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影片結束後，還有一股壓抑的氣氛在心底流動。
嚴格說起來自己不算三島粉，尤其是在早年沉迷於太宰治時期，對明顯表現出對立態度的三島更沒有太多興趣；然而還是規避不了自己某種程度上對他的偏好，書也讀了一些。
依三島由紀夫的知名度而言，應當不用我在這裡對他的背景做概要贅述，除知名作家的頭銜外，其極右派的政治立場與崇尚武士精神，以及最終切腹自殺的結局，讓許多人在接觸他以前便已經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那個時代，左派浪潮在全球蔓延開來，影響無數國家革命與動亂的發生。受壓迫的人民身處於被舊社會禁錮的情況下，待到這樣的意識日漸膨脹，心底便會期待舊社會的毀滅，甚至是某些常規的破壞、再建。
想通過價值的顛覆，重新定義它或者奪回自認應該要有的平等。這種意識普遍存於當時的年輕學子心中，當周遭環境不斷提醒自己正在經歷舊時代、舊定義、舊價值的迫害，便會期待有更猛烈的風暴，讓自己得以從枷鎖中解放。
全共鬪組織即是該時代的產物，全共鬪實際上是各校學運團體的聯合統稱，當中，本部紀錄片的東大全共鬪是裡頭較為知名的一支。他們佔領校園、設置路障、向警方投擲汽油彈攻擊，這些菁英知識份子不只不畏暴力，他們本身就希望經由革命來推翻政府。
然而，急遽發展的左派思潮，必然也將威脅到具右派立場的人。於是，三島由紀夫組織了以擁護天皇制度與傳統秩序為訴求的民兵團體「盾之會」，其基本精神內容便是將天皇視為日本象徵，並且面對欲將破壞傳統價值的左派分子，可以對其使用暴力。
本部紀錄片即是三島由紀夫受到東大全共鬪的邀請，請他前往目前已被左派青年們佔據的場地進行辯論來展開的。
在觀眾面向上，我以為本片的客群並非一般大眾，事實上我也不認為對日本近現代發展史、社會運動、左右派、天皇、哲學、文學、三島由紀夫這幾樣沒興趣的人會去電影院觀賞這部作品。
但預料之外的是，原以為只是將1969年那場辯論剪輯並放上些許人物訪談的內容，製作方卻把不少細節處理得相當不錯。
辯論前的時代背景概述，左派思潮的崛起與盾之會的成立，在主軸開始前就已塑造出兩派對立的緊張氛圍，並預先替不熟悉的觀眾提供一扇進入該時代的大門。
當辯論主題開始後，雙方談到某些具歷史或哲學意義的用語時，還會在旁稍微以小字補充內容，或直接進入介紹該詞彙相關背景的環節，又或者譬如三島講述關於其個人思考時，隨後即有被製作方邀請受訪的學者或作家，以現代角度來分析或揣測三島當時的心思。紀錄片中的內容都是圍繞著這場辯論展開，並且將辯論以章節的形式分段，使之看來不會令人覺得只是冗長的演講。
雖然可能有觀眾會認為這種從主線切出，再補充、擴充的做法妨礙整體的流暢性，但我後來認為這是最適宜這部紀錄片的處理方式，因為雙方的辯論有些涉及存在性、空間性、時間性的抽象討論，要完全跟上進度，愚鈍如我確有些困難。
即便是進入較為實際的討論，密度仍然相當高，理由之一可能是此片將當時辯論內容做精簡化的處理，導致觀眾所見的都沒有過多廢話。經常會有觀眾正在思考其中一方拋出的問題時對方便已開始回答，思考對方回應時另一方又展開新的問題或在原有問題或對方答覆上進行再深入的問答。
於是，在過程中切出的這種手法反而顯得有些精妙了，它是能把當初演講取出精華、濃縮之餘，還給予觀者留有細思、喘息的空間，若思緒跟得上便可以隨著進度將精力放到製作方的補充與訪談上。
除了在節奏上控制得恰到好處，又因額外的補充說明與背景介紹，將這本該只是「左右之辯」的片面主題，上升到以其為中心建構、延伸而成的三島傳記以及六零年代日本社會發展史。
雖然想在這篇文章裡討論許多片中提及的哲學問題，但那些問答某種程度也是極大的看點，於是在此只能做些表面的觀後感，希望留待各位入院觀看了。
要我說的話，這是一場令人感到舒心的辯論。雙方都維持著僅止於言論的交鋒，且言論都有一定水準，預期的火爆場面除了有台下學生嚷嚷著明明是聽說能痛打三島才來的以外，基本上還算和平。
關於這部分，該名學生被叫到台前，他對三島以及主要跟三島辯論的另一位左派青年芥正彥的交鋒顯然感到不耐煩，認為他們都在針對哲學等非實際議題進行討論。該環節雖然不長，僅能算中間的插曲，卻是使我留有特別印象的地方。
當我閱讀依我程度而言較為艱深的書籍時，在主義、自然、人我之間等形而上議題進行思索之際，心底雖是堅信自己在意圖處理社會性、人類性的問題，卻也曾疑心過是否直接專研更實際的學問，或是直接投入實踐環節會是更好。
言與行的重要性，深度精神與貼入實地的理論，這些自然並不矛盾，但優先次序的取捨仍是跨時代的問題。當前有人將只能言不能行、不踏實地的左派青年稱為「左謬」，然而更多的行更少的哲思、反省則又是更好的嗎？
我想起過去魯迅曾建議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時，有位名叫熊以謙投書辯駁道：
「你知道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學來輔助嗎？古人已有『不學無術』的譏言。只要行，不要讀書，那種行，明白點說，怕不是糊鬧，就是橫闖吧！魯先生也看見現在不愛讀書專愛出鋒頭的青年嗎？這種青年，做代表，當主席是有餘，要他拿出見解，揭明理由就見鬼了。倡破壞，倡搗亂就有餘，想他有什麼建設，有什麼成功就失望了。」
這些固然只是我的外話。可在這場辯論的段落裡，卻是一聲在人群喧嘩裡所敲響的警鐘。它所應證出的歷史，我想並不罕見。
沒有一條是絕對正確的大道。即便雙方如何佔有各自的立場，仍然無可否認自己有無法顧全之處。而無論是如何南轅北轍的思想，極左或極右，雙方能在同一舞台上較量，也意味著必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似點，才將彼此引導到這裡交會。
這次辯論之所以沒有走入完全失控，也沒有因立場不同而成為毫無交集的自說自話，很大部分的原因是雙方對相似處的體認。
三島由紀夫在面對與自己對立的觀點時，即便對青年們的目的與思想抱持疑問，仍對這些行為背後的熱誠允以肯定。這是我認為極為重要的對話技巧。
當你與別人對談時，尤其在帶有說服目的的情況下，就得尋求一種非敵視的共識前提，找出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日本二次大戰後，國家自主權基本都由美國所掌控。那些想推翻制度，從制約中走出的青年，以及憤恨日本精神正在逐漸沒落的三島，他們在事態轉變下產生了不滿與躁動，迫使他們做出選擇與行動，也都認同必要時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從這些看來，他們確實有著高度共鳴。
三島在過程中數次傳達這樣觀念：我們（你這方與我這方）不是為了否定對方而存在的，都是為著更為遠大的目標，即便道路不同，但根植於我們不滿於現狀的出發點，以及我們願意為此拼殺的熱誠其實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全然否認對方與自己有共通點的辯論是毫無必要的，因為當你無法相信對方心中也懷有與你類似的情感，你們之間只會存有敵視，對話只會成為爭吵，任何人都無法彼此說服，終究淪為只靠氣焰壓制他人的無意義的暴行，造成彼此防備的牆更加堅厚的結果。
當然，縱使找到共通點，仍舊不能否認他們思想上有相當大的分歧這一事實。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們對天皇與國家的認定差異。在觀影過程中，我留意到相較於左派那邊將價值重新建構，於是顯得有些無所顧忌的態度；三島由於將個人與國家緊緊繫在一起，思想上應該還是有些躊躇而曖昧的。
以紀錄片中有提到的為例，三島在戰後所撰寫的《英靈之聲》，藉由為天皇與日本國殞命的青年軍官之口，斥責戰敗後發表《人間宣言》否定自己神性的日本天皇。三島相信日本文化的中心是天皇，那麼，降格的天皇就導致了日本在文化信仰上的坍塌。
「在自殺攻擊隊起飛的時候，陛下是神；仗打敗了，您怎麼又變成人了呢？」——《英靈之聲》
如若天皇是沒有被賦予神性的存在，而「神之國」只不過是想像中的幻影，那所謂的英靈也不過是被犧牲掉的孤魂野鬼罷了。
過去我曾撰寫過關於戰後無賴派作家坂口安吾的介紹文，篇名為：《有人在壓迫中求全，我們在墮落裡新生》，在文中我也提到過三島對於傳統日本精神的擁護態度。可相較於三島想要復興舊物的想法，坂口卻相信這是面對全新日本的契機，認為只有當人們放棄那些違背人性的制約才有辦法得到真正的救贖，於是他在《墮落論》中提到：
「特攻隊的勇士只是幻影，真正人類的歷史不正是從他們幹起黑市勾當才展開的嗎？必須過得像修道士也只是幻影，真正人類的歷史不正是從她們內心住進新歡才展開的嗎？甚或者，天皇也不過是幻影而已，或許當天皇變成一介凡夫時，真實的天皇歷史才會隨之展開。」
東大全共鬪的學生芥正彥說三島被困在日本民族的框架中無法跳脫。在芥這邊的立場，是想打破所謂民族國家的這種概念的，他們的訴求便是要將人從國族、關係的牽制中解放，因為決定自身存在的只有他的自身；假若國族的概念不復存在，那一個人的存在就會被抹殺嗎？
有趣的是，三島在辯論中即有明確表明自己討厭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並明確回答芥：「脫離不了日本人的格局？那最好。作為日本人而生、作為日本人而死，這就是我的理想。」
三島認為作為日本人的他是與整個日本綁在一起的，而天皇既然是日本文化的精神象徵，天皇與他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實際的日本可能在沒有天皇以後還存在，但失去了天皇，日本人就不再是他所認定的日本人。
即便三島不樂見自我降格的日本天皇，但日本精神的復甦仍非天皇不可。
這向我們揭示了另一有趣的事實：無論你的烏托邦是多麼吸引你與你的同伴，卻不意味著它是人人適宜、人人樂意的天堂。
有人真心不要你認為最好的世界，假若明日如此，他寧願死在今天。
過去閱讀坂口安吾《墮落論》正逢思維最為左傾的時候，對於拋棄道德規範，重新建立新道德，回歸與認識自己的人性本質的觀念相當欽慕並以為真理；後來卻慢慢曉得人們的真理與理想並不互通，縱然你將自己一切理論交予對方熟讀，對方仍可能選擇原本的願望。
分歧走到極端，就勢必要演變成言語交鋒甚至是暴力。雙方都不滿於現狀是可能的，但當他們要的美好世界不一致的時候，就得決定該造誰的烏托邦。然而，與其說三島與全共鬪的辯論是對理想世界的建構，我更傾向認為他們更想從眼下備感壓迫的生活裡逃離，有人想逃到與這無關的新將來，有人則想著該如何回到過去；那麼問題就將變成我們要逃去何方，又是由誰來決定？
我不時憶起以賽亞·伯林在《浪漫主義的根源》提到過的：「如果我選擇一種信仰，而你選擇另外一種信仰，那我們之間必定會展開戰鬥。不是你殺死我，就是我殺死你，也許來場決鬥，最好的是我們不分勝負，雙雙戰死。最可怕的是相互妥協，那等於是說我們雙方都背叛了自己內心的理想。」
辯論裡，三島提及這回接受全共鬪的邀請，目的之一是想確認「語言」是否真的能達成作用。當我們把視野拉到五十年後的現在，經歷戰敗重新振作後的日本，當初活耀於社會各處的左右派，他們有人真的從歷史演進的浪潮與現實中遁逃了嗎？
發展逐漸變得出乎預料，日漸醞釀的激情容易讓火焰蔓延到自己。三島由紀夫意圖發動政變，終而失敗自盡；左派浪潮則隨著極左組織日本赤軍做出如「淺間山莊事件」的綁架案，或因自我批判、批鬥而私刑致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導致左派運動喪失群眾支持，還成為現今多數日本人政治冷感的原因之一。
無數左派青年在運動結束後陷入迷惘，失去運動的社運分子、失去集體的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還必須得靠生存才能延續。紀錄片的訪談中，有些不斷懷疑這些年來為著是什麼，有的進入體制內成為公務員，有的則如芥正彥一樣繼續自己理想的運動。
而三島由紀夫雖然在1969年的辯論隔年就自決身亡，卻也是依照自己的信念支撐到最後一刻。
即便沒看紀錄片我們也知道的是，1970年11月25日三島帶領盾之會成員前往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脅持軍官，在陽台上闡述自己想顛覆憲法，讓自衛隊成為真正軍隊，以及重新找回過往日本傳統的理想，並呼籲在場自衛隊官兵們隨他發動政變。
若非抱持著一決勝負的覺悟，當年他不會獨自在台前與左派青年辯論，也不會像當時那樣嘗試用言語來說服自衛隊官兵。而今他頭戴寫有七生報國的頭巾，穿著盾之會的軍裝，試圖發起堪稱人生最要緊的一場決戰。
不知是在預料之內還是預料之外，他所得到的唯有不受認同的嘲弄與罵聲。與東大學生對其言論進行同等反駁不同的是，官兵們在這時只是「快點下來」、「混蛋」、「別再扮演英雄啦」、「閉嘴」地喊，人群的聲音與上頭盤旋的直升機，烈日當空的光線將他的身影、聲音給吞沒，任由他扯著喉嚨喊著「聽我說」、「聽我說完」、「你們安靜點」、「我叫你們肅靜」都無濟於事，最後只能對那些人怒吼道：
「你們永遠都無藥可救了！這就是結局。憲法會永遠維持下去。你們完了！」
「你們怎麼還不明白？難道看不出來發生了什麼嗎？你們不明白嗎？正是你們在維護憲法啊！為什麼？你們為什麼不明白呀！我一直都在期待你們的覺醒。但為何你們不願清醒？你們就只管待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根本對日本毫無貢獻！」
「你們這樣還算是男人嗎？還算個武士嗎？我已經看到答案了，你們都不是。你們是不會覺醒的。你們無所作為。憲法對你們來說根本不具意義。你們根本不感興趣。」
「我對自衛隊的夢想已經破滅了！」
而後，結束演講的三島準備回到室內進行切腹，離開前還不忘大喊三聲「天皇萬歲」，接著他便消失在眾人的目光之中。
當他望見自己腰間綁著的纏腰布，在短刃將要捅進腹部之際，那個剎那，他還是一樣相信言語的力量嗎。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延續，還是認為就到這裡為止；是對國家還懷抱期待，或者心灰意冷；又或者，他相信他的話語會別處發揮作用，只是沒在他所希望的當下發生而已。我們是不會知道的。
但我有一種劇烈的感想，認為是那一刀成全了他，就像五十年後的芥正彥回憶起當年得知三島自殺時的心境，因為認為他適得其所而發出「太好了」的感慨。
如果想回到過去的三島由紀夫繼續見證著日本逐漸遠離他要去的地方，他會更劇烈地感受到自己已經被時代給淘汰。即便靈魂不滅，日漸衰老的肉體只會不斷提醒他無法抵禦的現實困境；縱然無數次怒視不斷推進社會變化的青年們，對他們抱以怨恨或破滅的言辭，可那些青年要比他活得更長久，而屬於三島由紀夫的時代永遠不會有再來一次的機會了。
所以當紀錄片結束後，還有一股壓抑的氣氛在我心底流動，體驗到一種橫越過時代且不可抗拒的宿命正在血液中難以抑制地蔓延開來。
那麼，這樣看似無法抵擋歷史車輪的故事究竟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東西。影片的末段，三島這麼對學生說道：「語言呼喚著語言，生出翅膀在此處飛翔。我姑且留下語言，留下不知道會以何種樣貌殘存於此的言靈而去……希望我的話能留下力量，然後我要離開了。」
在這裡對五十年前的影像懷抱敬意，對那時代的事件寫下這麼幾筆，表示我們還記得三島由紀夫與東大全共鬪的辯論，讓它持續在我們這裡發揮作用便已經足夠。
即便代價是我們得在為過去心懷激昂感慨之際，連帶悲傷地想起我們好像失去了這股對社會的熱誠，還忘卻了自己是從何時開始陷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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