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是推甄用的，但計劃不周詳（在9/22～10\8時，我已經寫完三篇八千字論文，其中一篇還是十個小時熬夜趕出來的），閱讀和寫作僅在三天內完成，當然以這種做工寮草、貧乏文獻量，以及哲學渣底子，不可能讓該學校要我。但很感謝老師替論文寫評語，並寫推薦內容，而為了寫作，讀了幾篇相關論文，以及把孫子五千字重啃了一遍。唯一遺憾的是，在荀子的閱讀時間只夠讀議兵篇，根本掌握不了「戰爭」在荀子的系統之定位，導致面試時，荀子被我主張成另外一種工具論者，而我的理由是「荀子的戰爭實踐面被忽略，所以我的寫作目標是提醒該文其他面向之價值」。
重新看我這篇去年10\11寫出來的文章，發現我的論點非常相對主義，可追溯至古希臘的詭辯學派核心人物，普羅塔哥拉斯：說服就是真理（
總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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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的世界〉第 4 集：收學費的普羅塔哥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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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的世界〉第 4 集：收學費的普羅塔哥拉斯＿點入）這篇真讓我意外，第一次看到蘇格拉底被錶，不過可能因為蘇格拉底LV不足，還沒領悟「蘇格拉底詰問法」？不過蘇格拉底會輸，恐怕是太快接受「清楚」的定義，以至於著了道。嘛，不解釋。總之，正文。
論正義之戰：以《荀子‧議兵篇》與《孫子兵法》為比較
目錄
壹、正義之戰... 1
貳、《荀子‧議兵篇》與《孫子兵法》的正義之戰之析辨... 2
一、西方脈絡下的正義之戰... 2
二、東方脈絡下的正義之戰：《荀子‧議兵篇》與《孫子兵法》... 4
參、結論與建議... 6
參考文獻... 8
老師評註... 9
壹、正義之戰
在現代社會，和平被認為是世界應存的狀態，但人類間不乏戰爭之現象。古今中西亦然。撇開感受，正視戰爭存在的現象。關於戰爭的核心爭議是：「何時使用武力是正確的？」當然，我們若認為有時使用武力是正確的，而並非所有戰爭都是破壞和平。會有正確的武力，或幫助和平的戰爭嗎？聚焦在這類戰爭，也許我們可以用正義之戰（Gerechter Krieg）的方式稱呼。在中國，先秦諸子對此發出不少論述，孫武以《孫子兵法》系統化兵學研究之代表，此書亦對其他領域皆做出了觸類旁通的貢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上一直占領導地位之儒家的態度，從孔子拒絕談論戰爭，[1]孟子反戰，[2]而荀子不但談論戰爭之法，還認為存在正義之戰。[3]
如果確定了《荀子‧議兵篇》有談論正義之戰的相關材料，那為了更深入研究中國對此的相關思想，我們必須仔細予以檢視。而初步檢視，我們發現此篇談論了孫武的觀點，並進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4]「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5]雖然下文，荀子立刻反駁了引用孫子之觀點的臨武君，並提出「壹民」、「附民」的修正。
但鈕先鐘先生在其《孫子三論》中研判：「荀子勢必看過孫子兵法而且對其有很高的評價。」可是當我們翻開原文，發現紐氏在論述此段的引文，刪除了最後的「豈必待附民哉」。[6]這種刪除，可能導致荀子此段語境涵義的扭曲，畢竟把這段的前後文話還原，一、這話是並非由荀子口中說出；二、還原上刪除的話，顯然這是一種反駁。結合後，我們可以更貼近原文的涵義，而詮釋：「荀子似乎只想駁斥孫子的觀點，而非對其讚揚。」儘管鈕先鐘先生的《孫子三論》在解讀荀子對孫子的評價時，似乎有些爭議，但亦啟發了我們對這兩者的比較，而能裨益我們的對於這兩位先賢在正義之戰上的認識。
貳、《荀子‧議兵篇》與《孫子兵法》的正義之戰之析辨
一、西方脈絡下的正義之戰
在現代社會，和平被認為是世界應存的狀態，但人類間不乏戰爭之現象，而正視戰爭存在的現象，關於其核心爭議是：「何時使用武力是正確的？」
何謂正義之戰？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 在《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ïca) 一書中，論述正義之戰需符合三項條件：一、君主/權威－戰爭必須是經由君主命令才能實施；二、正當理由－戰爭必須符合正義的理由，亦即需是對不正義行為的反擊處罰措施。三、良好的意圖－戰爭是為矯正對方的不正義，而非出於厭惡或報仇為正義之戰建構出雛形理論。[7]
儘管不是所有武力行為都稱作戰爭，譬如：一個國家，對其司法機構所審判犯有死罪者處以死刑，或為了維持秩序而鎮壓暴民。一個個人，在於自己或他人被侵犯時挺身自衛，或身為處刑者，貫徹國家的意志，槍決死刑犯。而縱使是屬於戰爭行為的武力行為，實施了也不必定違背和平，譬如「一個國家，以武力抵抗外來勢力的侵略」。
即使認同有些戰爭是正義的，但其標準為何？而為了涇渭分明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諸多討論都得落實在「武力」。這問題可以更細部的問：「為了甚麼目的，允許使用武力？限不限定執行武力的主體？以及所施行的武力之性質、量？以及執行程式？最後，是否限定武力所作用的客體的種類與量？甚至，誰評斷這些被建立的標準下，某主體是否可使用武力？還有，縱使做下了這些限定，還有沒有例外狀況必須被限定？」提出了這些問，我們才能進一步確定何謂正義之戰。
為了討論正義之戰爭，而對戰爭具體考察，必須限定在甚麼範圍呢？西方的背景下，人類如何解決彼此紛爭已經不可考，儘管這類原初狀態的論述很多，譬如社會契約論者，但這些論述往往根據於聖經和個人信念。[8]但在政治社會出現後，毫無疑問，國家負擔了這種評判機制，並為了達成維持秩序的效果，制定出法律予以執行。過去，在古希臘與古日爾曼法允許個人，經由法院宣示下進行「復仇」；現在通說，雖然仍必須交予國家評判的，但「復仇」已經不允許，而是在國家力量下進行具備武力性質的制裁。國家之所以能制裁組成該國之人民，是因為具備了主權行使的正當性。而這正當性是被社會契約論所形建。當然，在一國行使主權的範圍，包括武力在內的制裁，似乎不被定義為戰爭，而少了爭議的空間，所以正義之戰的討論應是排除國家內部的制裁行為。但荀子似乎不這麼看。
二、東方脈絡下的正義之戰：《荀子‧議兵篇》與《孫子兵法》
在中國，先秦諸子不乏談論戰爭者。孫武以《孫子兵法》系統化兵學研究之代表，與荀子同樣以政治高度談論戰爭，並某種角度切合了西方軍事理論家，克勞薩維茲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伸。」但比起荀子，對於正義之戰，孫武沒有過多著墨，而在其兵書中的核心思想不斷強調「利」，好似可以這樣詮釋：「如果為了作戰能得『利』，則是需要扮演王者之師。」
儒家不斷反駁「利」的核心思想，亦為荀子所繼承。〈議兵篇〉便不斷地反駁「利」的立論，認為戰爭在一定目的下是必要的：「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堯伐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荀子‧議兵篇》）」因此獨夫、暴君是須要討伐，而為了幫助討伐，建議以儒家思想脈絡下的「壹民」、「附民」，則有助於戰爭的功能，且大於追求利的效果。最後，荀子並認為「正義之戰」的脈絡不能跳出戰爭之前的非戰爭行為。
在《荀子‧議兵篇》，卻認為必須審視包括國家中，非戰爭行為之外的所有行為。若仔細觀察他主張的「仁者之師」，實際是「正義之戰的充要條件」。而這種性質的軍隊之產生，並非戰爭當下的行為所決定，而是戰前必須要符合「正義」。對此，薩孟武分析：「荀子這種倡義兵，反盜兵的用兵觀，主要是他認為附民之政與權謀詐變不可並行運用，用兵作戰如隆禮教戰，脩政養民都必須合乎仁義。未戰之前，應先附民，不但要善附本國之民，且要善附外國之民。」[9]換句話說，針對之後所產生之戰爭，其定位是否正義，必須把觀察範圍擴大到戰前不屬於戰爭的行為，包括在實施內政的任何時候，使用的是「權謀」、「詭詐」，還是「隆禮」、「重法」？因為，這些國內的行為，將影響由國民組成之軍隊的素質是否能稱上「王者之師」，而為其評價之因素。
雖觸及正當性，荀子的論述仍有討論到實質的戰力（士氣）問題：「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荀子‧議兵篇》）」雖然此段落的上下文，是荀子說明符合仁者之師的軍隊所產生威力的原因，是能使處於不義之君統治下的人民為慕其仁義，並放棄抵抗甚至投誠援助，所以其戰鬥力會比其他非王者之師來得更大。但這裡也關係了會直接影響兩軍交鋒之勝負要素：士氣，荀子認為戰鬥動機是仁義而非利益的軍隊，較能凝聚戰鬥意志而戰勝其他非仁義之師的軍隊。[10]這就可以形成很有趣的悖論：「若兩個仁義之師交鋒呢？比誰的正義較有分量嗎？」但考慮到荀子身處歷史背景是戰國末期，禮樂崩壞而彼此戰亂不斷，這種悖論雖然有趣，此文目前沒有討論的必要性。
綜合上面的論述，荀子認為，手段上「仁義之師能發揮作最大的戰果」，而戰爭的目的是「正義，除獨夫與暴君」。相反的，孫武在《孫子兵法》，幾乎整篇論述關於用兵的技術，包括戰前、戰中、戰後，甚至作戰目標。但關於用兵的目的，他是否還有其他著墨？「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始計》」析文之，「戰爭是國家關乎生死的重要大事」。其他的篇幅皆以「求利」為核心，描述其手段。
荀子與孫武在作戰方法上亦有諸多不同，前者對於作戰過程中是否有「不義」的行為做了許多論述及價值判斷，但孫子似乎暗示為了勝利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所採取戰爭手段必須能混亂敵人，「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列舉了以詭詐應敵的十二種方法，第一類是隱藏意圖以迷惑敵人之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孫子‧計篇》）」用意是使敵人難以摸清自己的真實情況和意圖。第二類是立足於不同敵人狀態而採取的制敵策略：「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孫子‧計篇》」申言之，以最小的代價取得勝利。
孫子這樣的論述，是為荀子在《議兵篇》開頭所駁斥的：「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荀子認為這種傾向下產生的軍隊，仍然無法敵得過「正義之師」，而且有害於士氣與意識型態的凝聚，不可為也。
看起來荀子和孫武的想法似乎大有衝突，大陸學者吳秋紅亦如此主張，但筆者認為並非如此，尤其對下面段落的詮釋。「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孫子兵法‧作戰》）」在（吳秋紅，2002）中被其認為是孫武為了作戰不擇手段的主張，因為孫武主張為了作戰可以搶對方糧食，等於侵犯其他人的財產權，縱使是敵人。但竊以為此行為，難必言不正當，若以荀子的「仁義之師」出征，縱使是敵國的糧食，但其糧食來自於百姓的耕種，而所有權來自於百姓。因此，若百姓支持這個部隊而願意提供糧食，則獲得敵國糧食就是正當的。所以筆者認為，表面上，孫武似乎贊成不擇手段的勝利，但其核心思想若是「利」，而仁者之師能更有利的取得勝利的相關要素，正當性以及實質資源，則孫武必定不會反對，因為此為符合他的目的一種方法。
結論，我們可以看見荀子與孫武的戰爭思想雖有表象的不同，但實質殊途同歸，都追求戰爭的勝利。而對「正義之戰」的論述之有無，則呈現荀子的意識形態中，具備的儒家「仁」、「禮」……等要素的成分。這些都是具體內容，都可以與孫武的論述相輝映。
這對我們的啟發是：「正義之戰其實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戰爭方法。」因為最大的效果在於凝聚己方，而且能離間、甚至拉攏對手。而荀子是以儒家的思想為內容，做為這種意識型態建構的論述之基礎。但這種框架，其實可以放進任何任何內容，只在於如何建構。
參、結論與建議
梳理的西方對於正義之戰的大致沿革，並比較荀子與孫武在此思想呈現的差異，無論是戰爭的目的或手段。可以發現兩者思想雖有表象的不同，但實質殊途同歸，一致追求戰爭的勝利，並將戰爭視作政治的延伸。而「正義之戰」僅是作為其中一項要素。
在荀子的意識形態中，無疑認為正義之戰是重要的，因為儒家「仁」、「禮」……等材料，能形成了非常強大的意識形態論述，作為提供士氣的凝聚之用，而這種凝聚會因培養士兵時因利誘而分散，或在採取巧詐手段對付敵人時而動搖其價值觀。但至於正義之戰的框架下，要採取甚麼具體內容，則可隨著時代或地區改變。譬如西方也能在其中放入不僅止於儒家思想下的「正義之戰」之論述，尤其美國在二戰後所塑造的共產主義、與邪惡軸心國，以及反恐戰爭時的論述，皆可類比。[11]而這種積極追求價值論述合理化的背景，源於現在公民審議和全球化的現象所致，國家對於所要採取之行動的價值定位非常重要，因為民眾的觀感將比以前具備更大的影響力，左右國家決策，進而決定國際政治。
雖孫武未論及「正義之戰」這種意識型態的建構，但其原則是「利」，換句話說，根據其思想核心，孫武必定不反對這種可利之戰爭方法。因為，這種手段最大的效果在於凝聚己方，而且能離間、甚至拉攏對手。這對我們的啟發是：「正義之戰其實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戰爭方法。」
既然「正義之戰」脫離不了意識形態。基於以上探討，本文建議在研究「正義之戰」相關論述時，可加入修辭學的探討。因為正義本身並非純真理，也可以視作某種意識形態的整體或內容，毋寧說孔恩意義下的「範式」，而具備社會性。戰爭本來就具備充分的社會性，與現實的社群和物質利益掛勾，不跳脫某個既定範式的探討，將會無所裨益，僅專注在正義理論的建構，而忽略現實。至於，跳脫的方式，便是使用修辭學，其中一種方法便是將其「正義之戰」的論述視作一種「發訊者對受眾的演講」，將其包含語境在內的論述解構。而這種受眾不只是作者當年撰寫所預期的直接受眾，甚至是間接受眾。這將對「正義之戰」論述之內涵有深一步的分析與詮釋可能。
參考文獻
一、專書
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譯》，臺北：台灣商務，2010
鈕先鍾，《孫子三論》，臺北：麥田，2010，二版
二、期刊
陳佳慧，論生命政治與戰爭的關連，中華行政學報8期，2011，P.7-18
吳秋紅，《孫子兵法》與《荀子·議兵》之比較，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8月，第15卷第4期，p.362-366
康經彪，荀子〈議兵篇〉的武德思想，黃埔學報第六十六期，2014，p.139-158
老師評註
評註人：（遮蔽）
職稱：（遮蔽）專長「荀子哲學」
我的評註分為三部分：其一，值得稱許之處；其二，未來修改建議；最後則是總體評論。
值得稱許之處：
1. 論題有意義且清晰。我們知道一篇論文的論題好壞，就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判斷其作者之思考深度與寫作技巧。此論文主題「正義之戰」即點明戰爭此種透過武力手段以達成目的之行為，如何可以被判定為「正義的」（道德的）。其次，副標題以《荀子˙議兵》、《孫子兵法》為討論核心。而此兩篇文獻，一者是儒家之說，一者為兵家之說，兩者之間立場有何異同？此即足以引發讀者進行閱讀之興趣。
2. 對於中、西思想史關於戰爭之論點有基礎性認識。這一點在當前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上雖有爭議，也就是我們是不是應當在討論中國哲學之議題中，引入西方哲學的討論？比較哲學的研究當然有其可看性，不過所引入之西方觀點是否會讓中國哲學有削足適履之難，在研究上實需再三考量。不過，以作者目前仍為大學生之身分來看，能在此論題中嘗試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值得鼓勵。
3. 作者在區分《荀子》與《孫子兵法》之不同立場時，最後提出在更高層面的意義上兩者可以是互不衝突的，也就是共同追求勝利，並且都是政治的延伸。這一點足見作者之思考已經有一定程度之水平。（作者認為「正義之戰其實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戰爭方法」，且是「政治的延伸」。我對於這一點必須提出不同的看法，《孫子兵法》明言：「兵者，詭道也。」也就是說，追求勝利可以是不擇手段的。因此，戰爭不論是意識型態的，或是政治的延伸，都可以被接受。但是在荀子學說中，戰爭除了是政治的延伸之外，政治仍舊必須是涵蓋於道德之內的社會活動。這一點兩者截然不同！）
未來修改建議
1. 《荀子˙議兵》是對話形式之文獻，作者可以嘗試依其辯難之順序，整理出荀子對於戰爭的立場，以及他對於兵家之言的批判。
2. 由於《孫子兵法》著重於用兵理論，而非哲學思辨，因此在取材上略顯不足。作者可以嘗試從歷史事件（實際的戰爭）作為個案，以加強兵家之言的論點。
3. 引用資料方面有幾處採用「轉引」的方式，這一點雖然可被接受，但是最好還是直接取材一手文獻較好。
4. 最後作者以很鮮明的方式標舉：「何時使用武力是正確的？」來說明正義之戰的問題核心。我的建議是使用「何時」（when），不如使用「如何」「how」來的準確。
總評：
同學是我在文化大學的學生，除了上課認真之外，課後經常與我共同討論。在多次討論中，我發現的思想敏捷，且具備相當之語文能力。這一項優點將有利於他在哲學領域之未來發展。因此，我向母系各位老師推薦，相信他未來可以為哲學之研究、教學作出一定程度之貢獻。[1]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2]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孟子．離婁上》）；「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梁惠王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孟子．滕文公下》
[3]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堯伐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荀子‧議兵篇》
[4] 《荀子‧議兵篇》
[5] 《荀子‧議兵篇》
[6] 鈕先鍾，《孫子三論》，臺北：麥田，2010，二版，P.179
[7] 轉引自：陳佳慧，論生命政治與戰爭的關連，中華行政學報8期，2011，P.16---魏靜芬，《戰爭法學》，金北：社團法人臺灣海洋事務策進會，2005，P.23-24
[8] 諸如霍布斯、洛克、盧梭，雖然其論證方法不同，但皆認為國家主權的正當性來自於人民將部分主權渡讓，成立一個掌握統治權的政府，以讓生活過得更好。
[9] 轉引自：康經彪，荀子〈議兵篇〉的武德思想，黃埔學報第六十六期，2014，p.139-158。原註曰：參閱薩孟武，《儒家政論衍義》（臺北市：三民，1982 年 6 月），頁 706。
[10] 在（吳秋紅，2002）中，作者認為議兵篇的這段文字，是說明用兵的重點在於「壹民」與「附民」，這同時包括凝聚我方戰鬥意志以及拉攏非我方的支持抑制。我方軍隊能因此戰鬥意志的性質特殊而能士氣旺盛，所以攻無不克，但比對原文脈絡，雖以為斷章取義卻不無道理，故留其詮釋但補充清楚原文語境下的其他涵義。來自：吳秋紅，《孫子兵法》與《荀子·議兵》之比較，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8月，第15卷第4期，p.362-366
[11] 陳佳慧，論生命政治與戰爭的關連，中華行政學報8期，201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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