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摘要
社會史大可舉凡社會的生活與文化，或是除了政治、經濟、宗教、科學以外都是社會史，小則限於家庭、社區的制度、習俗、態度、工藝。
20世紀上半葉很少有人研究社會史，北京大學1923年胡適創辦的《國學季刊》的十種史，唯獨沒有社會史。該刊在1923-1935期間，只有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朱倓〈明季南應社考〉算社會史研究。同時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清華大學學報》也無社會史。
1906年劉師培的《古政原始論》、《古政原論》深具社會史趣味。1920年代末呂思勉涉及婚姻、家族、國體四種制度史，可以被歸類為社會史。
社會史的濫觴是1927年寧漢分裂，中共分裂出了中共幹部派（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故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與中共反對派（中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敵人是資本家），而國民黨革命理論家陶希聖則為新生命派（中國社會是宗法封建的構造，以有官僚地位的士大夫為主導，因此中國無法發展商業資本）。史稱中國社會史論戰。
左派以馬克思五階段論為中國歷史分段，欲確定何時是封建制度、奴隸制度、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時代。1931年-1933年的《讀書雜誌》有四期的社會史論戰。問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商業資本、經濟問題。論戰的目的是找出正確的革命理論。
論者各方都接受馬克思主義。但陶希聖批評社會史論戰只是拿外國社會史替代中國社會史，是搬弄原理的公式主義。故陶希聖從論戰轉為學術，他在《食貨》「先了解具體事實再建構抽象理論，先掌握局部再擴充到整體」。當時的論戰者並不注重史料，而陶希聖則注重史料、理論、方法三者。
當時論戰者將方法當作結論，先有結論在心裡，再去找印證。陶希聖認為只有經過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翻修、改造，才能出現進一步的理論鬥爭。《食貨》的貢獻在於有問題、有假設的尋找材料，食貨有社會史，不輕忽史料、不亂套理論，使社會史為史家認同。
1930-1940年代，社會史已頗見成績。如楊聯陞〈東漢的豪族〉、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王伊同《五朝門第》、陳登元《中國土地制度》、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陶希聖《婚姻與家族》、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和《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呂振羽《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這些著作多環繞著社會組織與結構，觀念和方法雖有假借，但都力求史料的完備與正確，沒有因為馬克思主義史觀而硬抝。
1929年郭沫若寫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想以此證明中國社會演變符合馬克思的歷史階段論。1930年代後左派社會史家已有史家水平，史料運用到位。但在印證理論方面，仍是拿中國材料填馬克思的理論。唯一有的爭辯是階段劃分在哪一點而已。
關於古代社會發展史，第一個問題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即中國何時是原始氏族社會？第二個焦點是商周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的問題。郭沫若以商朝為氏族社會晚期，但後來又將商朝改為奴隸社會。郭沫若也堅持西周是奴隸社會。但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都說西周是封建社會。如果封建社會是從西周延續到晚近，那春秋戰國時的大變革怎麼說？西周封建論者以初期、高級作區分；西周奴隸論者以春秋戰國是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的分界。郭說在1950年代後成為正宗。
1930、1940年代的左派史學家對秦漢以下一片空白，因此產生中國停滯論。1950年代後中國史家有五大課題：漢民族的形成、中國歷史分期、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
資本主義的萌芽要探索封建社會轉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關鍵。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為了瞭解封建社會性質的基礎。農民戰爭要合理化新政權的建立。
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三十年間，如楊向奎、尚鉞用史料證明中國古代農村公社組織長久持續。商周社會的性質，主流派是奴隸制。李亞農強調西周仍為奴隸制，兩周之際便轉入封建制。另外也有漢代奴隸社會說，這一派將公社制度的崩潰拉得極晚。1950年代的學者只憑藉生產資料、勞動者身分，使歷史逐漸被簡化、教條化。
資本主義萌芽有起於唐朝以後，但多為明朝中葉以後。侯外廬強調皇族土地所有制，胡如雷主張地主所有制。侯外廬認為土地國有，國家領民實為農奴。胡如雷著重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兩者都試圖為兩千封建制分前後期，侯外廬的分界點在安史之亂，胡如雷的分界點在五代十國。
這段時間的中國史學都在引中國史料證明馬克思階段論。他們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這個政治正確，所有學術的辯駁都必須建立在承認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
1950年代的台灣鮮有社會史。李宗侗是當時台灣社會史的唯一。他留學法國，將人類進化階段、圖騰制度加入進社會史研究，是為人類學的社會史研究。李宗侗教出許倬雲，許到美國學習社會科學，以社會流動概念解釋春秋戰國的世變。
1962年許倬雲返台，影響力超越其老師。許倬雲主張社會學可以提供史學學理的觀念，史學可以提供社會學研究的素材。
1950年代是李宗侗人類學古代社會研究的時代，1960年代是許倬雲社會科學方法的時代。
1970年許倬雲離開台灣，長期任教於美國。但社會科學方法的社會史研究並沒有中斷。因為這時《食貨》復刊了。復刊工作由陶晉生承擔，他接受美國社會科學方法，使《食貨》也受美國社會科學方法影響。《食貨》引入量化和心理分析。認為統計分析是歷史研究的新方法，想幫助歷史學家對因果關係的解釋。
社會科學方法具有濃厚的工具性質，而對岸的馬克思主義有強烈的指導作用。但台灣的社會史研究也變成理論為主，史料為僕，兩岸都殊途同歸。且由於原始資料的缺乏，導致新的科學方法往往也難以應用於古史。台灣社會史家以史料的收集和個別課題的分析見長。
杜正勝認識到社會史走到一個卡關，他提議可以結合生活、禮俗、信仰、心態、民俗學等層面，觀察風氣的轉變、文化的變遷、人生期盼的差，即生活史、風俗史、心態史。同時杜正勝也提議可多運用類書、筆記小說、古禮經說、札記作為史料。杜正勝將他提出的這一套方法稱為新社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