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筆者＝寫作本篇文的本人我）
杉山正明這本書有三個目標：一、推翻過往史家因為自身（種族的、文化的、民族主義的）情感而對蒙古的汙衊；二、挑戰知名學者華勒斯坦的著作《現代世界體系》帶有歐洲中心觀的世界體系理論；三、重新讓世人理解蒙古帝國實質上帶來的改變與貢獻的意義。
在此同時，作者也不忘嘲諷某些歷史迷信的偏見觀念，按照今日的狀況，應該都涉及了辱華
傳統史家對於蒙古人的形象描述，都是粗鄙無文（野蠻又愛破壞文化）、殘忍無情（慘無人道血腥屠殺），經過的地方如同帝吧出征，寸草不生，將看到的一切文化都破壞殆盡，造成了東亞、中亞、俄羅斯、伊斯蘭文化的千年浩劫與大破壞，西亞更陷入沙漠化…等等族繁不及備載。（網路內容農場中號稱屠殺一億人口等等更不用提）
但是事實真是如此嗎？就算引用知名的馬可．波羅敘述「行在（杭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最頂級的城市。這裡可以享受到各種樂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處天堂。」這樣的引文，也只會得到反證。杉山博士也表示，就算不引用馬可波羅，一切同時代的漢文典籍史料，都顯示杭州自南宋時代至元代始終就是罕見的巨型繁榮都市，指稱蒙古人對中國文明帶來強烈打擊？顯然無法從自身歷史事實中加以證明。
問題就在於這個「深信不疑」，從事歷史研究之際，沒有比這個更麻煩的了。
更惱人的是，結論一旦形成，就頗難加以訂正。（可以想像作者的嘆氣ｗ
杭州城的實際狀況
西元一二七六年初，在伯顏（Bayan）率領的蒙古軍隊無血開城下，作為滅亡一方的南宋，年號是德佑二年，攻克方的蒙古忽必烈政權，則是至元十三年。
與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蒙古軍隊完全沒有掠奪杭州市街。少數的流血，卻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外，有總計四十萬人的軍團駐守，面對南宋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方針，一部分擔心日後生活得不到保障的首都部隊引發暴動。他們對於蒙古進駐一事既軟弱又無能，對南宋朝廷卻轉為強勢態度。（怎麼覺得很眼熟？）軍隊幹部跟通通贊成投降的高級官僚一樣，熱衷於自身性命的保全。「征服者」蒙古兵臨城下之際，想辦法和平開城的一方，還有對以此主張不滿者的衝突，就是內鬨。
反叛軍遭到鎮壓，另一方推戴被稱為少帝、恭宗的趙昺兩兄弟逃出杭州，企圖東山再起。在這場混亂中，南宋士兵有些份子擅闖杭州民宅，放肆地進行強盜、掠奪與強暴。
立場上屬於征服者的蒙古軍，卻是紀律整然地入城的。蒙古軍為了維持治安，令杭州市內家家戶戶在門前貼上全部家族成員的姓名，並禁止夜間外出。
有一部分中國史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刻意的干擾。但是，蒙古軍隊如果不慎重地管理杭州城內外，局勢究竟會如何？那是很容易想像的。
這樣的一個無血開城，在中國（東亞）史上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一般來說，東亞史上若是被某個王朝或政權以武力消滅，一定會變成非常悽慘的事態。從表面上來看雖然很容易把中國史當成是以士大夫或讀書人為中心的柔性優位世界，但是跟日本列島或朝鮮半島的歷史來比較，中國史才是一個治亂興亡中激烈與剛性力量至上，甚至達於異常的世界。
現代法國漢學的代表謝和耐指出：「與一般所相信的相反地，中國歷史在人類歷史中是其他國家或區域無可比擬之衝擊性事件之連續，是最沾染血腥的歷史。」作者也深表贊同，認為這是難以否定的。
（筆者話：也就是中國史高度的暴力程度得到漢學專業認證？）
與此不同的是，一二七六年蒙古進駐杭州，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是「接受」。其後蒙古接受了宋國舊領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之地），大致上也是一樣的。
這樣一來，漢史觀千律一篇的「歷史」就不成立了，蒙古是「蠻族」，不破壞「文明」就於理不合。
但是實際上杭州城的改變呢？杉山教授從世界史角度來看，歷代中華王朝有個特色：超、級、集、中！ 具有跟世界其他區域相當不同的特殊政治制度傳統。與其他城市相比，只有首都大得不自然。
首先會有數千人的「中央正式官僚」和作為其接班梯隊的「太學」生，外加約三十到四十萬的首都軍團駐屯。正式官僚是指從正一品到從九品的「流內官」，其下還有不具位階、負責種種實際事務且人數龐大的吏人們，稱為「胥吏」。
光看官僚、太學生和胥吏，再怎麼低估有二、三萬人起跳，再考量到各自家族，數量就會更驚人。別忘了還有天子及皇族，還有後宮佳麗與宦官等，侍奉於貴族的各種宮廷雇佣……光是合計以上人群集團，人口就超過了五十萬！
在蒙古完成接收後，王室、宮廷、中央朝廷都從杭州消失了！但是杭州仍能維持繁榮，是怎麼做到的？
為了避免動盪，蒙古主要著眼在沿用南宋國原有機能，盡可能避免人心動搖或人口流亡，藉由規劃的安定化政策，讓多數舊官吏官復原職，不論是各種軍事、行政、經濟或宗教部門。
原先駐守在杭州的士兵紛紛向蒙古投降，被蒙古收編後派往遠征日本等亞洲各地戰線上。在第二次元日戰爭的弘安之役中，從江南乘船出發據稱人數達十萬人的大軍團，大部分都是這些人組成。
然而，蒙古治下的杭州卻持續了繁榮！！！ 超出中國框架遠自世界各地而來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而來的空前繁榮，甚至遠勝南宋。這種除卻政治後還能造就的經濟繁榮，這些才是馬可．波羅和伊本．巴圖塔等旅行家所要傳達的，元代杭州滿是自由與開放的面貌。（ｐ．２２－２７）
元代中國很悲慘嗎？
杉山正明教授在此書中，還要翻轉幾個元代中國的負面印象。
那是發生在金朝滅亡一段時間後的華北，當時引進了用銀納稅這種新做法。維吾爾與穆斯林的商業、金融業者看準時機，向對銀有需求的華北農民們提供年利百分之百的高利貸款。如此一來，與本金同樣額度的利息每年會增加兩倍、四倍、八倍……十六倍，膨脹程度甚為巨大，因此被稱為「羔羊利」既「小羊的利息」。
一提到蒙古對中國支配，此事往往是例證。但是，「羔羊利」的猖獗是從一二三零年代頂多到四零年代末期，範圍也僅限華北極小部分的地區。
杉山教授也在此解釋，原本「蒙古」這個概念，只能說是以草創以來牧民貴族的子孫為核心，參與政權的各色人種所組成的執政者一方，自我或是他者認知的「蒙古」而來。就算沒有顯赫的背景、人種或語言相異，只要有運氣、能力或是功績，就有機會成為「蒙古」。
因此有名的「元代社會四階級」其實是一種極端誤解。「四階級」的意義只有一三四一年科舉再度開辦之時，用於對四集團的區分跟錄取名額定制而已。一般蒙古人窮途潦倒到賣妻維生，自己主動到徵募日雇工的市場求生的例子也是有的。
如此看來，當時並非跟近代民族主義一樣，因為以相同語言、宗教或文化背景建立共同體，就必須要給予優待。
蒙古人改變人才選拔的方式引來批判；士大夫與讀書人社會跟人數具有壓倒性的庶民社會相比，本來就是一小撮人。他們只要應試成為科舉考試的官僚，在推載、侍奉王朝國家的同時，其政治菁英的地位也能得到保證；他們是在這種與國家權力締結雙務契約的過程的前提中生存發展的，理所當然地以為這樣狀況會超越王朝、政權更迭而永久持續下去。（為何很像是某族群高級公務員的感覺）
但在蒙古政權的統治下，選拔人才當成第一標準的古典漢學、文學素養不再視為萬能。第一選拔要件反而是對現實有助益的能力、對實務上處理的執行力。當時的讀書人覺得憤慨，這些不滿就留在文獻或記錄中，實屬正常。
更別說，在蒙古統治下也有相當人數的漢人官僚為蒙古政權服務，幾乎都是以「推荐制」來獲得晉用的。舊南宋的學者、文化人都會受到招聘，這事實也跟「一般見解」中，蒙古人愚昧無知，無法理解高度的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狠狠打臉（１．）。
令人意外的是，在明代直到前半期為止，竟存在著認可元代社會的論調！（筆者：的確是一再顛覆印象啊……）例如，葉盛的《水東日記》，從該書發現從各種方面來討論元代的整體情勢，直率地接受事實，認為該學的地方就是該學，稱讚的部分也相當多。
明朝政府，鑒於洪武帝將蒙元政權驅逐至北方而成王稱帝，所以將中華主義視為國策，揭舉反蒙古姿態。杉山教授分析後卻認為：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態度、政治宣傳罷了。阿諛權力者場面的文章很多，但也僅止於「胡元」這樣的表達程度而已，這在中國史上算是稀鬆平常。
過了中期後開始轉變，除了出身南蒙古土默特部（Tumed）的俺答汗（Altan Khan）包圍北京、明廷認真考慮南遷之外，不過就是缺乏根據與內涵的空疏哲學風潮的喜好罷了。
真正確立對蒙古評價惡劣的，反而是在清代。滿州族為核心的清朝，極為厭惡被讀書人與士大夫叫「夷狄」（２．）他們大興為後世所知的「文字獄」焦慮地在乎評價、拘泥於每一個文字，稍微有一點批判或壞話，就立刻投獄、處刑，累及家眷。
作為結果，對於清朝的批判消失了。相對地，同樣是「夷狄」的蒙古元朝則成為標靶。清代的士大夫與讀書人將其個人著作或文章中，對於清朝的責難全都轉移到元朝的痛罵上。
清代的考據學來自「文字獄」的反動，有好細微議論之癖（筆者：真讓人想到某派立場記者的筆戰。），另一個共同的習性就是嫌惡蒙元。杉山推測，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估計就是源頭。（ｐ．４５）
題外話的是，杉山教授試圖挑戰知名學者華勒斯坦的著作《現代世界體系》，批判其世界體系理論當中的歐亞幾乎是空白、看地圖發想而已。不過究竟是否挑戰成功？孤陋寡聞的筆者，在此不予置評。
但是關於蒙古「世界體系」的研究究竟如何？他提到，歐美、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西方」研究者是以波斯文為中心，主要處理拉丁語等等「西方史料」。
另一方面，日本、中國等「東方」研究者，則是以「東方史料」的漢文史料為主力。由於書寫的文化傳統、研究方向差異太過巨大，一度難以跨越。雖然在蒙古時代與伊斯蘭史研究泰斗－本田實信努力下，以波斯文原典著手的歷史研究也逐漸展開，雖然兩者障礙逐漸跨越，仍存在著多種語言寫成的龐大史料，可以想見當中仍有許多未發現者。（ｐ．５８－５９）
南宋是重大挑戰？理解「空白障壁」、「水之障壁」
眾所不知的是，當年從長江到北方中原，尤其是以淮水流域為中心，從其北側開始橫越中國本土中央，將近三百到四百公里的帶狀「空白」橫越，也就是「空白障壁」。南北移動的大遠征受限於緯度氣溫，自然條件不同也就難有牧養馬匹的足夠草地。
至於黃河到長江這片區域荒野的由來？在北宋時代本是運河有船、路上有車的繁榮地帶。但是在金國與南宋長年對峙下，導致嚴重荒廢。除了南宋配置在相當於國界線的淮水一線上軍事設施，四處只有軍事駐屯地與行政上的城市點狀分布（ｐ．１５７）
再加上當時寬度有如大洋、帶有大大小小支流的長江構成的「水之障壁」，也就是南宋國難以被攻克的原因；相對的，南宋要北伐也異常困難。
南宋嘗試的最好例子，就是「端平入洛之役」：一二三四年，南宋國趁著金朝滅亡的間隙派軍北上，意圖恢復中原。
不過這個恢復……真的只有一瞬間而已。
他們無法對抗駐守在黃河的單支蒙古軍隊伍，南宋北伐軍放棄了好不容易到守的洛陽、開封，撤退南下。失去的兵力很多，途中倒下的更甚於戰鬥中失去的。
這場戰役名稱「端平入洛之役」。該戰役以──從「異民族」王朝手上奪回故都的壯舉還有極其悲憤的潰走──極端的明暗比喻聞名。
後世以「華夷思想」來理解此役的觀念，常常視為是蒙古卑鄙毀約偷襲所導致的。但是真相──（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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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毀約突襲的卻是南宋這一方，此事為錢大昕所指摘，最近也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元代史研究者陳高華先生所釐清。在這個作戰提出來的時候，南宋內部也有異議，在殲滅金朝的協同作戰中打破與蒙古的新國界約定，沒有勝算收復故土作戰是危險的。若是弄不好也會重蹈北宋聯金滅遼、卻又毀約進一步去收復燕雲十六州，招致金國反擊而滅亡的覆轍。
其根據就是前面提到的，長江到北方中原都已經變成人跡罕至的荒野，糧食確保困難，只能攜帶糧食而行。攜帶的軍糧有限，再怎麼好運到收復地，也難以長期確保。
為了打破「空白障壁」拿下襄陽，蒙古光是準備工作就耗時三年，先是大型的土木作業，然後是水師大建設，接著是相繼進行的軍事大演習。被配置到襄陽的蒙古方面士兵一開始有十萬，後來增加更多。負責補給的人員推估也有數萬人。為了投入到這裡的人員與資金，從各方面聽到傳言，以商人為首的各色人等聚集到這裡，襄陽地區完完全全都是消費人口！襄陽地區郊外因為戰時景氣而沸騰。
（筆者：先建造軍營跟市場來解決問題？太厲害惹～～）
蒙古人建造移動式的城牆與堡壘，以射程最長達三百公尺的蒙古式短箭、射程可有四公里的改良弩砲、傳統中國大小式火砲（大音量與爆裂火粉，效果威嚇為主）等等當武器；他們截斷守城方的糧道，逼迫守方發動一次次無效的攻擊。
領兵者除了主將阿朮與軍政部門的哈答庫、具主將地位的漢人軍閥史天澤等人。阿朮率領的蒙古騎兵是機動部隊，還包含其他不同部族的騎兵。步兵方面則是西夏王族的李恒、南宋倒戈的劉整、保定軍閥張弘範、毫州萬戶史格等人為主力。另外，杉山認為船艦五千艘、七萬人員的大船隊這數字過於刻意，也許是誇大，但沒有其他推測。
以純蒙古族的鐵木兒．不花為首，由張榮實、解汝楫、遊顯等人所率的水師也成立了，在鹿門山、峴山兩個大本營的命令下，這些水陸兩軍在襄陽樊城巨大環城的外側，依照模擬展開訓練。
這樣一支在「蒙古」名下充分組織化的多國軍隊，不論人種還是兵器、組織型態，與早期散發草根味的遊牧部隊都大不相同。杉山教授也表示，這其實可以在日本史當中看到類似戰術的案例，就是豐臣秀吉的戰術。
根據日本史家朝尾直弘的研究，秀吉在織田信長時代的鳥取攻略、高松城攻略戰開始，特別是在成為天下共主中的竹鼻城攻略也常應用如下戰法：首先是投入大量的人員與物資，製作包圍敵城周圍的土壘與附屬小城的複合體將其封殺，其後敵方攻來，四散槍彈反擊，遏制其攻勢。
如此，使敵挨餓無力而加以制伏，使得戰爭成為一種土木工程。朝尾將這種作法稱為「秀吉的戰爭」，以「以城攻之，以彈守之」來形容無比貼切。也有人將襄陽包圍戰比喻成秀吉的高松城水攻，實際上從根本發想來說，這兩場戰爭可說完全一樣的。
不僅如此，投注的資金與物質也造成經濟活動的活性化，包括長期的軍團編組與道路網整備在內的補給系統組織化，藉由戰爭這種形式所達成的職業機會安定化與社會資本的充實，可說是「戰爭的產業化」這種方式在近代前的世界誠屬稀有。
到了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六月，南宋令范文虎所率的水陸精銳十萬大軍團，沿著漢水北上襄樊兩城。但在步軍遭到蒙古的堡壘與附城夾擊、水師進行的河面也被亂樁跟鐵鎖給遮斷；又遭到蒙古大船隊、陸上要塞夾擊的情況下，導致船隊被火勢所環繞、被迫撤退，襄陽的敗局就已注定。
與一般認知不同的「巨大首都」
在攻克南宋之前，為了營造國家財富收入好樹立政治權威，忽必烈跟其助手展開國家計畫之際，就開始在營造首都了。
不知為何，重新打造新都的向來都是異民族政權；中華王朝自秦漢之後，反而是繼續沿用前王朝舊都，乃至於將地方城市多少修整來當國都，令人玩味。
至元八年（一二七一），他親自替新帝國命名「大元」，一直以來的「大蒙古國」，換成了「大元大蒙古國」。建設中的新都是「大都」，國號「大元」，年號「至元」，很明顯是一種連動的命名。
新國號的詔書寫明是基於「乾元之義」取名。但是以蒙古文化的角度呢？那就是源自於突厥．蒙古系的人們共同崇敬的「騰格里」（Tengri）也就是天。
「大元」──「天的源頭」那所指的就是天（騰格里）。忽必烈以含有「天」之意的大元為國號，將位於其天下之「地」的中心帝都取名為「大都」，刻畫天地運行的「時」取名為「至元」，司宰地上及世界運行之意。「都」原來是作為位於連結天與地宇宙軸上的這樣一種觀念，自古以來歐亞普遍存在的觀念。「大都」則是一個從名稱上可以看出如字面所示，連結天與地的「大」「都」，可以說是意圖明確的命名。
大都的建設足足長達二十五年，直到忽必烈高壽去世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從面相渤海灣的海港直沽起，直至大都城內中央積水潭的湖面，開鑿了連貫的運河。
大都之名，以當時中國語音稱作「Daydu」，傳遍歐亞各處。也以突厥語的「汗八里」（Khan Baliq）比較普及，明清時代與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不外乎就是蒙古建造的大都後身。
大都的城壁是由宮城、皇城、外廓的三重圍廓組成，外廓周圍是六十里，實際調查則是二十八點六公里。市街地有五十座坊，外廓的東西南方設置三座門，只有北面不知為何只設置了兩座門，合計十一座門。「六十」為天干地支的一巡，「五十」則是大衍之數，也就是易的筮竹之數。每一項都算是中國的神聖數字。
至於為何北面只有兩門？元末的文獻解釋是取自三頭六臂的「哪吒太子」的解釋。北面踏兩足、各有三隻手腕往東西延伸，三個頭在南方並排這樣的形式去襯托。
往後的神話中開始活耀的哪吒太子，杉山教授認為從其由來、發音與意義來看，原型應該是濕婆所變身的那塔拉加「舞蹈之王」（3.）的可能性極高！
（筆者：原來是這樣的由來……很戰神呢～～）
乍看之下，大都就像是一座純然的中國國都。但這只是外貌形式，杉山在這裡強調，這恰巧跟忽必烈的國家一樣，外觀跟實質都是一種雙重結構。
而且看看都市內的湖水與綠地，大都也與後來的北京不同，是一座與海相連的城市。
杉山教授還特別提到：不要被「正朔論」也就是不少人信奉的「王朝輪替思想」給誤導了XD
這種論述相信「夷狄」建立的元代，不過是九十年的短命政權。對於南宋寄予無限同情；甚至還把其滅亡時間延後三年。
但是早在1276年元軍佔領杭州，南宋就滅亡了。滅亡南宋的外來政權，已經存在七十年了。其累積的制度技術、統治經驗、政經影響力上的傳承與發展，怎麼可能只限於之後的九十年呢？？
如此一直看下來，忽必烈的元帝國實質上是充滿多民族色彩的異族政權，漢文化在此也不過是眾多特色當中其中之一而已。
（１．）「遊牧文明主體視角（下）翻轉歐亞的政治史」提到（……他們不但讓藏傳佛教居於國教地位，支那人的儒教在元朝也相當興盛。在蒙古的草原上，還可以看見蒙古帝國尊崇孔子的石碑。）
（２．）「儒和佛衝突？殖民還是中華？多民族帝國的樣貌（三）」當中雍正皇帝與曾靜的一問一答《大義覺迷錄》。
（3.）Nataraj（那塔拉嘉，即舞蹈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