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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許多方言差一點就能成為【國語】？錯了，當年北京話的地位無可撼動

—— | 2018-03-01 00:09:39 | 巴幣 4 | 人氣 1358

廣東、河南、四川、江蘇、陜西等地都流傳一個都市傳說：自己家鄉的方言當年差一票，就能成為普通話。但其實，沒有一個方言，能撼動北京話的地位。

許多人都聽說過，自己的家鄉方言離國語只差一點，廣東、河南、四川、江蘇、陜西都有這種傳說。

大意都是因一票或兩三票之差，沒有選上國語；西南官話（四川話）甚至搞出了各個方言的完整得票數；湖北話則更犀利，說投票時有位仁兄上茅房，導致差了一票，真是一失「禁」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這些說法流傳甚廣，頗有群眾基礎，甚至不少學者都信以為真。

比如廈門大學中文系易中天教授，在其專門講述方言的《大話方言》一書中，也認為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曾靠投票定國語，而粵語因為粵籍議員多，差點被選中，幸有孫中山先生大局為重，對粵籍議員逐個關說，才讓位於北京話。

下面就讓我們以此為例，專門辟一下謠。

▲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易中天的《大話方言》，也認為粵語差點被票選成國語。

競選國語，北方方言碾壓粵語

確定標準國語是非常專業的過程，說國語要靠議員選，就好比讓政客投票支持牛頓或萊布尼茨一樣荒唐。

實際上，從民國以來，在國家層面確立標準國語的會議一共有三次，分別是1913年的「讀音統一會」、1923年的「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這其中勉強能貼合謠傳內容的，只有第一次會議。

當時，民國初立，社會呼籲教育改革，確立國語成為當務之事，在時任教育部長蔡元培等人的倡議組織下，召開了民國「讀音統一會」，會上也由各省搞了投票。

但首先，與會代表不是各省的議員，而是業內專家，要求以下四條至少居其一：「1.精通音韻；2.深通小學；3.通一種或二種以上外國文字；4.深諳多種方言」，最後確定下來的與會專家一共80人，大部分是教育部選派，其中廣東只有4人，而江蘇17人，浙江9人，直隸7人，都遠超廣東，根本不存在廣東人多的問題。

▲2014年9月10日，廣州。「講古佬」在用粵語講演《笑傲江湖》 / 視覺中國

其次，即使在當時的國會內部，廣東籍的議員也並無多數優勢。

當時的民國參、眾兩院仿照美國設立，參議員除少數民族地區除外，各省均10人名額，以求對各省公平；眾議員則按人口多少分配，每滿80萬選民增選1名，以求彰顯民意。

最後廣東省在眾議院分得30個名額，僅與浙江並列第七。可見，即使在國會按人頭投票，粵語也沒戲。

關於投票的內容，也不是選擇哪種方言做國語。對語言學家來說，國語須以北方方言為基礎，這是常識，不存在異議。

專家的分歧僅僅在於，有的人提議完全以北京話為準，被稱為「京音派」，而有的人則提出，北京話已經沒有了入聲和尖團，在韻律和準確性上有損失，而古音和南京話等方言則仍然保留這兩個特色，因此建議以北京話為基礎，進行人為修正，形成真正的「國語」，被稱為「國音派」。

會議當時選擇了第二套方案，以京音為基礎，進行人為修正。修正的方式，則是對六七千個常用字，由各省進行投票，逐字確定讀音，這就是所謂各省投票的由來。

可見，各省投票的內容根本不是選擇哪種方言，而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如何進行逐字略微的修正，最後修正的結果，仍然是「什九（90%）以上與北京音不期而暗合」。這次確立的讀音標準，被稱為老國音。

▲老國音區分尖團音表意更準，如「箭」與「劍」，入聲字則便於學習詩詞音韻。

而後面的兩次會議，乾脆壓根沒有按省投票。

1923年的「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是為了扭轉前面「讀音統一會」的錯誤。

因為老國音只是看上去美好，從1918年剛剛開始推廣就出現了問題，其修正的部分是根據古音、南音（南京話，仍屬於北方方言）等人為選擇的，沒有任何使用基礎，沒有活的參照，甚至有人諷刺說全國恐怕只有趙元任一人會講。

因此，當時負責推廣國語的機構「國語統一籌備會」在1923年的第五次會議上，又改弦更張，決定國語發音徹底以北京話語音為準，廢除了引入入聲和尖團的「老國音」。

而此時「國語統一籌備會」已經成為教育部下屬的機構，不再向各省負責，自然不會再按省進行投票。自此，民國確立了通行至今的「國語」（書面基於現代北方官話的白話文語法，口語基於北京話語音）。

▲李宗盛等老一輩台灣藝人的國語水平，秒殺無數大陸藝人 / 視覺中國

共和國成立之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時，「國語」以北京話為基礎已經推廣了30多年，教育未曾中斷，而且事實證明推行效果良好，如果再次改弦更張，很明顯會造成混亂。

這次會議的更重要的議題是研究漢字簡化和異體字整理，對國語的討論則非常簡單順利。會議決定將「國語」一詞改為「普通話」，避免顯得漢語凌駕於少數民族語言之上。

至於普通話以什麼為標準，根本不存在爭議，而是直接由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奚若做了題為《大力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報告，經會議代表通過，沒有對各方言投票的環節。

會議也給出了「普通話「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1982年，推廣普通話被寫入憲法。

▲2010年9月14日，南京。推廣普通話活動在中國城市隨處可見 / 視覺中國

由此可見，從民國以來，歷次全國性的會議當中，以北京話作為國語，是不斷加強的共識。從一開始的以北京話為基礎進行逐字修正，到第二次第三次則完全確定以北京話為標準，直至寫入憲法。根本不存在什麼議員按省投票，更沒有長者關鍵時候表態。

國語為什麼要定北京話

誰夠資格當國語，先看地盤和人口。按照最常見的劃分標準，漢語方言大致劃分北方方言（官話方言）、湘語、贛語、吳語、閩語、粵語、客語和晉語等一級方言。

一級方言內部，大都可以互通交流（有的也不能）。這些一級方言，體量上並不平均，以北京官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不管是地理分布上，還是人口數量上，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從地理上看，使用漢語的地區四分之三以上都講北方方言，歷史上絕大多數大型政權的首都都在這個範圍內，南北、東西分布都超過3000公里，覆蓋26省。比如黑龍江、新疆、四川的漢人，雖然各處於東北、西北、西南邊遠省份，但互相都能交流。

▲2010年10月27日，奔赴廣州的四川農民工會發現四川各地方言十分接近 / 視覺中國

而其他各種漢語方言，加一起只占漢語分布面積的四分之一，而且通識度也非常低。如粵語分布區還夾雜著客家話、潮汕話，閩語區乾脆分了閩東、閩南、閩北、閩中、莆仙五個區域，不能互通。

從人口上看，北方方言的使用人口8億多，占漢語人口的70%以上，其他方言人口加一起，只有北方方言的人口數量的一半，粵語算上海外人口也不過1億左右。因此，作為漢民族共同語基礎的北方方言的權威地位不言而喻，這是北方方言能夠成為國語的首要原因。

確定了北方方言做國語，就確定了漢語絕大多數詞匯的基礎發音，剩下無非是在東北、北京、冀魯、膠遼、中原、蘭銀、江淮、西南八個次級方言中選擇一種口音（調值）而已。

▲漢語方言地圖 / 維基百科

其次，要看政治文化影響力。秦始皇一統六國，實現了「書同文」，漢語的書面語保持了兩千年的統一，但局限於古代的實際條件，漢語的口語一直沒有做到「語同音」，因此歷代都有官話（雅言）一說，目的就是讓不同方言區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參照。

元代以後，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在北方方言內部，北京官話的地位不斷加強，逐步取代原來的江淮官話（當時的南京話），而成為政治上最強勢、文化上最繁盛的次級方言。

比如古典文學的最高峰《紅樓夢》明顯就是用的清初北京方言寫作的（其中也保留了少數南京方言）。這也解釋了排除粵語、吳語等其他一級方言之後，為什麼在北方方言內部，只有北京官話有資格成為國語。

有人說，北京話雖然是屬於北方方言，但在北方方言內部，人口還是太少，只有兩千萬左右，遠不能和西南官話的巨量人口相比。

▲2014年2月17日，北京。台灣藝人陶晶瑩學說北京話，十分笨拙 / 視覺中國

實際上，北京官話之所以人口少，是因為語言學界從語言發展上，將北京與東北官話人為區分，而實際上使用中，東北官話與北京官話具有驚人的一致性，比西南官話內部的差異（比如昆明話和成都話）還要小得多。

能聽懂北京話的人，不需要辨別就能聽懂東北話。現在，東北的大批草根藝人在喜劇舞台上能有今天的優勢，與方言之便利有極大的關係。因為其他方言區的人，想要被全國所接受，必須學說國語、接受教育，而受教育之後，往往又脫離了草根層次的趣味。

▲2012年2月4日，趙本山家鄉藝術團二人轉表演，特型演員模仿趙本山 / 視覺中國

還有人認為北京官話不正宗，簡化過度，受到了滿語等阿爾泰語系的影響，其實不然。北京官話雖然吸收了一些滿語詞語，比如薩其馬、咯嘰（撓癢癢），但主體還是宋朝以來的中原官話和江淮官話，到元明時期已經形成了今天的風格，受滿語的影響微乎其微。

方言越複雜，消亡越快

回頭來看，既然北京話成為國語是大勢所趨，不可動搖。那為何各地多有「我們方言差一點成為國語」的訛傳呢？有人說因為近現代香港、廣東經濟發達，激起了粵人的文化自豪和野心，但這不能解釋四川話、中原話為何也有這種訛傳。

其實，這只是一種簡單的黨同、抱團的群體心理。語言是為了交流，交流是為了相處。處於同一群體當中的個體，會習慣性尋找排外性話題，真偽並不要緊，能增強內部的互相認同感，能更好的相處即可。

講同一方言的老鄉，當談到如今「難學」「囂張」「得勢」的北京腔時，難免就會激起這種共鳴——京腔有什麼了不起，咱們當年闊多了，要不是因為……。所以，那些方言稍微有點分量的，比如經濟發達的廣東，人口眾多的四川，歷史悠久的關中和中原，地處中樞的武漢，都會套到自己身上。

▲許多武漢人也聽說過「武漢話差國語一票」的都市傳說 / 視覺中國

不過，這種心理與真正的排外不同，並沒有多大的惡意，往往只是為了共同歸屬或互相認同，反而還有點憨厚可愛。比利時語言學家賀登崧(W.A.Grootaers)神父，在抗戰期間曾經到晉北桑干河畔研究中國文化和語言，他說那裡的農民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都很有教養，這與西方「沒受教育必然粗魯「的情況完全不同，讓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教育和教養不是一種東西。

但有趣的是，這些有教養的老鄉們，在方言上也同樣排外，他們對於河北來的貨郎，認為其口音「自大擺譜「，因此背地裡譏笑貨郎們，叫做[khua ze]「侉子」，賀登崧神父不願意被叫做「侉子」，只有更加努力地學習當地方言。

可見，方言上有點自大與排外，是很常見的事情，就好比錢鐘書所雲，上了年紀的老年人，覺得「外縣人都野蠻」，完全不必大驚小怪。

有人說，語言沒有優劣之分，這只是一種不得罪人的政治正確。法語以準確著稱，漢語以簡潔聞名。如果誰硬要說臃腫模糊的日語效率更高，或者說9聲6調94個韻母的粵語更易學，那明顯是罔顧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