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台灣校園內發生殺人事件並浮上檯面的，或許並不很多，雖然少年法的議題爭論不休，但殺人事件發生在社會上，本來便不是什麼新鮮事。
而每當這類事發生時，我所想的大抵也是那些，可實是事情又接二連三出現，無非是換個加害與被害者姓名以及事發地點、理由。不過人類的感性很有意思，使我們很受環境所影響，像立即對刺激做出反應的老鼠一樣，見著了新聞報導，便基於不安與恐懼向可供宣洩的目標攻擊；媒體很愛我們的這種反應。
眼下已離事發有一段時日，人們沉浸在新年而缺少了對該事件重複報導的刺激，熱度正逐漸消退，可這時卻更適合在感性稍加消退後談些其他的要緊事。
在我的經驗裡，一個人大約在二十五歲左右才會有較為穩定的人格，當然，也會隨著際遇與先天特質而有所變化。身為成年人，常理來說會比未成年者具有更大的穩定性，可受環境影響卻仍在所難免，且看當前網路平台上多少僅因意見不合的謾罵、崩潰，或直接脫離事件本身而談論當事人外貌、人格的發言便可見一斑。
成年者固然如此，未成年人受環境的影響恐怕來得更深。
在人格成熟以前，尤其是正邁入青春期時期的階段，對於自我的理解皆高度仰賴自己與環境的互動，故而這一時期的孩子會特別注重外貌、重視同儕，同時意圖展現自己的獨特性。他們還無法確定自己是誰，於是常感受到自己跟社會的衝突與矛盾。當環境告訴他，他是會讀書的人，那麼對學習也就會變得積極；當環境告訴他，他是不受待見的，那麼他便會發展出不受待見的特質。社會是一面使青少年照見自己的鏡子，最大用處是使他們能辨識出自己。
在未成年世界裡的權威角色，往往是學校師長與家中父母，而當孩子被大人給否定，若非從旁輔助、引導，他們便難以分辨大人是在否定他們的行為還是人格，就會隨之動搖以及混亂他們的價值判斷，關於這點，有時連大人都不清楚自己在肯定或否定些什麼。
要我來說，即便被害楊姓同學已經逝世，可無數青少年都在等待環境會告訴他們些什麼。遺憾的是，比起肯定楊姓同學，倒有不少指責他「強出頭」、「不懂事」、「自找麻煩」的聲音。誠然，那些是建立在有一定程度對社會觀察基礎上的發言，我們也不該給青少年一些對將來、社會的盲目盼望，只是，正如上一段我所提及的內容，有些人無法把評論具體到「行為」上，很容易使青少年認為這是對其「人格」的否定，進而難以意識到自己行為的出發點其實是正確的。
我在面對後輩犯錯時，會先理解他行為的理由，倘使行為背後的動機良善，那麼我便去肯定其動機，藉由肯定動機來肯定其人格的正向特質，然而，行為導致了負面結果是事實，仍應建議其在良善基礎上做出其他形式的表現。方法永遠可以討論，但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以及分辨出究竟是做了「事」，還是做錯了「人」，這些必須在成熟之前就建立完成。
長期感到自己人格有問題的青少年，便會培養成低自尊的人格，認為一切批評都是對他人格的否定與嘲笑。更泛化一點來談，當我們成長於情感教育未能完善的師長、父母手裡，若非機運足夠，否則便容易培養成對自己的自卑感，長大後的我們，也會將這股自卑感變為社會的主要基調。
懷有自卑感的群眾，一旦看到他人的義舉落敗了，既加深我們自己的無助，又站在前輩的立場佯裝世故，聲稱結果必然如此。這種無力感散播到青年們身上，自然挫敗了他們內心的正直與勇敢，可這正是當前社會最缺乏的特質。
當我們帶起了這樣的風向，在學校灌輸了集體不作為的風氣，待到這些學子畢業了，也就讓他們建構出集體不作為的社會。這裡固然不是建議各位路見不平都該奮不顧身去指正，可我們在保全自身的同時，是不是有些人還反倒去指責做對事的人？
人固然應當在行為上注意安危，但為的不該是否定其行為，而是要他思索有無更好或自己能承擔的做法，直到能避免危險的處境；雖然我們也需要提醒他人社會的陰暗，但為的不該是盼其貪生，而是使他意識到社會仍有問題需要有人去改善它。
關於楊姓被害國中生之死，其死因不在於其仗義執言，也不在郭姓國中生的刀刃底下，而是在那加害者認為可以恃強凌弱的環境，以及認為好人應當沉默的社會。
只可惜，人們似乎過於忽視自己在言行上的影響力，也忽視集體環境對人可能造成的影響。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們在這自卑的社會中，容易過度強調自己的內在感受，忽視自己與他人實際存在的連結，也難以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談及這起殺人案件，有人將重點放在少年法是否不合時宜，不過，當事人有沒有因未成年而減刑，或者是會否留下前科，對我來說反倒是次要問題，因為哪怕是具有完全責任能力的成年人，只要犯罪後沒被判死，都會有放出來的一天。換句話說，除了有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殺人或販賣一級毒品等重罪外，重傷害、傷害致死、強盜、強姦、槍炮彈藥、妨害自由……以及其他罪責，受刑人都會回歸到你我同在的社會。
但似乎沒什麼人真正意識到，他們仍會回來，也少有人有意願探究，他們從哪裡誕生；這類台灣人性情中存有的短視心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見得，其原因跟人們生活過度以感性運作有關。
於是，在能夠誘發自身感性的事件被媒體給報導以後，民眾便很快地對這種刺激上癮，接著不斷尋找該話題的相關內容。多數時候，民眾只會像這樣在災難降臨時哀鳴幾聲，畢竟自己平時也多以娛樂、洩憤式的態度來理解社會問題，待到風頭過去幾天，給民眾的刺激較不劇烈，人們謾罵了、憤慨了，也就進而鴉雀無聲了。
即便是在人民仍感義憤填膺之際，只要政府意思意思地做點樣子，懲處了、槍決了，民眾自然又感到天下太平；政府很愛我們的這種反應。
直觀的情緒容易造就直觀的理解，迅速高漲的情感也就容易瞬間熄滅，越是不假思索的判斷，越無法看到複雜的原因。我們當然需要除去社會的害蟲，可社會畢竟是複雜的，許多事難以用直接了當的做法來處理。
例如，我們多半都會同意過輕的法律讓人有恃無恐，但重判後的問題也難以避免。無論有無意願回歸社會，長時間隔離會直接使其成為社會負擔，除了親屬等支撐能力，社會環境早已跟原本認知完全不同，換句話說，如何讓人不走犯罪的老路，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亦或者，我們該如何使犯罪者在長期的獄中生涯中，既要達到懲罰的目的，又能彌補被害人的傷痛或向家屬進行補償？
問題既然這樣多，要改善就得牽涉各種細節，得要諸多政府部門、民間單位，以及民眾們的公民意識來配合，所以這就成了許多人轉而投靠簡單化的解決方法，例如只要犯罪者都被判死就好，或是政府都沒有教禮義廉恥等等……教育是百年大計，而有太多成年人出社會後便懶於思考。
也許正如《美麗新世界》作者赫胥黎所說：「我們已經知道，平庸的人民對於那些不會馬上影響到自己的政治議題基本上都是不感興趣的。」
另一個恐怕更為關鍵的地方，是民眾缺少了對社會的從屬意識，導致我們很習慣認定一切事件都源於個人，而非環境的影響，這很容易讓人們以為，僅需懲戒便能處理。正如常見的流行語，只要解決有問題的人即可。只可惜，懲戒是應當要做的，但這種快感易使人們忽視探討更深層的原因，且對多數人而言，懲罰永遠只要處置單一個人，而論及環境則相對於處理個人，顯得嚴肅與麻煩了。
好比人民淪落後的犯罪或人民階級向上的翻身，對於犯罪者，覺得是他本來便這般壞，而成功者大談自己的成功哲學，便被人以為其人格特質可以在不同環境下產生一樣的結果。究其原因，正是我們雖然實際上都在相同的社會，卻完全不認為別人與自己具有的相似之處，對於他人存在沒有具體實感。
人們不認為精神病患、更生人、8+9跟自己同樣都是社會的一分子，甚至不覺得自己也是社會的一分子。只是極力避免任何與之接觸的可能。再嚴重一點來說，人們不只不把他們當成一份子，連新聞上看到的普通人，或實際上住隔壁的鄰居也不被視為一分子。不必心懷大愛來接納所有，但不要忘記社會上每個人都跟你息息相關。這裡的重點也不是我們是否要接納他們，而是要正視他們跟我們都存在於這個社會的事實。你真的覺得事情離自己很遙遠嗎？
人們之所以任由相同事情重複發生，就是源於人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對他人、環境產生過影響，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對他人、環境產生影響。
例如就學時期經歷過的欺凌行為，你可能自認自己沒有傷害過人，但你從看見有人被傷害，心生不忍以及憤怒不公，但你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環境的一部分，所以你在因悲憫而憤怒以後，慢慢學著接受環境的殘酷，甚至找到了那個人值得被欺負的理由，來讓自己變得無動於衷。
人們會害怕加害他人的對象，也會想邊緣化受害的他人。大家拼命讓自己不去重視有這樣的事件、這樣的人正在「我的周遭」。這種模式沿用到你出社會以後，你以為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不會影響到自己，因為你這一生親眼或聽說過太多社會的不幸，你認為一定是被害人做了什麼，或你會思考社會邊緣分子有什麼特徵能讓你盡力迴避，卻不曾想過這些或許沒有什麼決定性因素，而是基於大環境下的隨機結果。
殘酷一點來說，你對楊姓被害同學的遭遇感到氣憤，但你是真的關心他嗎？你真的關心郭姓加害同學能不能補償被害者家屬嗎？你思考過加害人是如何變成這樣的嗎？一直以來你真正關心的，難道不是只有自己有無受到傷害嗎？
你在能說話時不說，在能做事時不做，這輩子非但沒有也不想改變環境、幫助他人，因為你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將他人隔絕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為了堤防自己某天成為事件的當事人，所以永遠都只想當旁觀者，在悲傷中慶幸自己的置身事外，在恐懼與厭惡中忍受習慣。你不只認為這樣是對的，你甚至站在制高點上要大家都這樣生活，當今天真的有一起事件影響到你，你問說：「怎麼會這樣？」
你是真的不知道嗎？
這起發生在校園的事件，因「仗義執言」而被殺只是一個方便釐清脈絡的理由，但深層的原因永遠不是表面所能看出。如果社會持續維持置身事外的風氣，以及不去討論環境是怎樣對加害者產生影響，那麼今天被殺的不是姓楊的，也會是姓陳的、姓李的、姓王的，被殺的理由也可以是仗義執言、忠厚老實、看不順眼、撞到一下，加害者也未必要姓郭，可以是姓賴的、姓黃的、姓許的。
如果我們不相信環境會對人造成影響，那麼我們有什麼談政治、房價、物價、教育、治安的立場，以及怪罪政府、師長、家人的資格；相反過來，倘使我們不相信人可以對環境產生作用，那我們又怎麼認為選舉投給誰會有什麼幫助？
許多人不敢正視最根本性的問題，造出許多騙局用以自保，也產出許多理由來讓自己不必付出努力，簡單歸類、草率行事、輕鬆淡忘的結果，就是民眾永遠只能擁有與他們相同層級的民意代表，也只配得上符合他們程度的政府，最終誕生出這個扼殺所有人的社會。
面對犯罪者，你若認為該死刑的當然可以死刑，不過如果遭遇到災難，腦中不曾存在過「為什麼」以及「該做什麼」的困惑，就意味著你逃避不了至始至終都不曉得自己是被誰所殺的循環。
哪換政府一換再換，同樣的一批民眾，所有的悲劇都會重新上演，於是同樣憤慨、同樣地無所作為；但被殺害的、被槍決的、被留下的，全都沒有重來一次的機會。
人們的無力感，導致他們忽視了自己實際具有的力量，但群眾的力量遠比一般人想像得還要更大，哪怕再不濟，也能試著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想法，不要保持沉默。照顧好自己，同時意識到有人受苦，並在能力範圍內照顧他人，最後試著讓周遭環境變得更好，解除他人當前或將來的苦難，也降低自己遭逢苦難的可能。
值得寬慰的是，其實有些人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從眼前一起事件的加害者與被害人，看到整個世界存在著無數的加害者與被害人，他們意識到任何人都可能是這個世界的加害者，又同時是這個世界的被害人，一個人在環境裡吃過的虧，其他人也都還要再吃成百上千回，於是，他們為了阻止這些情況再次出現，各自都在學校教育、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醫學、法律修訂、警政治安、社區關懷或其他領域做出貢獻。
社會需要懷有對族群有認同感、使命感的人，改革需要有人來做推動。要在當前社會風氣的前提下，改革掉這些長期以來懶惰的思維習性和解決務實層面的問題，實在是窒礙難行、困難重重，恐怕在過程中也遭逢許多冷眼與自暴自棄者的諷刺，但若是精神沒有改革，那我們只能繼續被這環境給奴役，只差在清醒與無知，以及淪為被殘害的加害者或被加害的受害者之間的區別而已。
這不禁使我聯想到哲學家尼采發瘋的過程。據傳，尼采在義大利都靈的城市街上，他目睹了一位馬夫正用著鞭子抽打前方的馬匹，因為那匹本來拉著馬車的馬不再前進。尼采穿過圍觀的人群，淚眼婆娑地走向了被失去耐心的人類所鞭笞的馬，接著突然抱住了馬的脖子哭道：「我受苦受難的兄弟啊！」
也許那匹馬始終不明白自己為何要遭到鞭打，而其他動物卻不用，只知道自己一旦想要擺脫牽制住牠的馬車與韁繩，鞭子永遠會使牠想起自己的命運。可即便如此，牠也無法理解尼采的哭泣，就像牠不理解自己的命運，縱使是身為尼采同類的人們，也不能明白他落淚的理由。
總之，尼采因承受不住當時的刺激，隨即昏厥過去，而後在家中不吃不喝地躺了兩天，在說出了也許是最後一句清醒的話以後，就維持著精神紊亂的狀態直到離世。而那句話是：「媽媽，我真傻。」
那個時候，沒有人能夠知悉，為何不必承受鞭笞的尼采，會把被鞭笞的、受奴役的馬視為自己的兄弟。可要說至今有多少人能明白這些，也許仍是太少。
「都靈之馬」是1889年1月時的事了，而2024年的今天，社會上有許多意識到問題並試圖解決的人，他們正努力讓自己不要發瘋。
任何一起令人難以面對的悲劇，都會隨著時間而逐漸被人們給淡忘，就像我們旁觀國中生凶殺案的事件，總會不經意忘記自己一直都身在其中。
如果造業的體腔沒有變化，那麼縱使我們將無數罪犯處死，環境仍會將他們全都生回來。那些我們試圖逃避而不敢正視的一切會融於環境，最終均分到每個人身上，沒有人能成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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