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我記得，在小五還小六的時候，我和家裡的人上山，回部落參加慈善機構的揭牌典禮。那時候，因為八八風災的重創，導致部落的小學改建，透過慈善機構的協助轉型成新校舍。
我雖然就讀的是平地的小學，但因為母親是原鄉學校的族語教師，所以我也被母親帶著過來。
那時候我跑去新建好的圖書館，在那裡拿著英文的書來看。我那時英文並不算好，只是被插畫吸引，就這樣靜靜坐著閱讀。
此時，聽見走廊之外有個聲音，似乎是慈善機構的某位委員帶著她的小孩。我到現在還難以忘記她說的內容。
「你看他們很可憐，住在山裡面，颱風一來連學校都沒有了。所以我們要有愛心，要來送給他們書本和新的學校。」
後來，那位委員帶著孩子進到圖書館，我看他一身行頭閃亮，出現在鄉間小學的圖書館內顯得有些突兀。（長大才知道她包包上兩個背對相扣的雙C圖案是名牌香奈兒的標誌）
她瞧見我坐著看書，以為我是部落小學的在校生，便揚起嘴角前來搭話。
「弟弟，你在讀書嗎？」
我點點頭。
「你在看什麼啊？喔，是英文耶！」
她遂指著書本內的某個單字「naive」，問：「這個你知道怎麼念嗎？」
以我那時的英文程度，連不熟的單字都要用注音標示念法，可想而知我當然不會拼，只能依稀記得某些英語的拼音規則，擠出來。可惜我拼錯了。
「不是！你重音放錯了，這個念naive。來，你跟著我念，“na-ive”。」
我當下只覺得莫名其妙，我在讀自己書到底干卿何事？不過為了趕快勸退她，我就順著他仿說。
她達到她「教化」的目的後，便滿意地說：「很好，以後要更認真多念點書喔，英文很重要，以後要國際化blablabla ⋯⋯。」後面說什麼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我忘不了她憐憫的眼神，那是種令人不舒服且可鄙的善行。
法國電影《逆轉人生》也有類似的情節。半身不遂但意識清晰的富翁，因不滿意看護而頻繁更換長照人員，最後選擇毫無照護經驗的黑人主角作為他的看護，這讓富翁的貼身秘書百般不解。原來，富翁選擇了黑人主角，僅只是因為黑人主角把富翁當成和自己同等地位的人看待，不似之前歷任看護都把富翁當作是病人，即有殘缺的、不完整的人，需要「被輔助」、需要「被教化」。
週末時去了綠世界，看到鸚鵡算算數，我心中也有了聯想。這群可愛的鸚鵡是真正會算數？還是僅止於制約下的反射？我又想到某些鸚鵡會學舌，是否就真的懂人類的語言？還是那只是某種獎勵規則下的反射行為，使他們囿於被設定的規則裡面，走不出來。
我在工作時，有些手邊的個案，我請他們仿說時，我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問。特別是自閉症類群障礙(ASD)的個案，有些有非常明顯的鸚鵡式仿說(echolalia)，他們說話並非是為了溝通，僅只是一種機械式的反射行為——治療師給我什麼、我就反應什麼。這讓我思考到，今天我以治療師的身分教你說話，我是為了要你達到什麼目的？我會不會僅只是透過我自以為的「善行」，一心認為你就是要講話、就是要社交，卻變相把對方推向另一個不自由的火坑？這些問題，遠比想像中複雜。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並不鼓吹這種帶著教化心態的做法，認為這是一種個體間的不對等地位，任由高權的一方灌輸弱勢方，且弱勢方沒有不接受灌輸的自由。
再者，如果透過ICF（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來思考，我們會發現，一個溝通障礙的產生，並不單只能歸因於患者本身的生理因素，障礙亦可能係由環境導致。詳言之，另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因為環境沒有提供友善而對等的支持，使溝通障礙者的生活處處受限，而我們作為溝通障礙第一線的醫療人員，又因此直接貼上「溝通障礙」的標籤，定義了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這很弔詭。
尤其是在溝通障礙的學門裡面，我們鑽研病理，病理上能有很恢宏的碩果的同時，對於社會內部人群互動的認知卻相當匱乏。這就很有可能把治療當作是一種「改造」他人符合社會期待的工具，而且這種改造可能違背當事人意願。究竟什麼是個人特色，又什麼是異常，容我們靜下心，不使自己淪為治療機器。
直到現在，當我每次放慢口型對個案說：「來，說⋯⋯」總有個面容歷歷在目，是那年，那位要求我仿說的女士。若有機會，我很想告訴她，您教我，我很謝謝您，但我翻書，單純是我想知道它在講什麼。讀一本書的快樂，不是為了成為被教化的對象，也不是為了作為被褒揚的善行，僅只是那種單純的快樂，同世上諸多快樂的緣由，都平等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