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參加了大公文匯主辦，《假如我是大公報記者》徵文比賽的頒獎典禮。六十三間學校、逾千名學生競逐殊榮，最終54人脫穎而出，站上頒獎台上，鎂光燈下，分享喜悅。我對獲獎其實頗感意外，因為參加此活動，只是為了在試後餘暇中，動筆消遣，且順道成為一塊磨刀石，避免日後文筆生疏，一旦變鈍則鋒芒不再。當然，這只是非常個人的原因，實際上無論投稿、比賽，各編輯對文章喜好有別，要求也大為不同，除了試試手感外，代入編輯角度，嘗試以不同形式、切入點、考慮因素寫文章，以此寫出符合個人與編輯風格融合的作品，更具挑戰與樂趣。每次侷限於日記式寫作、散文，不但使其他寫作題材變得陌生，還令眼光收窄，人生經驗不足，雖然未至於對日後找工作有重大障礙，不過多樣性能為人生漫漫長路，點綴生活，讓路上不被沉悶蠶蝕。
大公報總編輯致辭時提到中共中央二十大後的願景與計劃，贅言不提，抽絲剝繭下我取出最重要的六個字：「青年強，國家強」。何謂青年強？能為國家出一分力，不拖後腿，不做贅事，不走歪路。這裡我就有點頭痛了：三年前反修例事件、兩年前的疫情，令青年無論在就業、交流，都出現重大難題——被政治沖昏頭腦，不務正業，疏於正事的如恆河沙數；放棄努力，守株待兔，躺平討活的也不計其數。中港國際人才流動斷絕，失去很多就業、實習機會，也讓見識國家、世界的大門重重關上。其實不只香港出現這個問題，很多地區和國家都有勞動人口工作意欲減、生育率低、年輕人躺平等結構性問題，尤其歐美國家有完善的勞工保障制度，罷工頻繁，即使年輕人有新職位，勞動力也大減。在新冠疫情「復常」的大趨勢下，各地努力把經濟水平重返過去鼎盛時期，竭力招攬人才以提高競爭力。香港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背靠中國，面向世界，擁有世界窗口的特殊地位，同時聯繫內地的地理優勢。相對內地較為保守的國家政策，香港跟隨西方國家的放任自由政策，無論技術、資金、貨物流動，都能繞過障礙，從而資訊互通。這帶出，香港需要的人才，特質可能與內地的不同。但內地的經濟急速復甦，亦需要香港人才自由開放的特質，以跳出框框的思維協助內地企業尋求突破。這就形成了一種頗為尷尬的場面：內地、海外、香港本地都極度渴求人才，但香港青年的競爭力同一時間逐步下降。
另外，世界似乎傾向「靠邊站」的局面：疫情後全球化的場景正慢慢消失，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盛行。一旦紮根某個地區工作，跨地區工作的情況越來越少。香港政府不斷希望香港青年北上大灣區尋求發展機遇，但兩地被隔離政策所限，要實現跨境聯繫，則要犧牲十日時間成本，中途可能喪失有薪時數；而在香港工作與內地交流，也儘可能避免失去十日工作時間以提高生產力。經常說政府強調「搶」人才，「搶」字含貶義頗不吉利，隱含香港政府對延攬人才、發展前景的憂慮。以現階段來說，一旦人才北上便鮮少回流香港，而政府乃字面上合作共贏，實際上卻要跟內地競爭人才，中港互惠互利的影子越走越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梁振英也提到，港人不要守株待兔等全面通關才北上，要主動尋求工作機遇，言下之意即是在內地紮根的成本效益比留在香港大，如果香港青年實力強，卻選擇北上貢獻內地，那麼對香港社會來說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人才流失進一步加快，不單反政府的青年拒絕貢獻香港社會，連親政府的也寧願北漂貢獻祖國。疫情期間，香港喪失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優勢，國際聯繫、交流的地位逐漸被新加坡取代，現今正盡力推銷，希望挽回部分海外人才來港就業。惟當香港人才外流，剩下的又缺乏足夠競爭力，香港精英銳減，特色光芒褪色，那香港則會慢慢被中國與國際孤立，將會是對香港社會的一大噩夢。
所以，「青年強」，沒錯，中國會強，某些跨國公司也會強，但如果是對香港社會的展望，我確實是存疑的。我這裡是從「貢獻社會」的角度來分析，並非是以「維持生計」的角度來看。如果純論大學生畢業工資、工種、前景來看，在香港工作的優渥、穩定，可不是北上，或者到海外發展就能輕易取代。在香港，找工作付出的努力、勞力，換來的回報，整體上會比較高。不過這種回報都是給自己的，把回報放大至社會層面：能不能服務社區、大眾，甚至謀劃香港的未來呢？那又是另一回事，勞動人口暴跌，而青年傾向選擇特定工種度過餘生，會是對未來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大警號。更大的憂患，是新一代青年，能不能邁過三年前的迷霧，重新喚醒服務社會的使命和初心。
（圖：七人欖球賽散場——七人欖球賽正正是香港開啟復常步伐的標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