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殺人》有罪的人是誰？

真向永遠只有一個？或我們只看到一個？
案件審判，往往是一冗長又難以釐清的長期戰爭，怎麼還給家屬公道；又該如何判刑才可以給予犯罪者合情合理的制裁。這其中不只是法律與法院的問題，罪犯者和被害者還有更多其他參與案件的人都可能攪和於其中，是加速事情真相大白；或只圖於一個完整性？日本電影《第三次殺人》以一件竊盜殺人案為主題，敘述一位試圖讓認罪兇手減刑的律師，在多次與兇嫌會面後，發現許多怪異之處，試圖還原一切的真相，但事後卻發現越接近的究竟是真相？還是那無底的人性黑暗。用巧妙的手法聚焦於律師與兇手與被害者家屬之間來回拉扯，甚至探討出「人性之惡」於心中的那股不見光的暗處，讓人印象深刻。



許多日本電影容易給人小題大作和流水帳的感覺，但有時往往有不錯的探討方向，也可以說能讓亞洲社會有所共鳴之處，如以探討本身愚昧之行不知其為惡意的《愚行錄》；突發絕望與猜忌所帶來一輩子的憤慨的《臨淵而慄》等電影，都可以看見日本電影在探討「人性之惡」與壓抑的社會結構中那在陽光角落暗處的一角，這點以人性本惡的探討方向，也實為日本電影一種耐人尋味與電影引人入勝，讓人關影後對「人性」有所思考之處。

《第三次殺人》故事內容全部都以一樁竊盜殺人案為主，而主要賣點在於「事情真相」究竟為合，很不錯的一點是在電影裡同時展現出各種視角與日式法庭審理案件的過程和協商，比起看慣太過日劇式熱血的法庭爭辯，《第三次殺人》電影展現出的是日本審理上的寫實性，還有檢察官與律師甚至法官對待每天讓推積如山的案件的態度，這點讓人著迷。可以讓觀眾了解到行業上頭律師究竟是什麼？裁罰案件的每個人又會以怎樣的角度看待一樁殺人案件？



而這部電影在釐清真相最有趣之處在於，以律師重盛給予觀眾追查案件的各種證據與證人卻為將真相呈現給觀眾，反而讓觀眾可以透過各種的證據和案情的發展還有目擊者、被害者、兇手各種視角去自我摸索出自己對於真相的詮釋。而這也如同電影所探討的部分，真相真的就是如此？由證據拼湊的真相或是法庭上審理的真相，是否就是事情的全部樣貌，這也使《第三次殺人》電影最後的衝擊力大大增加，謊言現實、落於黑幕攤開目下，兇手是誰？

雖然在案件上從頭到尾沒有提起「第三次殺人」但劇本卻很巧妙的帶出這點，是本片最優良之處，究竟那「第三次殺人」究竟殺了誰？殺人的是兇手、被害者家屬、日本司法，或是正在猜測兇手尋找真相的觀眾呢？誰可以替誰訂下罪刑？惡有惡報，但誰又知道何者為惡，用曖昧的真相定罪，誰能保證司法或是旁觀整起案件的觀眾們誰能釐清事情的全部？不能說出口的事情；和必須說出來的事情，為的是還原真相或是利我主義的驅使，達成目的的手段？



台灣紀錄片拍攝過以死刑犯最後翻轉案情獲判無罪的真實事件《徐自強的練習題》雖說探討台灣司法詬病固然讓人深思，但真相重判雖以水落石出，冤案翻轉為題，甚至各方證據佐證，但多年的事情真相已經不得而知，有罪無罪，審判以及事發當時的經過都已無法重現。日本紀錄電影《鹹豬手事件簿》以電車上性騷擾女性的官司為主題同樣也落入羅生門官司，到底是誣告還是犯罪，兇手何人都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到底要站在何方才對自己有利，來拔草測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