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一、)清朝的官僚體制
官僚體制(Bureaucracy)是一由德國學者韋伯(Max.Weber)所提出的一種概念，官僚體制一詞在西方代表了一種儼然有序的行政部門，在德國是由普魯士的陸軍傳統所演化而成，但嚴格的官僚體制很難在西方找到相似的樣板，無論是土耳其的維其爾(Vizier)與一干眾臣或伊朗高原的波斯官僚，都不若西方那般選材嚴謹，行政中立，而中國的科舉所誕生的官僚們，在學者眼中算是東方最接近科層制(按譯也就是官僚制度)的一種，中國的官僚一方面有著選拔的標準，另一方面在職位與品位上有其要求，但中國的官僚最凸顯出來的問題是家產式官僚體系(Patrimonial Bureaucracy)，韋伯所認定的官僚是「依法行政、行政中立且非人化的」，但中國的家產式官僚體系屬於一種人情、關係與交際網所組成的鬆散行政體制，官僚對於一般事務若有需要，他大可不必完全依規則走，在台灣眾多事務由於清朝的拮据與官僚素質的低落，使得官僚們的行政很仰賴強大的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換言之就是有權有勢的鄉紳們，而他們往往也同時是地方的大墾戶。
中法戰爭與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才終於意識到台灣的重要性，積極的派遣新的官僚前來台灣，清朝此時的目的在於，清查台灣所能用的財富，建立新政，光緒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上書請求台灣建省，台灣建省的話題一出，此時最支持的莫過於福建省，長期以來台灣的財政困難，時常需要福建省的資金挹注，此番建省，可以將財政壓力轉化到中央身上，讓全國各省來分攤台灣的經費需求，然而不若福建省官員所料，不只福建省，所有中國省份基本都在哭窮，即便光緒呼籲各省捐棄私心幫助台灣，但中央地方都沒有甚麼足夠的經費可以協助這東南小島，於是台灣當局只能自己從島內著手，而增加財富對於農業國家來說，莫過於先從土地著手。
''牡丹社事件''
(二、)清丈田地
劉銘傳(1836年9月7日－1896年1月12日)
清丈田地的工作，最主要是由劉銘傳所完成，但台灣清算土地最大的問題在於資料的損毀與開墾的混亂，在林爽文事件時，全台震盪，大量的田賦文獻被銷毀，使得在林爽文事件以後的田賦徵收其實都是更早之前的資料，沒辦法確實反映出現實開墾的多出的份額，第二則是，在先前的文章有提到，來到台灣的小墾戶依附在大墾戶之下，不少人透過了祭祀公業以同姓結盟的方式，來合作開墾，一開始官府聽而任之，但到了現在外強威迫，急需錢糧的狀況下，清朝政府無法有效的從這些混亂的土地登記中收到足夠的稅賦，因此土地清仗是非常迫切的首要問題，一開始劉銘傳打算「按戶問賦」，但是登記資料的缺陷使得劉銘傳選擇了「就田問賦」，從土地本身開始去丈量。
「台灣民風強悍，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聚眾挾官，是為常事」- 劉銘傳
光緒十二年(1886年)左右，劉銘傳為了能夠更好的去經營他的土地丈量事業，首先就加強了「保甲制度的推行」，其首先在北部開始，「十牌一戶，十戶一甲，十甲一保」，先行確保清丈土地不會有秩序上的問題，其次劉銘傳在清丈的過程中，傳統的大租與小租之間的關係，也是必須處理的問題，傳統清朝在地方上的稅收，是以大租戶為主，大租戶向小租戶徵收稅賦，再轉手交給官方，其中小租戶的稅賦定額由土地面積所決定，若是清丈土地發現有隱田，勢必大租戶可以向小租戶抽取更多稅收，小租戶為此受到的打擊將會最大，而在歷經數個世代的開墾，小租戶已經成為了真正的財富所在，劉銘傳不願得罪為數廣大的小租戶，加上嘉義知縣羅建祥的建議下，由小租戶直接負責繳納錢糧，不需要再支付大租，但是這個政策公平歸公平，但政府的稅收並沒有因此提高，且小租戶眾多，土地分割複雜，改由小租戶納錢糧會使原本就已經很混亂的田賦更加難以釐清。
台灣最初的田賦稅制，是屬於開墾後官府在隨後跟上的典型，大墾戶在來台初期的艱苦，投入資金高但收成少，所以事以土地的收成量來進行稅收，一般來說是簽約後的三年後，以總收入的10%作為大租的稅額，開墾到一定程度後，才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來決定稅收等：
1.上則田 8 石
2.中則田 6 石
3.下則田 4 石
4.上則園 6 石
5.中則園 4 石
6.下則園 2 石
到了雍正朝，先前的文章有提到，台灣田園稅率比照福建省同安縣，然而同安縣的繳納單位是「銀」，台灣納「穀」，導致農民的實際負擔是法定稅率的兩倍，因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改為折銀徵收，由於農地的開墾持續與大量的隱田，使得大租戶本身能收到的稅收很少，轉手給官府的更少，田賦雖然可以以折銀上繳，但隨著國際銀價上漲，這種徵收反而成為了農民重擔(比如英國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大幅增加了對中南美的貿易，使銀流從亞洲轉向)，光緒十四年(1888年)，淡水知縣汪興椲提議了「大租戶酌貼四成」，獲得劉銘傳的首肯，而這也是「減四留六」政策的開始，大租戶失去了4成的租金，4成的租金由小租戶直接繳給官府，而6成由大租戶自己保留並不需向官府納稅，但這種土地丈量僅僅是權宜之計，但也不是完全沒有人反對(如施九緞)。
(三、)新政
1.劉銘傳
劉銘傳的新政，已經有不少書籍有談論到，大致上有下列幾項:
(1.)田賦丈量(劉銘傳田賦的問題在於，妥協導致收到的稅收不足、丈量人員不專業、從而加重了台地農民的負擔。)
(2.)成功的開山撫番
(3.)鐵路(雖然劉所建的鐵路之糟糕，也受到了達飛聲Davidson的吐槽)
(4.)國防(1885年台灣第一個機器局建立)
(5.)倡導經濟作物，特別是樟腦與茶
(6.)發展商務，建設大稻埕
(7.)新式學堂(1887年設電報學堂，給予公費鼓勵留學)
劉銘傳可以施展拳腳的最主要原因，在於他從軍，見識廣，而且是從淮軍，也就是李鴻章的人馬，加上在台灣這個東南小島，也沒有太多的反對勢力。此後相比於劉銘傳，邵友濂的地位並不若前者這麼亮眼，他上台後也廢除了一些劉所做出的改革，其在後人眼光有半途而廢之意，但實際上邵友濂接手時，台灣的財政已經是非常匱乏，即便釐金、田賦、開山撫番以及各類新政，都不足以支撐台灣當局做出這麼多變革，且清朝改革也是如同內地，多半是「一時興起而無全盤之計畫」。從邵友濂的反應來看，可以看出劉銘傳在現代化上的種種缺失，新政的主要缺失，有著幾點因素：
(1.)劉銘傳主要由李鴻章，恭親王奕訢與醇親王奕譞的大力支持，但是奕譞於光緒十六年的亡故與光緒中葉後的財政困難，使得劉銘傳的事業受到了阻礙。
(2.)劉銘傳所在的社會，並不像美國一樣，一定程度的開發後，開始轉變為仕紳社會，台灣社會仍舊是移墾社會的樣板，尤其在政府深入山林之中後，又出現了以往的開墾現象。
(3.)劉銘傳很暴躁，劉是一個很急躁的人，同時又體弱多病，光緒十一年(1884)年，議事常常氣到吐血，他在政策考量上，也沒有全方位的去分析台灣的局勢，另外，奕譞死後，原本就焦急的劉銘傳也不得不加速自己的改革，但也帶來了諸多毛病。
2.邵友濂
邵友濂(1840年－1901年)
由於前輩的急躁，讓新上任的邵友濂開始進行對新政的一番修正：
(1.)他放棄了開山撫番，由於官民合作已經淪為新形態的開發運動，邵友濂一上台也縮減了撫肯的規模。
(2.)他以台北做為台灣建省後的「省會」，也是台北地區地位超越南部的證明之一。
(3.)邵友濂裁撤了一些台北地區的部局，如清理街道局，煤油局，伐木局等，以及電燈，西學堂與番學堂等，被邵所廢棄。
(4.)停修鐵路，這點有爭議，由於劉銘傳所興建之鐵路，雖由外國工程師負責，但是實際上建設由毫無經驗的士兵修建，使得鐵路相當不平整，路線坍塌，乃至於受賄賂，刻意繞道，邵友濂因此也因費用龐大，而停修之。
邵友濂縮減新政的目的，主要有清朝的財政已經難以負荷這麼多新東西，更何況內地財政要好過台灣，也沒有如此大興改革，而邵友濂本人屬於保守派，做事拘謹，在中法戰爭之際，法國要求清朝賠款50萬兩，台灣當局拿不出銀兩，邵友濂便建議劉銘傳趁著法國代表巴德諾剛好下台，要求法方下降賠款金額，並將這些錢拿來保護商路，並將劉銘傳任內所購買的兩艘戰艦，加斯(Cass)，斯美(Smith，史密斯)賣回，以節省購船的經商歲虧，淡李鴻章與盛軒懷的不諒解，才打消這一想法，可以看出邵友濂的謹慎個性。
劉銘傳去職後，清朝已經對台灣有心灰意冷的感覺，劉去職後，原本廣東每年四十四萬兩的撥款也尬然而止，使得台灣的財政狀況產生負面影響，加上劉銘傳所開徵的新稅賦，包括釐金跟丈量土地，土地稅的沉重使得農民紛紛逃離農地，導致稅收下降，原先的改革也沒辦法繼續，邵友濂在台期間，常常生病，光緒十七年(1891年)，邵友濂甚至兩個月無法辦公。即便如此，邵友濂任內政績也不遜於諸位前輩：
(1.)整頓吏治，邵友濂以台地需要以重賞才能得死力，上奏朝廷，按異常勞績請獎，有點像當今的公務人員之專案考績，獎勵有功的官員，同時邵友濂本人也常巡視全台，監察各地官員品行。
(2.)新的政治區劃，邵建立了鹿港分防縣城、以及南雅廳同知(在板橋)，強化當地治安。
(3.)文教振興，邵開始修台灣的省志，雖然其中只有苗栗縣修好，其他文本仍有其參考價值。
(4.)司法與財政，司法上，邵友濂減少了肉刑的實施，以體恤民命，並縮減各地不必要的建設，以節省財源。
(5.)友好外國，邵友濂任內要求屬下對於國外遇難船隻秉持著救援精神，光緒十八年(1892年)，著名的馬戲團 Woodyeen's Circus 來到了台北公演，漢人看習慣了露天不收錢的戲，馬戲團的收費使他們厭煩，想要看霸王戲，此時邵友濂派兵維持秩序，才讓公演順利，同年一艘英國船隻 Bokhara 與挪威船 Normand 號在姑婆嶼、將軍澳觸礁，澎湖通判文鳳也積極打撈生還者與屍體，年底又有日本船於恆春遇難，也受到了台灣的妥善照顧。
(6.)其他: 包括整頓軍紀、加強訓練、擴大機器局等。
3.改革的停滯
台灣的新政，從劉銘傳方有起色，至邵友濂，已經出現了財務拮据與當局不支持的問題，此時已經距離割讓台灣1895年已經不遠，清朝對於台灣的建設已經到了極限，而來台官員雖然盡心盡力，然而迫於手段與現狀的不足，讓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只能說是曇花一現，台灣真正要達到近代化水平，仍須要到日本統治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