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與挑戰】
隨著FX計畫實質上陷入停滯，外界對於FX計畫的質疑聲日益高漲，雷根政府不得不在1984年3月召開一場聽證會，以向包含諾斯洛普在內的廠商、民眾說明FX計畫的執行走向。
在該場聽證會上，副國務卿小威廉．施耐德（William Schneider Jr.）強調了儘管當前進行的FX外銷政策並不能保證未來能順利銷售，但政府一直在促進FX戰機的銷售，且鼓勵廠商自費進行FX戰機的開發。這段發言意味著美國政府當前的外銷政策不單純是以商業角度而論，更被視為是外交政策手段的一種延伸——這是非常理所當然的，FX計劃本身也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一環。但不同的是，此時的雷根政府為了拉攏或扶植親美國家的軍力，使其有足以與配備蘇製戰機國家抗衡的實力，已然傾向出售具更先進──或者說，看起來更先進──的F-16A，同時透過出售先進戰機的特點來表達對該國的重視。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FX計畫的前景愈發晦暗不明，空軍總部國際計劃主任湯馬斯．貝克（Thomas Baker）將軍也在隨後的發言中坦言，空軍在1980~1984年間向二十個國家出售了1100餘架戰鬥機，但沒有任何一架FX戰機。諷刺的是，曾經被列入不可輕易外銷的一線戰機F-16A卻在這1100多架戰機中榜上有名。
（F-16的外銷出口實質上取代了FX計畫）
諾斯洛普的董事長湯瑪斯．瓊斯（Thomas V. Jones）在聽證會上表達了憂慮，強烈的指責了國務院與國防部都缺乏展現支持FX計畫的舉措，並指出當前美國政府未積極的開拓FX計畫市場，反倒是讓一線的F-16A能直接在世界軍售市場銷售。瓊斯甚至表示，如此下去不如直接放棄FX計畫，讓F-20可以逃離FX計畫限制下只能由國務院出口，而不能由廠商自行推銷的窘境。
雖然在聽證會後，1984年4月，美國政府再度指示空軍應更積極的推銷F-20，但依然成效不彰。雷根政府對於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提出FX計畫的卡特政府已截然不同，使得FX計畫的必要性逐漸降低，這次的指示幾乎只是迫於國會的壓力。此外，空軍本身對FX計畫本身便感到意興闌珊。F-16A的出口有助於降低後續空軍採購F-16其他型號的成本，相較之下，FX戰機並非美國空軍已經裝備的機型，且也並未表現出超越現有一線戰機的性能，推銷FX戰機對於空軍而言幾乎毫無益處。加上諾斯洛普提出的一些策略也讓空軍頗感不悅，其中一項便是在1983年5月完成談判的價格曲線問題。
一般而言，戰機的採購價格在初期會因為受到研發成本影響，因而在初期的量產架次價格較高，而隨著採購架次的增加，價格也將逐漸降低。也因此，美國空軍的戰機採購多是不同財年針對採購狀況、平攤成本重新進行價格的談判，並且逐步降低。
（諾斯洛普的銷售曲線對於空軍來說幾乎是在牟取暴利，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而，由於F-20A的開發是由諾斯洛普自負盈虧，且在1983年時便已斥資超過4億美元，這使得諾斯洛普有別於過往採用的價格曲線，而是提出另一個方案。該方案考量研發成本、收益等因素後，將戰機的價格整合成一條固定的水平線，以確保諾斯洛普有辦法回收成本與獲利。但對美國空軍而言，水平線的採購方案固然可能降低了初期架次（或較低產量下）採購方所需付出的價格，但當產量提升後，無法協商的價格將使採購方吃上悶虧，以不合理的高價採購戰機，這顯然是美國空軍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空軍與諾斯洛普展開漫長且艱難的協商，雖然最終在1983年5月簽訂了協議備忘錄，確定採用過往的採購曲線方案，來取代諾斯洛普提出的水平線採購方案，但艱難的談判過程磨耗了空軍本就不多的耐心，使美國空軍對於FX計畫的負面印象加深。
而空軍對FX計畫的掣肘也反應在了1984年法茵堡航展（註5）。諾斯洛普的F-20一號原型機雖然在這次航展上大放異彩，以飛行表演證明自身優秀的機動性，但卻被限制不能塗上美國空軍的軍徽，飛行整補也不能在空軍基地進行，其待遇遠遠不如空軍的F-1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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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 A CASE STUDY OF THE F-20 TIGERSHARK” p.29寫明為巴黎航展，但筆者查詢1984年應無舉辦巴黎航展，故應為法茵堡航展。
【測試與質疑】
而在1983年5月開始，由空軍認證的F-20性能測試也在1984年6月落下帷幕。空軍針對F-20A及F-16/79測試結果進行分析，在1984年6月發表了關於FX政策與銷售的分析報告。
該報告一方面指出了諾斯洛普的測試中反應出F-20A優良的維護性，但同時也認為，諾斯洛普的維護性測試是相當幼稚且考量不充分的。首先，F-20的飛行測試都是在氣候宜人的愛德華空軍基地進行，有完好的測試設備、訓練優良的地勤，和實際運用上的條件頗有出入。測試數據與實際性能上的差距，可謂是美國空軍的切身之痛。在越戰初期，美國空軍便因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破綻百出的武器測試在戰場上吃了大虧。實驗場上可靠度高，卻在戰場上故障頻發的武器載具屢見不鮮。在越戰後，美軍幾乎是患上了武器測試PTSD，在諸多試驗上都務求可靠，故以幼稚形容諾斯洛普的維護性測試，固然可能存在的偏見，卻切合事實。
美國空軍也在該份報告中指出，F-20雖在測試中表現良好的維護性，但正式服役下的維護性將大打折扣──不僅僅是在美國軍方服役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在一些較貧窮盟邦（如中華民國、南韓等）較艱難的操作條件下，維護性下降的問題將會雪上加霜。總的來說，儘管空軍並未完全否認F-20A具有較好維護性的事實，仍尖銳卻精準的提出了其維護性結果的不合理性。實際操作中的F-20A應仍有優於F-16的維護性，但卻無法像測試結果中存在超過50%的維護性差距。
但在報告中，美國空軍也認同了F-20的機動性，認為其機動性、維護性等特性在做為假想敵部隊運用上極具潛力，且其性能也足以滿足美國盟邦多數的空防需求。然而，一如前文所述，FX計畫本身是一項被雷根政府否決的外交政策下的產物，而在眾多政治、外交因素影響下，縱然美國空軍認同F-20A是一款性能出色的戰機，市場卻是相當有限，甚至不存在的。
對於F-20的發展來說，1984年注定是艱難的一年。諾斯洛普雖不遺餘力的推銷虎鯊，法茵堡航展上的表演也驚豔四座，但F-20A依然受限於FX計畫與市場，未能有所斬獲。其中，在1984年10月10日的一次飛行表演中，更是對F-20的計畫造成負面影響。
（三架F-20原型機最後只有一架保存至今，其餘皆因飛行員G力昏迷而失事墜毀）
做為F-5E/F的用戶之一，南韓空軍從一開始便是諾斯洛普公司的強力推銷對象，自1979年開始便向南韓空軍進行數次簡報。而為了說服南韓空軍採購F-20，在1984年10月10日，由試飛員戴倫．康萊爾（Darrell Cornell）駕駛的F-20A首架原型機於水原基地進行性能展示。在先前巡迴世界19國的飛行表演中，康萊爾已然將一套表演動作變成了F-20A性能展示的招牌：在跑道上空300呎高速飛過後，迅速拉升度，在1200呎到1800呎高度爬升進行副翼滾，同時放下起落架與襟翼。一般而言，在完成整個機動後，高度會維持在約1000呎，但不幸的是，在這次表演中，意外橫生。當F-20A翻轉機身180˚，使機腹朝上後，卻不如一往一般順利改出，由於康萊爾因G力昏迷，無法操控飛機，於是陷入了失速，往地面撞去。在這次意外中，諾斯洛普不僅失去了首架虎鯊原型機，更損失了一名經驗豐富的試飛員。
而這也不是F-20A唯一一次因飛行員G力昏迷導致的失事，在隔年的5月14日，另一位試飛員戴夫．巴恩斯（Dave Barnes）在加拿大布拉多的鵝灣上空為巴黎航展練習時，不幸同樣陷入G力昏迷而失事。雖然日後的調查報告顯示，上述的兩起失事意外皆並非機械故障所致，，但仍對其他國家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印象，使得F-20的外銷之路更加困難。
對諾斯洛普來說，1984年唯一真正能稱得上好消息的，大概只有在1984年12月的海軍假想敵計畫。由於多年來海軍戰鬥機武器學校（Navy Fighter Weapons School）大多採用A-4、T-38等戰機模擬MiG-17、MiG-19等型蘇聯戰機，但隨著蘇聯四代戰機MiG-29、Su-27逐漸服役，繼續以A-4或T-38做為假想敵顯然並不合適。於是在1984年11月，海軍開始找尋新一代的假想敵戰機，預計採購14架新型戰機做為假想敵，並在參考過空軍的FX戰機報告後，於12月將F-20納入考量對象。
（海軍假想敵部隊的飛官對於F-20讚譽有加，但F-20還是敗於F-16N）
一如空軍的FX戰機報告，F-20的機動性是絕對有模擬新一代蘇製戰機的潛力的，且諾斯洛普所呈報的價格約1100萬美元，也低於通用動力的F-16戰機。但為了扼殺諾斯洛普的F-20進入量產，從而有機會影響到F-16市場份額，通用動力狠下血本，提出了一種簡化版的F-16C。這種F-16基於F-16C Block30，配備一具最大推力28984磅的F110-GE-100發動機，並加強了主翼結構，確保其具有優異的機動性。而為了節省成本，該型F-16配備了F-16A所裝備的APG-66雷達、捨棄機砲等武裝，僅僅專注於扮演假想敵的角色。透過上述改動，再加上通用動力不惜捨去一大部分利潤，愣是將假想敵版本的F-16價格壓到了飛離成本970萬美元的低價格，即便包含後勤也僅1100美元。這使得F-16不僅僅消彌了價格上的劣勢，再反過來利用成熟的體系、後勤，對F-20形成壓制。也因此，毫不意外的，美國海軍最終在1985年1月採用了通用動力的假想敵版F-16C，並賦予了F-16N/TF-16N的編號，再度擊碎了諾斯洛普推銷F-20進入美軍的野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