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英雄亦或二戰亡國遠因？論畢蘇斯基的軍事影響
「敗而不服，為勝；勝而故步自封，乃敗。」──約瑟夫．畢蘇斯基
1939年10月，面對強悍、理念先進與裝備精良的德國國防軍與蘇聯軍隊的夾擊，孤守波蘭各處防線一個月的波蘭陸軍終於支撐不住，選擇向羅馬尼亞撤退，轉進至同盟國領土作戰，再圖復國，而波蘭也正式宣告淪陷。
後世在探討波蘭戰敗原因時，大多認為波蘭軍隊在戰場上不乏證明自己素質的案例，但在武器裝備、戰術思想、戰爭準備上明顯較納粹德國更為落後。而當進一步追究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時，在許多史學家眼中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這位在1926年至1935年間掌控波蘭第二共和國的軍事家、政治家，是當之無愧的罪魁禍首。如波蘭史學者斯坦尼斯拉夫．費雷特（Stanislaw Feret），便認為其理念對波蘭軍隊的發展造成諸多危害，包含忽略參謀體系、最高層指揮官時常越過指揮體系下達命令、忽略技術革新、忽視後勤、落後於1930年代的軍事思想等。
（1915年，畢蘇斯基與波蘭軍團軍官合影）
對於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建立，儘管約瑟夫．畢蘇斯基並非唯一有卓越貢獻的人士。但他在1915年至1917年間於奧匈帝國旗幟之下服役的波蘭軍團，以及其所建立的波蘭軍事組織（POW），兩者可謂是第二共和國復國武裝力量的核心，從而使其在軍隊中長久掌握話語權。
有趣的是，儘管對波蘭國防力量的重建有顯著貢獻，同時也是1920年代波蘭作戰經驗最為豐富的指揮官，但畢蘇斯基卻從未接受過正統的軍事訓練，而僅是自學成才。這使得畢蘇斯基的軍事思想相較於受過完整軍事訓練的軍官而言有獨特之處，無論利弊。下文將闡述其思想、布局對戰間期波蘭國防發展的影響。
【畢蘇斯基軍事思想】
做為典型半路出家的軍事家，加之深受拿破崙影響，畢蘇斯基的軍事思想具有強烈的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項：
其一，畢蘇斯基極為強烈反對理論化或教條化，甚至在他對1913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反思結尾喊出震耳欲聾的「打倒一切軍事學說！」的口號。這使得其在任期間反對將所有的軍事思想理論化，甚至「理論」成為波蘭軍隊的禁用詞，取而代之的是模糊實際理論與臨機應變兩項原則的「具體案例戰略」用詞。
其二，畢蘇斯基相當強調個人崇拜，相較於理論與規劃，畢蘇斯基更相信指揮官的能力才是戰局的成敗關鍵。因此，在蘇波戰爭塵埃落定後，當談及1920年華沙戰役的成功反擊，畢蘇斯基不會像他的對手圖哈切夫斯基一樣，試圖用理論去描述這次戰鬥。取而代之的，是畢蘇斯基認為是自身的優秀操作，如戰略上利用了波蘭褒廣疆域的優勢，以及蘇波戰爭中部隊數量、部署皆難以形成線性壕溝戰等特性，再結合天才般的指揮，才是華沙戰役一轉頹勢的主因。
其三，畢蘇斯基相當輕視戰前的規畫。這方面可由其早年的著作《1863年戰爭史》中窺見。該書中畢蘇斯基強調，「常規戰爭中，真正掌握於自己手上的只有計畫的動員與戰略規劃，其餘行動都取決於敵人，我們只能嘗試描繪計畫的大致輪廓。」並認為，相較於計畫，一個指揮官優秀的臨機應變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勝負取決於一人，而非其身後的參謀、後勤體系。
（華沙戰役後展示繳獲蘇軍旗幟的波蘭軍人）
其四，畢蘇斯基基於對於拿破崙軍事思想的總結，極為崇拜機動作戰，強調即興捕捉戰機發起的突擊與穿插戰術。在他率領波蘭軍團為協約國作戰時，便表現出強烈的機動作戰傾向。比方在1915年至1917年間，畢蘇斯基便曾數度大膽地率領波蘭軍團穿插於敵陣之中。Ulina Mala戰役裡，波蘭軍團便在畢蘇斯基的指揮下穿插至兩個俄軍軍團之間，並在幾乎毫髮無傷的情況下全身而退。儘管畢蘇斯基日後坦言，該次行動是一次錯誤、將軍團陷於遭到圍殲風險的指揮，但其也憑藉著勇氣、熟練的指揮與運氣使部隊全身而退。而在1920年的蘇波戰爭中，畢蘇斯基也正是憑藉相同的指揮戰術，大膽的穿插至蘇軍後方，才一舉擊潰蘇聯，締造維斯瓦河的奇蹟，挽回在當時被蘇俄赤化的命運。有趣的是，1920年華沙戰役的這次機動規劃甚至遭到波蘭軍隊中受過完整軍事教育的高級軍官一致反對，但在運氣與畢蘇斯基個人的指揮下，波蘭仍成功的擊潰了對手。而這項軍事思想也使畢蘇斯基認為，波蘭的國防規劃應該以機動的、靈活的防禦性機動作戰為主要構想規畫。
其五，強調部隊的士氣與意志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畢蘇斯基的著作中曾提到，「只要對勝利有信心，且不忽視眼前最黑暗的現實，不已虛構或幻想取而代之，便能再惡劣的情勢下反敗為勝。」。
【畢蘇斯基軍事思想對波蘭國防的利弊】
多年來，畢蘇斯基的主要軍事思想向來飽受爭議，甚至是同時代的一些受過專業訓練的波蘭軍官在早期也曾有過質疑。其中，最為人所議的便是其在制度層面上的忽視，而強調所謂「指揮官的即興指揮」。如萊赫．維什切爾斯基（Lech Wyszczelski），或是前文提到的斯坦尼斯拉夫．費雷特等學者都對此發出質疑，認為正是畢蘇斯基曲解拿破崙的理論，輕視了參謀與計畫的重要性並誇大指揮官臨機應變的影響力，才會導致1920年蘇波戰爭早期的兵敗如山倒，並影響了日後波蘭戰役下波軍的一瀉千里。
而事實上，畢蘇斯基對於制度層面的輕視也的確為波蘭軍隊的制度化埋下惡果。最為顯著的，是在參謀部門的職掌與相關系統的運作上。一般而言，參謀總部的作用是在國家大的戰略方向下，依照可能發生的軍事行動鉅細靡遺的制定作戰計畫，從兵員調動、戰略優先次序再到作戰計畫大方向的制定等等，都是參謀總部的職掌範圍。然而，在1926年到1935年的波蘭，由於畢蘇斯基本人對於參謀與後勤體系的輕忽，以及其個性強調個人崇拜的部分，當時波蘭的戰略規劃並非出於有詳盡編制與體系的參謀部，而是出於畢蘇斯基的個人的參謀長室。因其獨裁主義以及保密等特色，多數波蘭軍隊的高級軍官甚至只能知道戰略計畫的局部或大方向，而無從得知細節。當然，可議的是，畢蘇斯基所制定的戰略計畫是否有應具備的細節也相當存疑。最典型的案例便是1933年時，畢蘇斯基制定武力懲戒德國重新武裝的計畫中僅提到大略的方針：攻佔東普魯士，協同法國攻入德國本土，而在細部的動員計畫、作戰計畫上卻乏善可陳。無疑的，在畢蘇斯基主政期間，波蘭缺乏一個有效、可行的國防計畫，也嚴重缺乏制度化的理論，大多數內容在執行規劃上皆相當模糊。
（1933年，畢蘇斯基曾大膽地提出直接入侵德國的戰略計畫，但顯然不具備任何可行性）
此外，如前文所述，畢蘇斯基相當反對以軍事理論或學說的教條化，這點也飽受學者抨擊，認為這只是業餘軍事家的反教條主義。以利處而論，這種相對故步自封或離經叛道思想的的確確避免了波蘭軍隊過早的接受一些過於前衛的學說，如完全轟炸或完全機械化部隊等理論。以弊處而論，一個相對封閉、拒絕軍事理論化的環境，顯然不利於新學說的發展。同時，也會使得波蘭軍隊藉由軍事理論改革或制度化的腳步受到阻礙。儘管事實上，畢蘇斯基的反教條主義並不能歸咎於波蘭落後於德蘇的主因，甚至只能是極為次要的因素，但客觀來說仍確實較為不利波蘭軍隊的發展。
另一項被認為與波蘭軍隊落後有關的思想，則是其畢蘇斯基過度看重部隊士氣與意志對戰局的影響。事實上，對於1930年代以前的戰場，部隊的士氣與意志確實很多時候是決定一場場勝負的關鍵因素。不論是畢蘇斯基長年觀察的布爾戰爭、第二次巴爾幹戰爭，還是其親身經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蘇波戰爭等，這些在1930年軍事發生徹底變革前的戰例似乎也都實實在在應證了畢蘇斯基看中士氣的想法，使得波蘭未來極為注重此一方面。加之畢蘇斯基對軍事理論的輕視，這使得許多學者認為正是因此導致畢蘇斯基忽略了技術發展的重要性，空有強調機動性與迂迴的軍事思想，卻只能用羸弱的騎兵做為矛頭，配合的步兵又不夠迅速，導致波蘭最終的折戟沉沙。
（學者費雷特認為，縱然畢蘇斯基意識到了機動作戰的必要性，但卻故步自封的選擇以騎兵為矛頭）
上述思想多年來被學者視為是對波蘭軍隊發展的弊害，但也都很難被認為是波蘭戰敗的主要原因，有些弊害的陳述更可能有渲染之嫌。如，縱然在畢蘇斯基主政期間，波蘭的戰略計畫混亂不堪，但在其去世後至戰爭爆發的四年間，波蘭軍方至少建立了一套相對有效的參謀體系，並在四年內針對德國入侵制定了1936年與1939年兩項戰略計畫。其中，1939年計畫雖然受限於政治目的，必須全力死守維斯瓦河以西的斯利茲克（西里西亞）、波茲南等工業精華地區，無法退至最有利地形的維斯瓦河東岸固守，但仍制定了有效的軍事計畫。同時，該計畫也準確的推測出德軍的戰略意圖與進攻方向（斯利茲克、波美拉尼亞與東普魯士），並制定相對應的作戰選項，且在開戰初期成功成建制的將波蘭空軍後撤，保存戰力。
從尚能有效制定出相關計畫而言，很難認為畢蘇斯基主政期間忽視參謀部的負面影響，深遠到足以影響四年後波蘭戰役之成敗。事實上，波蘭戰役中波蘭軍隊的潰敗因素很難歸咎於參謀總部的計畫不周，更多的是德軍本身攻勢的兇悍遠非體量有限的波蘭單方面所能承受的。以動員計畫而論，波蘭軍方早有宣布全國動員的打算，但屢屢為重要外援的英法兩國所阻礙。綏靖政策下的英法兩國認為，波蘭軍方宣布全國動員的行為將會激怒納粹德國，而促使戰爭爆發，因此，英法兩國屢屢派人遊說、施壓波蘭延緩全國動員。儘管迫於外交壓力，波蘭無法宣布全國動員，但在1939年春季得知德軍36個師朝德波邊境移動後，波蘭仍於1939年3月展開秘密動員，暗地徵招預報役，一些波蘭師級單位也在夏天進入戰備狀態。[1]殘酷的是，秘密動員徵招的兵力遠不足以防守漫長的德波邊境線，而直到8月31才正式開始的全國總動員也來不及為波蘭提供充足的兵源。此外，戰時參謀總部的計畫仍有諸多紕漏，為了守護褒廣的領土，不得已又再分散本就不足的兵力，且也因兵力不足，無法構築具深縱的多道防線。且為了部分計畫的保密效果，也有許多命令未能適當的傳達至基層軍官，但即便此一缺點為一個更有效的參謀部與作戰體系所弭補，也仍無法挽救波軍遜於德軍的殘酷事實。
(一直到德國入侵波蘭前兩天，8/30，英法仍行文要求波蘭延緩全國總動員)
而波蘭軍隊在技術層面落後於德蘇，也很難歸咎於畢蘇斯基對技術領域與新理論的忽視。誠然，畢蘇斯基的軍事理論多有落後於1930年代新興學說之處，其本身也否決新技術對戰爭發展的決定性與革命性作用。然而，在其主政期間，波蘭軍隊仍持續進行現代化更新，甚至可以說畢蘇斯基本身便是波蘭軍隊中新興理論實踐的推波助瀾者，如學者波丹．厄本科夫斯基（Bohdan Urbankowski）的著作《約瑟夫．畢蘇斯基：夢想家和戰略家》中便明確提及，「畢蘇斯基支持空軍與裝甲兵的建設，自1920年代末便是如此」。
(波蘭戰役爆發時，7TP輕型戰車是波蘭少數能與德軍裝甲部隊稍加抗衡的車型。而該車型的國產化始於畢蘇斯基執政期間。)
以最受學者費雷特等人所非議的裝甲部隊為例，畢蘇斯基的主導使的波蘭裝甲部隊成為獨立部門，並建立由塔德烏什．科薩科夫斯基（Tadeusz Kossakowski）領銜的裝甲實驗部隊。在經濟大蕭條最為嚴重的1929年到1931年間，畢蘇斯基仍對外採購法製雷諾M26/27、英製維克斯MK E輕型戰車，並在1932年開始維克斯MK E型戰車的國產化，即日後的7TP戰車，並在其主政最後一年（1935年）開始量產。此外，在1931年至1935年間生產400輛TK-3與TKS輕型戰車，上述兩型輕型戰車成為德波戰爭期間波軍裝甲部隊的主要裝備，儘管在戰場上雖遠非德軍對手，但也是阮囊羞澀的波蘭軍方能大規模裝備的少數選擇。
空軍方面，畢蘇斯基雖曾守舊的認為空軍只需負責偵查與聯絡任務，無須投入空戰與轟炸中，但仍推行在PZL P.7與P.11兩型戰鬥機的量產與PZL. 23A、43等輕型轟炸機的量產。在1931年的《空軍戰術手冊》中，也明確的賦予空軍包含「空戰與轟炸」在內的多樣化任務。此外，畢蘇斯基主政期間生產的二型戰機在當時仍不算落後的機型，甚至曾出口包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與土耳其等國家。
顯而易見的，儘管畢蘇斯基確實存在思維僵化等缺點，卻從未放鬆裝甲部隊與空軍單位的革新。即便在其去世後，波蘭軍方也持續進行陸軍與空軍的現代化，如開發10TP戰車、PZL P.50單翼戰機，以及將騎兵旅改組為現代化的摩托化騎兵旅等等，而如希爾科斯基等反對裝甲部隊現代化的將領也紛紛黯然下台，但這都無法挽回德波之間軍力的差距。
（有限的國力與經濟限制了波蘭軍隊現代化的步伐）
之所以波蘭軍隊仍在開戰之時顯著落後於德國，說到底並非軍事思想上的徹底落後，也非對軍事武備技術的忽視，而是本質上兩國的經濟、體量本便相差太多，德波戰爭本身便是一場早在1933年便開始以鎰稱銖的戰役。波蘭固然有著不錯的經濟發展，工業規模也居於歐洲前列，但遠遠不及居於歐洲頂端的納粹德國。在1933年納粹德國重新武裝前，波蘭陸軍對德國便難以形成優勢，當納粹德國開始武裝之後，其國防預算在1933年到1934年間暴增64%，到了1935年到1938年間，波蘭舉國的國防預算甚至僅有德國空軍的10%。在龐大的經濟差距下，縱使波蘭持續投入經費於更新裝備，也很難追上德軍革新與擴張的速度。
【結論：功過可議，但非敗因】
毫無疑問的，畢蘇斯基的軍事思想對波蘭軍方的發展各有利弊。雖然畢蘇斯基確確實實的存在輕視參謀制度，以至於波蘭在1926年到1935年期間缺乏可行的戰略計畫，但其也確實主持波蘭軍方的現代化，波蘭軍方在1939年勉強可用與德軍對弈的籌碼，有許多便是在其主政期間埋下根基。而在戰術思想上，畢蘇斯基強調機動與迂迴的理論也與隆美爾、古德里安等人的軍事思想有相似之處，後者也以技術革新後更銳利的矛尖（裝甲師）與火力（砲火與空中支援）驗證相關理論的可行性。
至若德波戰爭中波蘭的慘敗，則實難歸咎於畢蘇斯基的影響或其理論遺產，尤其在其去世後，波蘭軍方有意識的嘗試彌補其影響中最薄弱的參謀體系等部分。早在開戰前，波蘭參謀總部便指出，德國對波蘭形成三面包圍之勢，足以投射100多個師的兵力，若無法軍來援，波蘭絕對無法獨力支撐兩週以上。追根結柢，德波戰爭是一場早於1933年開始的銖鎰之戰，是德軍以國勢促成自身完成跨時代的現代化改革後，戰術與國勢併重，以鎰稱銖壓倒波蘭的戰爭。德波戰爭的成敗不在於波蘭是否能更早展開與德國相同的現代化，是否具備相同的先進戰術理念──因為波蘭的國力很難允許軍方將這些理念付諸實行，甚至無關於波蘭是否能夠及早全國動員，而全取決於英法是否履行軍事條約，在德國入侵波蘭的同時迅速穿入德國脆弱的腹背。故此，竊以為波蘭二戰時的潰敗很難歸咎於畢蘇斯基的任何軍事思想，甚至難以將之列入影響波蘭戰敗的次要原因之一，其在世時的軍事思想，也很難與波蘭軍方能否在戰爭期間發起更多的有效反擊，以及波蘭軍方能否獨撐更久產生直接的關聯性。也許波蘭第二共和國的滅亡，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及英法採取綏靖政策的那一刻起，便已底定。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參考：
[1] LUBECKI, J. (2011). JÓZEF PIŁSUDSKI'SINFLUENCE ON THE POLISH ARMED FORCE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The Polish Review,56(1/2), 23-45.
其餘參考資料：
[2] Koskodan, K. K. (2011). No greater ally:The untold story of Poland’s forces in World War II. Bloomsbury Publishing.
[3] 亞當·扎莫伊斯基(2019)，”波蘭史”，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4] Nitze, R. A. (2006). " With swordsand lances..." A study of Polish cavalry and how they fought German tanksduring the September campaign 1939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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