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一、)大清的最後嘗試
在前面的幾篇文章，已經述說了清朝在前期的統治作為，但當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已經不能再故步自封，獨立於世界之外(即便在哥倫布大交換後明朝及清朝已經融入世界體系中)，清朝在台灣一如同在本土，諸多改革很多都是治標不治本，而對於台灣的態度，也隨著列強的步步進逼而有所改變，清朝對於台灣態度變化最主要體現在幾個部分，分別是台灣的建城、建省，台灣山地區的開發與開山撫番，以及對於台灣島上的現代化嘗試，雖然這三種嘗試都有不同的影響，但是對於台灣的近代化與開發十分有限。本文將分為上下兩部分，一是談談台灣的重要性提升與建城、建省，以及開山撫番的過程與影響。
早期清朝實際掌握台灣之地僅限於西部地區
(二、)台灣的地位上升
1.建城
在清朝治台的過程中，建城其實是相當被動之舉，一直到朱一貴事件前，清朝政府一直都是以「為防台而治台」，其宗旨是為了不讓台灣成為盜賊淵藪而在不同時間點限制了閩粵一帶居民的來台，然而清朝的限制政策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吸引了更多漢人來台開墾，而這一批開墾的東南移民也成為了清朝政府在日後築城的重要關鍵。在朱一貴事件以前，清朝的官僚行政中心的防護相當薄弱，用木柵竹圍很難抵禦叛亂者的進攻。
於是在朱一貴事件全台動盪的情況後，清朝政府開始加強了防禦工事，但是仍舊沒有築城的打算，雍正年間甚至有詔書以土寨為因地制宜之策，實際上宮廷不想讓台灣的防禦工事太強，以至於使叛亂者擁寨自重，到了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的爆發使得乾隆見識到義民對抗叛亂者的決心，並下詔要求嘉義(嘉其忠義)以石材築城，也是台灣開始有相對應的石製建築之始。
而城市的建立並不可能完全依靠官方，尤其是清朝政府在台有著一種臃腫的官僚體制以及永不加賦的薄弱稅收問題，石制建築自然需要民間力量的協助，尤其是在移民開墾時，不少個體戶依附在大墾戶底下，推選強而有力者為大結首，這些人有錢有人力，又深得官府信任且是開墾區域村落的管理者，自然也會是築城出錢最巨者，台灣三城新竹、宜蘭、台北府雖然建城理由與時空環境不同，但這些大地主的出資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在彰化建城的過程中，富戶總共捐了兩萬五千元，聲稱不需要官府撥款，可見其財力雄厚。
而台灣三城建城理由不同，第一是新竹築城，新竹當地福佬與客家兩大族群相處不睦，常有械鬥情事發生，1826年的福佬客家騷亂是其例證，新竹居民也請求官府建城，同時這些騷動也危及了官府在當地的統治，此舉也得到了閩江總督的支持，而總督孫爾淮的看法，是要緩解兩者之間的矛盾衝突，於是建城有其董事與委員會，分別由福佬籍與客家籍的望族出任，是官方有積極推動建城與調解秩序的證明之一，而新竹由於出了進士鄭用錫，文化水準較高，對於建城也是勢在必得之舉。
第二宜蘭城，宜蘭開發較晚，當地的建城需要來自於當地治安的混亂，由於是新開發之地，當地眾多墾戶互相競爭，常有械鬥之舉，而北面海洋上，還有一批閩南海盜，常常威脅墾戶的安全，因此若有一個皇權象徵的都城建立，有助於消弭當地嚴重的治安問題，但是葛瑪蘭的開發晚，資金也不若南部台灣的墾戶富有，最後才依楊廷理的建議建城，並設有廟宇作為教化之用。第三台北府的誕生較為平和，由於北部的發展快速，北部自然需要一個中心督府進行管理，加之列強開始試探台灣，迫使清朝政府加強了當地的行政建設，地方的自豪感也加速了台北府的設立。
2.建省
法國從拿破崙三世主政至第三共和建立後，積極的介入東亞事務
台灣建省最重要的因素，是為中法戰爭(Sino-French War)，在此之前台灣僅僅是福建省下的一府，一切官員任名均為福建官方為之，尤其是福建省在官場混得不好者，不受長官青睞者，基本上很高的機率會貶來台灣，也是台灣官員素質差勁的原因之一，中法戰爭之際，劉銘傳正好在台灣為全權大使，1887年清朝下詔使台灣建省，根據學者達飛聲的《福爾摩沙的過去與現在》中，清朝野對於台灣整體的行政規劃做出了很大的一番調整，由於行政區的晉級，台灣一省之下可以設府四個，分別為台北、台灣、台南、台東，十一個縣，三個廳。
太平天國的動亂，使各地團練興起，而他們軍費的主要來源很大程度上是釐金
在人事行政上，由於省已經有足夠的人事權，其規模也比照中國內比照中國內地各省的人事結構，然而相對於其他中國省份，台灣的官府力量薄弱，其稅金無法承擔如此龐大的官僚機構，因此劉銘傳也開始徵收各類稅賦，這時劉銘傳參考了中國內地自太平天國之亂以來釐金制度，這是一種非常阻礙商業發達的一種稅賦手段，簡單而言釐金是一種關稅，而現代國家的關稅僅有一層，而釐金可以視主政者之需要來提高或分門徵收，釐金制度在中國各地都有自己獨特的徵收項目。
同治元年(1862年)，台灣爆發戴潮春事件，軍事支出沉重，這時因為太平天國的關係，使得當時的主政者，台灣道丁曰健開始以釐金來籌措軍費，但是這時外國勢力於1858年的天津條約，已經能夠在台灣廣設商館，不少精明的商人藉著外國旗號，抗拒官方的徵收人往往會規避徵收而離開台灣，一開始推行釐金不但稅源短少，以及釐金局自己貪污嚴重，中飽私囊，台灣的官僚制度迫於財源與這些新興的商人合作，將釐金包給他們去徵收，同時也提高了商人的地位(有關台灣商人的部分會有其他文章)，藉著釐金制度，台灣的官僚體制才勉強建立起來，而為了更鞏固台灣的獨立財源，台灣的主政者還須從其他地方著手。
鎮壓戴潮春之亂的義民塚
(三、)開山撫番
雖然對於台民開墾保持為防台而治台的態度，然而實際上，對於台灣的控制，清朝一直是在逐步放鬆，尤其是在民亂、朱一貴、林爽文後，清朝政府才放棄種族隔離與開墾土地的部分限制，而到了十九世紀，清朝治理台灣的範圍才終於抵達了東部地區，在此之間清朝對於東部山區採取了隘口的屯番制度，讓原住民防守原住民，而對於東部土地無所求，然而在英法日等國對於台灣的試探，才終於讓清朝了解到若不積極開發，遲早有一天這些無主地將成為列強的駐腳處，但是即便是清朝統治末期，台灣仍舊沒有完全轉入仕紳社會，而官僚體制也非西方所強調的理性與層級節制，故在地區的開發上常有貪腐、形式主義的嚴重問題。
而為了確保東部之地，尤其是1874年後，日軍侵擾，沈葆楨因此來台，希望將東部土地納入清朝的實際掌握之中，為了能夠有效統治，修路是必須之策，然而清朝很多通往東部的山路，往往開發到一半就廢棄，生番對於漢人的開墾入侵早已憤恨日久，而襲殺工人之事屢見不鮮，而台灣兵不能有效保護開墾道路，一方面來自於清朝自己的防範，以及綠營本身武力的廢弛所致，且台灣為開墾社會，地方上的發展官府常尾隨大墾戶而至，而其中的台勇是開闢山區道路的重要勞力與護衛力量，但這明顯屬於私兵的台勇與官府衝突連連也使不少山路建設不了了之。
開闢道路後，要確保居民順從於政府的統治，才算是真正掌握一塊領地，而沈葆楨開山之 初，採取不與番民大規模衝突的態度，然而台勇本身的紀律極差，常常侵擾原住民，導致番民對於漢人開墾者極度不信任，且原住民勞動力常常被無償爭取，也加大了撫番的難度，但是官府本身的控制力與財務不佳，仰賴這些大墾戶與土豪擴張，是為官紳合作型的開墾，而隨著開墾的深入，原住民的戰力也逐漸加強，火器與擅長密林作戰也使清朝開墾者損失眾多，在劉銘傳時期，戰爭常發生在北部，且清朝急於開墾，墾戶人數太多，紀律太差，勞役太重，常常教化到雙方交火。
最後開拓的深入，也使原先的隘口失去作用，清朝官方與相關官員也意圖裁撤之，同時乾隆以來的土牛線作用全無，軍工匠、受官府信任的墾戶紛紛越界開墾，因此在劉銘傳時期，隘口守軍被清查，被逐步刪減，並改由官辦隘勇，然而刪減的結果，是官府越來越依仗台民墾戶，這些墾戶為了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在山區強取豪奪，加之開港的影響，山上的物產也紛紛受到了墾戶的開發，包括木材與樟腦，這些隘勇本身訓練差勁，且常貪腐與私墾，只為了保護這些農莊與資源開發處，可以說清朝從開港之初對於東部地區的掌握意圖，反而促使了這些墾戶的大舉擴張，官府的無能與生產力的低落，讓他們仰仗這些有錢的墾戶開拓，雖然安撫番民的任務從招安變為武裝衝突，但也促使了一部分台灣產業的進步，日後更為日本殖民當局所繼承並擴大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