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不負責任翻譯／奴隸制的政治經濟學，埃德蒙·魯芬（翻譯到第8頁）

　　然而，即使是這種最糟糕和最不具盈利性的奴隸制度（即將和主人相同種族的人置於主人之下），也作為所有古老國家區分的文明、優雅、藝術和學習改進的基礎和根本第一原因。除非上帝的特殊護佑和照顧干預保護特定的家庭及其後裔，否則除了奴隸制度之外，沒有什麼能夠阻止自然狀態下的任何種族或社會沉入最粗糙的野蠻狀態。沒有奴隸制度的協助和運作，不論是社區中的某些個體被使為他人的奴隸，還是整個社區被征服和征服，以某種方式被外國和更開明的人征服，任何人都無法從那種低級狀態中提升出來。埃及和印度於古代的建筑和雕刻作品是非常古老而令人驚奇的，這些作品不可能完成，甚至不可能構想擁有它們，除非強制勞動已經長期使用，並且可以應用於這樣的巨大作品。同樣的原因也是希臘和羅馬的後來更完美和令人讚嘆的藝術作品的基礎，以及這些連續統治當時已知世界的帝國的奇跡般的智慧成就。不僅有很多偉大的實用和裝飾作品，國家變得豐富和強大，帝國建立和維護，而且還有更有價值的私人和社會生活的道德結果。在更早的時候，正是在這個家庭奴隸制度的基礎上，亞伯拉罕的父權統治和政府得以建立，亞伯拉罕擁有如此之多的家庭奴隸，以至於他可以突然召集並帶領三百一十八名能夠攜帶武器的奴隸來抵禦和懲罰外來敵對部落的入侵。同樣的家庭奴隸制度當時以及此後許多世代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存在，只要在那里可以看到相當大的道德或思想進步或經濟改進。

　　在古代，奴隸制度雖然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並且不僅在其最初建立時如此，而且在其最後的發展中仍如此。在羅馬帝國的後期，奴隸的便捷和低價購得導致了他們被大量和不必要地擁有，其中不少是被俘的野蠻和好戰的敵人。這些條件是主人階級和整個社會虛弱的必然原因，並有助於引誘和幫助大量的野蠻入侵者的成功，這些入侵者像洪水一樣席捲當時的文明世界，並在此後的幾個世紀中，將歐洲埋葬在黑暗無知和野蠻統治之下。然而，緩慢而完全的最終救濟措施是出於同一原因，即生產了先前的文明。在某種形式下，無論是人民的一般和政治性奴隸制度（如被征服者對其征服者的奴隸制度），還是階級對階級，或是農奴、佃農、或是對土地的奴隸，或是個人奴隸，這種制度在歐洲的黑暗和半野蠻的中世紀時期是普遍存在的。最初，奴隸是來自先前的主人，受過教育和優雅但變得軟弱和懦弱的地主，這些奴隸首先開始了文明，並將其傳達給野蠻的征服者和他們的主人。因此，與這種情況的一般秩序相反，被奴役的人，而不是主人階級，成為改善其他人的來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歐洲文明和學問的復興發生得比如果奴隸在野蠻人完全征服後與他們的主人一樣無知，將早了幾個世紀。

　　但在每個國家，當人口密集，自由勞工獲得生計變得困難時，就業競爭將趨於逐漸壓低勞動價格，降至可以購買基本生計所需的最低水平。人的慵懶天性，特別是在他處於最低和最卑賤的狀態時，不再能夠沉溺其中，因為無所作為不僅意味著受到財物的剝奪和承受更大痛苦的風險，而是絕對和迅速地饑餓和死於飢餓。如果家庭奴隸制度能夠繼續存在，那麼那個時候的奴隸將處於比自由勞工好得多的狀況，因為他們擁有確保生計所需的手段，而且這需要的勞動和艱辛要少得多。因為深切的渴望、飢餓和寒冷比奴隸主的鞭笞更有效地激勵勞動，即使它的使用不受到任何公正或慈悲的感覺的限制。但在這種自由勞動的情況下，家庭或個體奴隸制度是無法存在的。因為無論何時，當需求和競爭將自由勞工的工資降低到低於奴隸勞工的成本時，對於奴隸主和雇主來說，僱用自由勞工（因飢餓和苦難而廉價並被驅趕）比維持奴隸並以更高的成本強制他們工作更有利可圖。在這種情況下，奴隸（如果不能被出售並轉移到需要他們的其他國家）將很容易被已經感到困擾的主人解放。很快，在自利心的作用下，家主階級將終止家庭奴隸制，讓位於更嚴格和更嚴苛的需要作為勞動者的統治，並由勞動受僱者階級或勞動受資本僱傭者的階級的絕對支配。然後，在社會的進步中，首先開始成為真實，不久就完全成為真實的那個陳詞濫調，即「自由勞動比奴隸勞動便宜」，只有在這些情況下才是真實的，即勞動供應通常大於需求。然後，多餘的勞動力必須失業，因此沒有生計手段。他們只能透過出價競價來獲得就業，然後被拋棄，讓其他勞工失去工作。然後，以相同的方式，這些人必須接受相同的工資減少，以便再次獲得工作。最終，所有人都被迫以降低的工資工作。但是，在這種普遍降低工資的過程中，仍然像以前一樣，勞動者的勞動量增加了，或者至少只要人體能承受增加的努力。當以這種方式獲得了最大可能的勞動量以及僅能維持生命和勞動力的最低工資時，就達到了對資本家和雇主階級以及對一般和國家財富最迅速增長的最完美和有利可圖的工業營運狀態。但這些好處（被如此吹捧和認為是幾乎每個國家和幾乎每位作家所渴望的）僅通過最大可能的辛勞、剝奪和勞動者階級的痛苦購得，他們可以生存和工作。毫不含糊地承認，奴隸勞工永遠不可能產生如此大的淨回報，不僅產量較低，而且成本更高。奴隸無法忍受如此極端的匱乏和苦難，因為他們必須得到食物和衣物，通常不能被過度勞累（也永遠不會對主人有益），這是由極端需求和競爭不斷施加在自由勞工身上導致的。如果要解決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是在人口稠密和工業操作發達的國家中生產最大數量的資本家利潤和國家財富，而不顧勞動階級的痛苦，那麼肯定的是，勞工不應該是奴隸，而應該擺脫除了極端需求以外的所有主人。在英國，在普遍廢除奴隸制度後，花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逐漸接近這種狀態，最終實現了，並且多年來一直享受著。自那時以來，英國一直是世界上製造業、商業和資本勞動等所有工業就業最繁榮的國家，而勞工和最貧困階層一直是最貧窮和最不幸的。他們之所以沒有因為爭奪食物而陷入更大的苦難，也沒有發生更多的絕對飢餓死亡，是因為引入和保護了另一種奴隸制度，即貧民奴隸制，這是自由勞動競爭產生的苦難和痛苦的必然後果，也是部分解決這些問題和苦難的手段。

　　儘管在任何國家中，勞動力供應已經長期超過需求，競爭就業必然會將工資降至僅能在極大的痛苦下維持生活的最低水平，但至少不能再降低，也不能再增加整個資本家或僱主階級的利潤。因為當勞工不能再以工資維持生計時，不足之處必須以某種方式由財產擁有者提供。在法律混亂或管理不善的國家，乞討和偷竊可能是以不規則方式從財產中獲得支持，該支持在工資中被拒絕。在規模較大的社區中，提供支持的方式是通過「貧窮法」，或者是為不能以工資維持生計的勞工提供強制性的經濟支援，以及為不能工作的貧困人提供支援。這一體系在英國最為廣泛和完善，並且是英國各種工業活動和資本對勞工的有利就業所產生的競爭的必然結果。因此，資本對工資進行殘酷的壓迫，降低至最低水平，是通過對貧困所徵收的稅款來復仇，這稅款等於工資不足的金額，足夠維持基本生活。對於貧困法承諾和提供的這種救濟，英國的每個日工人都抱著幾乎可以確定的命運和家庭的最後出路。幾乎沒有幾個工人階級能不依賴教區提供的支持；每位英國勞工更有理由期望以教區支援的貧民身份終老，而不是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