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群眾與精英、多數與真理的這種已經爭吵數千年之爭議,很難在一場小地區的大遊行中釐清是非的,如果能釐清是奇蹟,不能釐清也正常不過,更何況隨著歷史進程產生的新錯覺也替世界增加新問題。譬如應適當教化的人民,以為法治社會賦予了言論自由,便認為意見既被聆聽,則代表自己的言論有著道理,完全忽視言論自由並非保證接受義務教育後的思想品質,而是人天生即俱備的自由--意見表達。
可是,在政策問題上,如果群眾用的是直覺或偏見,不經過充分考慮而決策,這種決策品質不會比暴君的決定正當到哪裡。多數決就代表真理嗎?同樣可以質問民主是否為普世價值。但沒有賦予群眾充分言論自由,容許多元意見的開放社會,勢必成為允許單一思想的封閉社會,而這種單一思想終究變質成替掌權者服務的意識形態,而造成更大危害。
至於民眾在想甚麼,信仰為何,歷史強調觀察的客觀性--古語有云:「蓋棺論定。」儘管如此,或許可以討論《悲慘世界》背景的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近代自由、人權發展的里程碑,身為一個大規模革命運動,群眾的參與是在所難免;革命中高舉著「自由、平等、博愛」,領導者登高一呼,台下群情激憤,似乎全世界的潮流就掌握在台上一張嘴,台下壯大的吶喊聲。
但是,同樣的問題不但可以質問核四遊行中的民眾,同樣可以詢問參與大革命的群眾:「知道妳們在做甚麼嘛?」我們會替其辯護,認為1789年的法國民不聊生、貴族把政、資源不均、宗教迫害,人民反抗是正義之舉、不得不為,何況不僅是打打嘴砲,更把生命放在行動,履行共同想像的浩然正氣。從革命與法國動盪程度的狹窄觀點來看:「法國大革命不該爆發,有理智的人民應該繼續隱忍直到餓死,因為其帶給法國的是接連一兩百年的混亂。」但跳脫此種權衡,肯定人權和自由的人會認為:「沒有法國大革命,沒有人權與自由訴求的大進步。人命若是被奴役,形同不是人命;所以被奴隸的人形同沒有生命,則該革命。革命才有機會獲得自由、獲得生命。不革命,形同死亡。」
儘管如此,我還是得很尖銳的提出一種可能,這種可能同樣可以質問反核遊行:「法國大革命的群眾不見得是為了爭取這些價值理念而準備犧牲。」《悲慘世界》為後來法國的諸多革命下了自己的詮釋:【當初革命是為了理想,現在革命只是為了一口麵包。】反核遊行亦然,仍然應該保障【遊行】的這種發聲管道。遊行是一種對「整體社會」的言論表達,之所以重要,是群體常會進入一種集體無意識,在這種無意識的意識操縱下,不違法的迫害眾人或與主流異議者,因此,不允許其遊行,等於允許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壓迫,最後形成迫害。
最後,我們得問,人民與政府是基於甚麼原因結合成一個國家?為何人民必須關心這種認知上,政府就應該妥善處理的核能政策問題?政府是否該面對其極限,對民眾進行授權?該誰來決定、怎麼做?這種歷時數千年仍未解決的政治哲學大哉問,身為後人的我們可以充分推卸責任,交給歷史決定是非。也可以理性討論其可能,期望諸多矛盾能從這代開始逐漸解除;尖銳地,我相信古聖先賢不乏這種決心,甚至在前幾天某些政治狂熱份子的聚會當中,不乏發此豪語者。
可是,在政策問題上,如果群眾用的是直覺或偏見,不經過充分考慮而決策,這種決策品質不會比暴君的決定正當到哪裡。多數決就代表真理嗎?同樣可以質問民主是否為普世價值。但沒有賦予群眾充分言論自由,容許多元意見的開放社會,勢必成為允許單一思想的封閉社會,而這種單一思想終究變質成替掌權者服務的意識形態,而造成更大危害。
至於民眾在想甚麼,信仰為何,歷史強調觀察的客觀性--古語有云:「蓋棺論定。」儘管如此,或許可以討論《悲慘世界》背景的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近代自由、人權發展的里程碑,身為一個大規模革命運動,群眾的參與是在所難免;革命中高舉著「自由、平等、博愛」,領導者登高一呼,台下群情激憤,似乎全世界的潮流就掌握在台上一張嘴,台下壯大的吶喊聲。
但是,同樣的問題不但可以質問核四遊行中的民眾,同樣可以詢問參與大革命的群眾:「知道妳們在做甚麼嘛?」我們會替其辯護,認為1789年的法國民不聊生、貴族把政、資源不均、宗教迫害,人民反抗是正義之舉、不得不為,何況不僅是打打嘴砲,更把生命放在行動,履行共同想像的浩然正氣。從革命與法國動盪程度的狹窄觀點來看:「法國大革命不該爆發,有理智的人民應該繼續隱忍直到餓死,因為其帶給法國的是接連一兩百年的混亂。」但跳脫此種權衡,肯定人權和自由的人會認為:「沒有法國大革命,沒有人權與自由訴求的大進步。人命若是被奴役,形同不是人命;所以被奴隸的人形同沒有生命,則該革命。革命才有機會獲得自由、獲得生命。不革命,形同死亡。」
儘管如此,我還是得很尖銳的提出一種可能,這種可能同樣可以質問反核遊行:「法國大革命的群眾不見得是為了爭取這些價值理念而準備犧牲。」《悲慘世界》為後來法國的諸多革命下了自己的詮釋:【當初革命是為了理想,現在革命只是為了一口麵包。】反核遊行亦然,仍然應該保障【遊行】的這種發聲管道。遊行是一種對「整體社會」的言論表達,之所以重要,是群體常會進入一種集體無意識,在這種無意識的意識操縱下,不違法的迫害眾人或與主流異議者,因此,不允許其遊行,等於允許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壓迫,最後形成迫害。
最後,我們得問,人民與政府是基於甚麼原因結合成一個國家?為何人民必須關心這種認知上,政府就應該妥善處理的核能政策問題?政府是否該面對其極限,對民眾進行授權?該誰來決定、怎麼做?這種歷時數千年仍未解決的政治哲學大哉問,身為後人的我們可以充分推卸責任,交給歷史決定是非。也可以理性討論其可能,期望諸多矛盾能從這代開始逐漸解除;尖銳地,我相信古聖先賢不乏這種決心,甚至在前幾天某些政治狂熱份子的聚會當中,不乏發此豪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