運的教導》的說法。網址：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31224
（２）：關於日本文化公私分明的界線區分，參考《日系哲人總統李登輝》
〈３〉：ethos（本性、精神）指特定文化的本質與精神。希臘語的意思是性格與習慣。十九世紀韋伯從社會科學角度給予定義，因此也是社會學重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