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我在遊覽車上，無所事事的看著窗外風景，車子搖得厲害，所以無法閱讀，乾脆寫了篇文章，放在這兒。
我很喜歡聊唐代的事，單純因為喜歡，它就像個自信十足的富家子弟，盡情揮霍之後，轉身沒入歷史的塵埃，臨走之際，匆匆一瞥，沒有過多的眷戀，哈哈一聲。
中國歷代財政，有所謂低稅理想，這是傳統文人政治的道德理念，然而低稅理想卻是雙面刃，它有效的抑制了政府橫徵暴斂，但同時也扼殺了理財手法的進步，以至於兩千年來，中國式的財經思維，始終遊走於理想與實踐的模糊地帶，要讓國家得以盛世昌明，但在財政上，卻又難以突破這道束縛。
很多小說中，形容中國的皇帝，往往威風凜凜，所謂「朕即天下」，皇帝的威權，主導著一切，臣下遵奉教條，履行皇帝的意志。但事實上卻非如此，做中國的皇帝，其實辛苦的很，很多時候，甚至由不得自己。
官僚集團長期以來，始終是中國社會最大的集團組織，這之中有世世代代任職高官的氏族，例如漢末的袁氏一族，也有長期耕耘地方的官宦世家，例如中唐的南華劉家，一家四代都是地方官，也有兼具地方性質的豪族，盤根錯節成的集團，例如隋唐之際的關隴權貴，如論這些官僚來自何方，他們入朝為官，便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皇帝的權威，受到了這個共同體的制衡，形成了長期的皇權與相權之爭，個別戰鬥力十足的皇帝，有能力壓下相權，例如明太祖，但在歷史面前，它是渺小的，他可沒料想到他的後世子孫，仍得依賴內閣替他辦事，不過是宰相換了名字罷了。
在大唐風雨飄零之際的八年間，除了唐軍浴血奮戰外，同時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戰場，它影響著整個局勢發展，甚至可以說它牽引著唐的國運，它是戶部，主導帝國的財政，當時帝國的防線退縮到了河南一帶，兩京淪陷，各方重鎮或失守、或斷了聯繫，兩京是唐的財庫所在，一旦失去，財政馬上陷入了困境，仰賴中央的軍隊，盼不到支援，各自為戰的州縣，只得四處籌措糧餉，中央朝廷分散，士庶流離他鄉。
兩京淪陷之際，當時襄陽由永王李璘鎮守，逃往蜀中的玄宗皇帝，授命諸皇子各自便宜行事，自行籌兵抗敵，永王便是響應號召的其中一位皇子，他率領大軍扼守了襄陽這個重要地帶，雖然生於深宮，但他獨具慧眼，守住襄陽，便能遏止叛軍南下，前有唐軍捲土歸來，後有永王號召的勤王大軍，殲滅安祿山在此一舉。
可惜，永王機關算盡，卻漏算了一點，他的長兄皇太子李亨，並不樂見他的勢力高漲，李亨，在未得父親允諾之下，前往西北的靈武號召大軍，靈武是朔方軍的重鎮，朔方是守護李唐的兩大臂膀之一，如今右臂的安祿山叛變了，最有能力抗衡他的當屬朔方了。
在得到強大軍事支援後，李亨隨即被拱上帝座，遠在蜀中的老皇帝只得被迫允諾了，這下子，帝國的中樞一分為三，在靈武有李亨的小朝廷，在襄陽有銜命抗敵的永王李璘，在蜀中有老皇帝的原班人馬，究竟該棲身何方？唐臣們被迫做出抉擇，面對他們的是未知的命運。
逃往襄陽的劉晏，他選擇了靈武的朝廷，當時選擇靈武的文人士子不少，著名的大詩人杜甫也是其中之一，身處於永王勢力的襄陽，劉晏寫了封信給靈武的宰相房琯，他指責玄宗皇帝下放權力給諸皇子的決定是錯誤的，這會造成權力分散，甚至內鬥。
這封信並未明說他心向何方，卻巧妙地暗示了自己的立場。
果然沒多久，從靈武的一道人事命令下來，劉晏被封了官，同時永王和靈武政權正式撕破了臉，雙方開戰之初，驍勇的永王連戰皆捷，但此時從蜀中發來一道諭令，玄宗皇帝正式承認靈武朝廷的地位了，靈武一方得到了正名，皇太子名正言順地成為眾望所歸的皇帝，這下子永王的地位尷尬，他本是奉玄宗之令起兵，如今卻被扣上了叛變的頭銜。
雙方此消彼漲，太子戰勝了永王，劉晏在這場戰爭中，協助了太子派的將領獲勝，戰後地位高漲，一轉眼成了新朝廷的新紅人，他被授予彭原太守，彭原是對抗安祿山的臨時據點，可以說劉晏成了戰時首都的最高行政長官了。
劉晏很快的嶄露頭角，他的理財專長，成功的遏止了年年赤字的財政，他像是救火隊長，四處奔波，替朝廷籌措錢糧，同時期還有兩位官僚，分別是第五琦、元載。
第五琦最早揚名，他竭盡可能地替國家爭取更多的稅源，鹽稅、商稅成了延續國家命脈的救命稻草，他從江南徵集物資，輸往北方戰場，讓唐軍的後勤得以無慮，此外，他又擴增了練兵費、地稅等特別費用，大幅的提高國家稅收，最後他將腦筋動到了貨幣身上，當時依賴農民的租庸稅，早已荒廢，畢竟農民都跑光了，只是沒人明講，深怕動到了傳統政治那令人敏感的一塊，所以第五琦只得到處加開稅收，以補足過去租庸稅額的空缺，最後他改鑄貨幣，企圖利用新、舊貨幣的兌換，來取得收入。
新舊貨幣的兌換比是一比十，不久又漲到一比五十，新的貨幣價值，竟能高達舊幣的五十倍，這讓許多人轉而私鑄貨幣，政府不得不加強取締，在市場通膨和官僚集體反彈的聲浪中，第五琦黯然下台。
然而他的政策並未消停，只是新舊貨幣的比值做了調整，慢慢適應了市場，延續第五琦政策的正是元載，元載強而有力的貫徹貨幣政策，在第五琦離職的短短六個月內，便讓市場恢復了平靜，新貨幣逐漸受到人民的接受，第五琦時代引起的風波，彷彿不曾發生過似的。
元載貫徹貨幣政策之際，也逐漸發展自己的理財主張，當時北方戰場陷入膠著，唐軍兩次的慘敗，將雙方態勢打回了平局，南方江淮一代，陷入了長期的民亂，南北唐軍皆盼著中央趕緊送錢。我們或許可以想像一下元載一天的生活；
早晨，元載起了個清早，公文上頭大書赤字，江淮的唐軍急需冬裝，但冬裝的資金已提前撥給了長安的整修工程，於是他只好挪用江南義倉的米糧，將它們變賣，緊急的籌措資金。
冬裝的事解決了，緊接著他得知北方戰場失利，唐軍退守黃河以南，丟失了大量渡船，缺乏木頭原料，它必須趕緊寫信，要求河南諸鎮，先預支木料的錢，這些木料從四川進入，沿著運河向北輸送。
接著，它必須將鹽稅跟地稅分帳清楚，好向皇帝提交來年的財政收入，最後，當他忙完了一陣，又接到了皇帝的口諭，咱們和吐蕃談不攏準備開戰，要錢！
此外，他還得時時防範朝廷的口實，那些文官們，只知道德，卻不知錢從哪來，他在前些日子遭人批判，原因是他要向江淮的欠稅戶徵收稅額，遭到了集體抗稅，引發了不小的動亂，這讓他廣受批評。
元載有個特色，他知人善任，特別提拔同是財經官員的劉晏，同時也不斷迴護被貶官的第五琦，另一方面，他還拉拔了一號人物，這號人物後來影響了李唐甚至往後數百年的中國財政，他叫楊炎。
劉晏受到元載的庇護，因此得以大展身手，他是很有趣的一號人物，他一生受到大力的讚揚，鮮少為人詬病，他是文人出身，甚至留下詩句，他有不少文人朋友，執掌財政最高權柄，死時卻只有幾本舊書。
劉晏大力的整頓財政，在他手上財政煥然一新，那些叛軍們杖二著金剛摸不著頭緒，怎麼屢戰屢敗的唐軍，裝備卻越換越高級，幾十萬唐軍的糧草命脈，掌握在劉晏手中，他一方面整治了荒廢的漕運，一方面加強對鹽戶的控制，他明白此時的大唐不同以往，所以放手讓民間的鹽商發展，卻集中力量控制鹽的產地，讓商人向官府買鹽銷售，所得利潤他一概不過問，只在購鹽時抽稅，如此一來，民間能賺，官府也賺了一份，他甚至不在乎底下的人偷摸幾手。
所以他主持的案子預算都特別高，因為他知道，與其花時間去抓貪官，道不如致力於成果的優良，老話一句，能幹的難保不貪汙，清廉的卻多半是笨蛋。
劉晏的事業雖成功了，但仍難逃鬥爭的命運，身為帝國的財政重臣，實在難容於傳統政治官僚眼裡，他一生多次捲入政爭，最後果真死於政敵之手，他的政敵不是別人，正是元載一手帶起的楊炎。
楊炎以勝利者之姿，接手了劉晏的事業，幾年後創立了兩稅法，並加強劉晏在漕運和鹽稅的基礎，奠定了中唐以後的財政格局，不過世事難料，他最後竟也死於政爭，距離劉晏之死，不過匆匆數載。
劉晏死後，他的舊屬仍致力於維護他的事業，此後數年又有一位官員，接手了財政重擔，他叫杜佑。
文人出身的杜佑，在主持財政之際，時常苦於財源的拮据，當時唐軍於河北戰場一敗再敗，正值籌發薪餉之際，杜佑提議了開徵新稅，向長安的富戶籌錢，然而富戶和有錢商賈們藏錢的辦法五花八門，朝廷苦無辦法，民間又屢屢爆發抗稅，最後這筆爛帳一口氣算在了杜佑頭上，他被貶了官，開徵富人稅的辦法，本是再正確不過的事了，但他卻忘了。
有錢人之中，還包刮了官僚，這些官僚有不少是他的同僚，簡單來說，杜佑的開徵辦法，等於一口氣得罪了整個官僚集團，這下子再大的主子都罩不了他了，他失去了往日風采，來到揚州沈潛，十八年後，一本曠世巨作問世了《通典》。
在著作中，他將經濟擺在了第一位，卻獨獨漏掉了劉晏，這位力挽狂瀾拯帝國於存亡之際的幕後功臣，卻不見於杜佑書中，或許是杜佑在貶官期間，喪失了對財經的熱情和堅持，同時也回到了文人集團，不再成為與其做對的吏幹型官員，這讓他得以在後世文臣間得到讚揚。
諷刺的是，杜佑沒說的事，反而由政治立場再保守不過的司馬光說出口，他在《資治通鑑》中，洋洋灑灑替劉晏寫下了上千字。
「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