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崛起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精神是人人生而平等。
平等思想的根源，許多書籍都直指耶穌基督。
皮埃爾‧勒魯（Pierre Leroux）在《論平等》一書中，
抨擊古希臘的奴隸制度，在3、40個人之間，才有一個真正的人；
他們既不懂得人權，自然也不懂得公民權；粗暴地踐踏奴隸的平等，
對城邦的平等亦缺乏真正的觀念。
一直到耶穌基督的教義降臨，才以沒有奴隸的烏托邦，
取代柏拉圖奴隸世界的烏托邦。
皮埃爾‧勒魯讚揚耶穌基督，是西方的菩薩，是社會等級的摧毀者。
神的面前眾生平等
從凡人的角度來看，任何新思想與新主張，都脫離不了個人的立場，
尤其是社會出身和教育背景。
耶穌基督出生於公元前4年，是猶太木匠約瑟之子；
羅馬帝國對猶太人的統治，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壓迫，
他自然都有深刻的體會。
稅吏與富豪等有錢有勢階級，是耶穌常常抨擊的對象；
貧困、疾病、卑微的下階層民眾，則是上帝祝福與拯救的對象。
馬利亞受孕以後，曾經歌頌主的權能，
《路加福音》裡說：「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叫饑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耶穌在受魔鬼試探後，回到加利利布道時說：「主的靈在我身上，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來宣告：被擄的得以釋放，
瞎眼的可以看見，受壓迫的人得以自由。」
有些學者認為，耶穌是個平民革命家；
恩格斯則說基督教「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
被羅馬征服或驅逐的人們的宗教」。
耶穌誕生前的500多年，印度迦毗羅衛國的王子悉達多，
在社會階級嚴明的種姓制度下，同樣倡導平等的精神。
悉達多後來被稱為釋迦牟尼，亦即「釋迦族所出的聖者」。
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看，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商品貨幣經濟日漸發達，
四個種姓都有貧富分化的現象；日益強大的剎帝利和吠舍上層，
對於婆羅門的特權越來越難以忍受，吠舍下層及廣大的首陀羅，
更在受盡壓榨和欺凌之苦下，希望自己的處境有所改善。
於是，反對婆羅門教種姓制度，主張階級平等的各種教派應運而生。
耆那教的筏馱摩那與佛教的釋迦牟尼，皆出身於剎帝利統治階級，
他們既反對婆羅門的特權地位，又害怕廣大的群眾起來鬥爭，
於是制定一套宗教信條和教規，作為奴隸主階級思想統治的武器。
唯物史觀者認為，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反映被壓迫種姓的願望；
但它又贊同婆羅門教「輪迴業報」的理論，要求被壓迫的民眾逆來順受，
以符合剎帝利階級的利益。
完全從社會的角度，來闡述佛與基督的平等思想，以印證當時的現實需要；
即使說明某些歷史因果，卻未能透徹兩教提倡平等的真諦。
除了爭取社會地位、基本人權的平等外，
佛與基督都強調要以「平等心」來看待萬物，這是另一種層次的真平等。
《舊約‧創世紀》記載人的墮落，在於亞當與夏娃吃下分別善惡的果實。
一般論者以為，亞當（名字意為「地上的人」，指出他是全人類的象徵）
背離對上帝絕對的遵從與信仰，不以自己人類的身份感到滿足，
有了冀望成為神的野心（蛇告訴夏娃，吃了樹上的果子，眼睛就會明亮，
如神能知道善惡），使自己和後代子孫從神的恩典中墮落，
從而感受到「心痛，和千般只要是肉體，就自然會承受的打擊」。
耶穌則以道成肉身降臨，接受所有墮落人類最嚴厲的處境，
包括各種折磨乃至於死亡，因此除去了墮落的人性。
除了人神之間的差異外，我覺得這個寓言還闡釋了平等心。
人若能像神一樣判斷善惡，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
為何神要反對人吃知識樹的果子，還把人驅逐出伊甸園呢？
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這是我聯想到的第一句話。
《哥林多前書》亦說：「如同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
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端憑人的智慧，無法真正認識神，還會顯現愚拙。
一旦人有判斷善惡的知識，卻無法像神一樣完全行善，
不僅會變得虛偽狡詐，還會陷入「區別善惡」的執著。
既然無人可以純善，一旦「以己為善（是），以人為惡（非）」，
人我的爭論衝突就會持續不斷，真正的善惡亦會因此而模糊。
人若要內心寧靜自在，並且與外界和平相處，就必須擺脫善惡的執著，
以平等心來看待事物。
耶穌基督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的禱告。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上帝並非不辨善惡，而是要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凡人通常做不到這一點，神就以慈愛來包容其錯誤。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保羅闡述愛的真諦，
這是最美、最感人的經文之一，他在結尾裡說：「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能夠用慈悲的愛，來關懷不論善人或惡人，這種神一般的胸襟，才是真正的智慧。
講求眾生平等的佛教，同樣提倡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並以此作為成佛的標竿。
在「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這六種度過生死苦海的方法中，
「般若」義為智慧，旨在救度人的痴愚。
人的痴愚即是無明，也就是執著於「自我」，
從而產生的「貪、瞋、痴、慢、疑」等五思惑，
以及「身見、邊見、見取見、邪見、戒禁取見」等五見惑。
這都是人的智慧不圓滿，緊抓著自己的慾望和見解不放，
才惹來這麼多的困惑和煩惱。
拿三毒之一的「瞋」來說，
韋恩‧戴爾（Wayne W. Dyer）博士的《鑽出牛角尖》，
在〈告別憤怒〉一章中告訴我們：生氣會使人僵化，
這通常是現實世界和其他人的表現，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結果。
不以平等心對人而導致瞋心起，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也說得通。
《金剛經》第十八品「一體同觀分」，告訴我們顯示心機的雙眼，
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之分。
法眼觀一切眾生平等，非空非有；佛眼不只是平等，
而是觀一切眾生只有慈悲，只有慈愛。
神愛世人、佛度眾生，這種超越私心、一視同仁的關懷，
不僅是高貴的情操，也是真正的智慧。
唯有觀萬物皆平等，師心自用的墮落人性才能提升，
爾虞我詐的險惡環境亦可改善。
人人必須遵守的戒律
以平等心對待萬物，是慈悲與愛的表現，必須拿來「寬以待人」；
世間言行的是非善惡，必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要用來「嚴以律己」。
佛與基督都有「賞善罰惡」的教義，即使善惡在今世未報，
佛教有來世、基督教有「最後的審判」，都對善惡賞罰做最後的把關。
兩教皆明言禁止，不准人們做壞事，而有人人必須遵守的「戒律」。
佛教的戒律名目繁多，一般而言，居士五戒、沙彌十戒、
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五十戒，菩薩則有十重四十八輕的戒法。
摩西在西奈山受神傳授的「十誡」，則是猶太─基督教最根本的戒律：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當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拿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來作比較，不殺生、不偷盜、不姦淫，幾乎是兩教完全相同的戒律；
不妄語就是不亂說假話，可比擬不可作假見證害人，
說謊害人同為兩教所不容。
佛教以身、口、意衍生出來的十業，其中「貪、瞋、痴」等意業，
若拿來與基督教的「傲慢、貪婪、淫亂、慍怒、暴食、怨恨、怠惰」
等七原罪相較，就會發現貪婪與憤怒，都是足以讓人下地獄的罪過。
另外，佛教的五思惑裡的「我慢」即是傲慢；
六度裡的「精進」旨在防止懈怠偷懶，告訴我們懶惰者超脫不了生命的苦海。
若說不同的時空背景，會產生不同的道德教訓，
何以毫不相干的佛與基督教，竟產生如此類似的戒律規範。
顯示人類的文明發展，有一致的人性價值和社會需求。
這些宗教道德與戒律，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亦往往是世俗法律的基礎，
藉以維繫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秩序。
佛教的戒律有遮戒、性戒的差別。遮戒指因時間、地區不同，
可以權宜變更的戒條；永遠不能違犯的戒條，
像殺、盜、淫這三大戒則屬於性戒。
飲酒屬於遮戒，以現代觀點而言，喝酒並非什麼罪過，
但是酒後開車，則是違法行為。
喀爾文教派主張信徒過嚴肅的道德生活，不僅根絕奢侈、懶散等不良習性，
更嚴禁跳舞、賭博、酗酒、看戲、穿著華麗服飾。
至於姦淫、褻瀆上帝、巫術惑人、信仰異端者更視同叛逆，一律處以死刑。
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在喀爾文信仰的基礎下，亦視飲酒為罪惡而長期鼓吹禁酒。
美國西部婦女在1870年代初期，開始推展「禁酒運動」，
她們以歌唱或禱告的形式，「奉上帝神聖之名」要酒店關門。
禁酒運動到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1919年，
美國更通過第18條憲法修正案，禁止一切酒類的釀造、出售及運送。
完全禁止人們飲酒，很快引起種種社會問題，並且造成越來越多人不滿，
最終只好以1933年第21條憲法修正案廢除禁酒令而宣告結束。
從佛教將飲酒列為遮戒來看，美國憲法的禁酒及解禁亦饒富趣味。
不論性戒或者遮戒，凡是對人危害的行為，都必須戒除。
這是宗教信仰的根本。佛家將「持戒」列為六度之一，
意即防非止惡，使人循規蹈矩。
釋迦牟尼臨涅槃的時候，弟子們都很悲傷，日後要依靠什麼來修行呢？
阿難把弟子們的疑惑請示佛陀，佛陀說：我涅槃以後，你們應該以戒為師。
戒律是佛教「戒、定、慧」三學之首，由戒才能生定，由定才能證慧，
故「持戒」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所以又名為「福田」。
耶穌基督亦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當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惹起毀壞律法的爭議時，
他將律法從僵化的外在約束，進一步轉化為內在的自覺。
把律法形式化的法利賽人，即被耶穌批評為假冒為善的人。
不論施捨、禱告還是禁食，都不是做給人看的，而是要誠心誠意地實行。
當耶路撒冷來的文士質疑耶穌的門徒飯前不洗手時，
耶穌回答道：「入口的不能汙穢人，出口的乃能汙穢人。」
「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麼。
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裡發出來的，這才汙穢人。」
除了心的意念會化為行動，使惡念引發惡行外，
耶穌基督還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
似乎在起心動念之間，人的善惡已經下了決定。
佛教的修行裡，亦講求一種「念戒」。
就是隨時要看住自己的思想、念頭，只能起至善的念頭；
至於壞念頭、惡念頭，絕對動都不能動，以免犯戒。
《金剛經》裡，須菩提長老起來提問，稱佛陀為「希有世尊，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咐囑諸菩薩」，「善護念」即好好照應自己的心念，
起心動念沒有任何邪惡的思想。這是一切修行的起步，
也是一切佛的成功與圓滿。
足見人的心念有個「動能」，是「誠於中，形於外」的根本，
不論行善或者作惡，皆在起心動念的一瞬間。
因此，修行的根本在於修心，心念不僅是行動的指南，更具備不可思議的力量。
信心與願力的能量
從心裡產生的信念，能有多大的力量呢？
耶穌基督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
似乎是這句話，讓穆罕默德產生移山的信心，可惜穆罕默德失敗了，
只留下一句「如果山不向我們走來，我們就向山走去」的名言。
芥菜種是植物中最小的種子，用此來比喻即使種下很小的信心，
就可以長出比各種菜都大的結果。
可是，當耶穌與門徒在海上遇到暴風，船甚至被波浪給掩蓋，
門徒充滿恐懼叫醒沉睡中的耶穌，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為什麼膽怯呢。」
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如果只要有芥菜種般的信心，就能夠移山倒海，
門徒們的小信就比芥菜種小，可能幾近於零。
但是，穆罕默德的信心夠大了吧，還是無法讓山移動分毫，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佛教《華嚴經》首先就提到「信」，指出「信為道源功德母」。
不過，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人們做不到的原因，
往往因為「愚痴」沒有智慧，以及「我慢」不肯相信別人，
不但對他人如此，對佛菩薩也是如此。
從這個角度說，耶穌的門徒擺脫不了愚痴和我慢，
於是心生懷疑而沒有信心。
佛教義理認為，物質世界是虛妄偶然的，心的力量生成這些形象，
一切「唯心是道，心物一元」。
信心的能量，可以改變物質現象。
耶穌在迦百農遇到一位百夫長，求耶穌治療其僕人的癱瘓病。
百夫長對耶穌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
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耶穌對跟從的人說：「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沒有遇見過。」
轉過頭來又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
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
有兩位瞎子求耶穌醫治，耶穌問：「你們信我能做這事嗎？」
瞎子回答：「主啊，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瞎子即重見了光明。
藥師佛起的第七大願為：「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
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除，身心安樂，
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南懷瑾先生說，唸藥師佛的道理與耶穌摸痲瘋病人的道理一樣。
生病求佛沒有感應，是自己沒有救自己，
沒有真懂藥師佛的道理，真懂了立刻有感應。
主要關鍵仍然在於信心。
雖然宗教經典如是說，信心治病畢竟神秘不可知，生了病還是要看醫生，
切不可迷信於怪力亂神，以免落入假神之名的詐財圈套，
還會貽誤治療且毀損健康。
個人心念的力量誠然有限，發願行善則可以擴而充之。
佛教說，法術敵不過神通，神通敵不過業力，業力敵不過願力。
成佛的第一要素，必須先發下拯救眾生的宏願。
地藏王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藥師佛許下12個大願，都是成佛得道的因地
。一般人學佛常常為了「我好」，只求自己的功名富貴不是大願，
而是私心。然而，不論利他的願力，或者利己的私心，都會產生業力。
佛教徒常說：「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即在累積身、口、意的善業。
社會人群共同製造的業，稱之為「共業」。
共業的好壞，會影響國家社會的運途，再大的神通都無法改變。
佛教說「轉輪聖王」出世，就能有個太平盛世。
但要一切眾生修一切善法，才產生一個太平盛世，才出現一個轉輪聖王。
如果人人師心自用、物慾橫流，那麼，安和樂利的社會將不可得，
也產生不了一個像樣的國家領導者。
孫中山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
人心如何，國家即如何。
民主社會流行說：「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政府。」
與共業說似乎也頗契合。
政治對宗教的拉攏與打壓
上述宗教的神奇說法，以及筆者天馬行空的聯想，或許有人會斥為荒謬；
但其中若有些道理在，諸君亦不妨姑且聽之。
接著，我們回歸到現實的歷史。
耶穌縱使會顯現神蹟，卻逃不過政治的魔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猶太祭司指控耶穌褻瀆神明並自稱猶太王，羅馬總督彼拉多定耶穌叛亂罪，
都是畏懼耶穌的言行和影響，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與權威。
在宗教和言論自由不受保障的年代，任何違背統治階層利益的信仰和觀點，
都會遭到無情的迫害。
反之，
若宗教信仰或學術思想有利於對人民的統治，當權者就會想盡辦法挪為己用。
羅馬帝國多神信仰的傳統，原先對其他宗教採取寬容態度；
基督徒起初亦被平等對待，甚至受到省長及官員們的保護。
拒絕參與異教的獻祭，讓基督徒顯得與眾不同；秘密聚會則引起懷疑，
基督徒私下舉行不當祭典的謠言四起。
公元64年，羅馬城發生大火，民間謠傳皇帝尼祿唆使屬下縱火，
好讓他興建更豪華的宮殿。
為了消弭這個謠言，尼祿指控基督徒是焚城的禍首。
一批批基督徒遭到迫害，有的被各種方式絞死以供人取樂，
有的被蒙上獸皮讓獵犬活活撕裂，有的則被釘在十字架上，
待夜晚降臨時被當成火把點燃。
教會的磐石彼得與外邦人的使徒保羅，即可能在此時或不久之後喪命。
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是個明顯的意外插曲，
卻使基督徒貼上反帝國的標籤，成為一種信念傳播開來。
到了圖密善（Domitian, 51～96）統治時期，為了測試他們對帝國的忠誠，
下令人民必須向皇帝的雕像膜拜，拒絕者一律處以死刑。
拒絕向偶像膜拜，堅決一神信仰的基督徒，自此更遭到接連不斷的迫害。
長達200多年的政治迫害，基督教視死如歸的殉道者，
常使旁觀的民眾感動，信徒的人數不減反增。
教士塔杜良（Tertullian）即說：「殉道者的血，成為教會的種子。」
強調男女平等及對窮苦受壓迫者的關懷，
亦吸引為數眾多的婦女及下階層群眾。
盛行於羅馬的斯多噶與伊比鳩魯學派，缺乏心靈的慰藉與來世的希望，
基督教則成功地迎合了這個需求。
基督徒之間團結、慈愛的精神，每逢災難或瘟疫侵襲時，
總能不顧自身危險，拯救危急病痛的同胞；
異教徒面對出乎意料的恐怖襲擊時，不論他們的祭司或者哲學家，
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護，就很容易被「永世折磨說」給嚇倒。
這種恐懼極有助於他們改信基督教。
上述因素都使基督教會不斷茁壯，有錢、有知識、有地位的入教者亦日益增多，
羅馬當局只好改變方針，對基督教採取寬容政策。
公元312年，傳說君士坦丁在戰爭前夢見太陽上方出現十字架，
一個來自天空的聲音告誡他，記住這個符號便可以取勝。
他把軍旗綴上十字架符號，果然在沙場上取得勝利；
隔年，君士坦丁發佈「米蘭敕令」，宣佈基督教為合法宗教。
從此，基督教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基督教在廣泛的傳播過程中，
教義及組織上的不統一，產生了激烈的教派爭端。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開「尼西亞會議」，
確定「三位一體」為基督教的正統教義，並且規定了教會組織條例；
在羅馬帝國的庇護和控制下，基督教蛻化成當權者的統治工具。
公元392 年，狄奧多西皇帝頒布法律，宣佈關閉一切異教神廟，
禁止一切獻祭活動，確立基督教為國教。
基督教與政治權力結合，從被迫害的宗教搖身一變，
進而成為迫害其他異端的宗教，尤其對「殺害耶穌凶手」的猶太教徒，
在手段上更是毫不留情。
正如伏爾泰所說：「我們為什麼自尼西亞會議以來，就一直不停地互相殘殺呢？」
「向人民灌輸最多寬容的基督教，卻是所有人中最不寬容的人。」
歷史不僅充滿變數，也常常出現深刻的諷刺。
日耳曼人消滅西羅馬帝國後，在中世紀分崩離析的封建制度下，
基督教會擺脫封建君主的控制，取得世俗行政、司法、軍事等權力，
加上當時虔信的宗教意識，使教會比起封建國家更佔有絕對的優勢。
華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在《西方政治傳統》中說，
教會勢力使基督教精神和道德，凌駕於國家政權的目的之上，
在中古末期形成雙元的人類社會觀。
國家的功能在於維持社會的秩序，並且保障基督徒不受外在暴力干擾；
教會則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指導國家完成上述的目標。
於是，「社會」與「政府」明確劃分開來，
並且取得比政府更高的道德權威；這是古代社會不曾有過的觀念，
西方文明的基礎至此確立。於是基督教的平等精神與倫理觀念，
得以深入人心並具體實踐，進而改變西歐近代的政治面貌。
教會的世俗化權力，掌握在神職人員手裡，
仍然逃不過「權力使人腐化」的命運，乃有十六世紀後的宗教改革。
這或許是墮落的人性，一直無法超越的障礙吧！
佛教曾在印度盛行一時，亦對當時政治產生深遠影響。
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篤信佛教，
在佛法的感召之下推行許多仁政，創造印度史上文學、藝術的一個盛世。
公元四世紀建立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盛行於世，佛塔和寺廟到處可見，
農工經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繁榮興盛，並且築有公眾醫院等慈善機構，
直可媲美古希臘伯利克里的黃金時期。
足見統治者若有慈悲心，把宗教的理想化為政治的力量，
亦可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
然而，佛教「眾生平等」的理想，還是難敵根深柢固的種姓社會，
終於逐漸沒落進而在印度銷聲匿跡。
過於強大的政治社會現實，往往會讓高尚的理想鎩羽夭折。
佛教傳播到中國以後，與儒、道同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然而，統治者需要的時候就大力提倡，其勢力過於龐大的時候就極力打壓，
根本無法像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形成一股與政治互相抗衡的道德力量。
這麼一來，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的精神，
就很難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上紮根落實。
平等思想的根源，許多書籍都直指耶穌基督。
皮埃爾‧勒魯（Pierre Leroux）在《論平等》一書中，
抨擊古希臘的奴隸制度，在3、40個人之間，才有一個真正的人；
他們既不懂得人權，自然也不懂得公民權；粗暴地踐踏奴隸的平等，
對城邦的平等亦缺乏真正的觀念。
一直到耶穌基督的教義降臨，才以沒有奴隸的烏托邦，
取代柏拉圖奴隸世界的烏托邦。
皮埃爾‧勒魯讚揚耶穌基督，是西方的菩薩，是社會等級的摧毀者。
神的面前眾生平等
從凡人的角度來看，任何新思想與新主張，都脫離不了個人的立場，
尤其是社會出身和教育背景。
耶穌基督出生於公元前4年，是猶太木匠約瑟之子；
羅馬帝國對猶太人的統治，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壓迫，
他自然都有深刻的體會。
稅吏與富豪等有錢有勢階級，是耶穌常常抨擊的對象；
貧困、疾病、卑微的下階層民眾，則是上帝祝福與拯救的對象。
馬利亞受孕以後，曾經歌頌主的權能，
《路加福音》裡說：「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叫饑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耶穌在受魔鬼試探後，回到加利利布道時說：「主的靈在我身上，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來宣告：被擄的得以釋放，
瞎眼的可以看見，受壓迫的人得以自由。」
有些學者認為，耶穌是個平民革命家；
恩格斯則說基督教「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
被羅馬征服或驅逐的人們的宗教」。
耶穌誕生前的500多年，印度迦毗羅衛國的王子悉達多，
在社會階級嚴明的種姓制度下，同樣倡導平等的精神。
悉達多後來被稱為釋迦牟尼，亦即「釋迦族所出的聖者」。
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看，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商品貨幣經濟日漸發達，
四個種姓都有貧富分化的現象；日益強大的剎帝利和吠舍上層，
對於婆羅門的特權越來越難以忍受，吠舍下層及廣大的首陀羅，
更在受盡壓榨和欺凌之苦下，希望自己的處境有所改善。
於是，反對婆羅門教種姓制度，主張階級平等的各種教派應運而生。
耆那教的筏馱摩那與佛教的釋迦牟尼，皆出身於剎帝利統治階級，
他們既反對婆羅門的特權地位，又害怕廣大的群眾起來鬥爭，
於是制定一套宗教信條和教規，作為奴隸主階級思想統治的武器。
唯物史觀者認為，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反映被壓迫種姓的願望；
但它又贊同婆羅門教「輪迴業報」的理論，要求被壓迫的民眾逆來順受，
以符合剎帝利階級的利益。
完全從社會的角度，來闡述佛與基督的平等思想，以印證當時的現實需要；
即使說明某些歷史因果，卻未能透徹兩教提倡平等的真諦。
除了爭取社會地位、基本人權的平等外，
佛與基督都強調要以「平等心」來看待萬物，這是另一種層次的真平等。
《舊約‧創世紀》記載人的墮落，在於亞當與夏娃吃下分別善惡的果實。
一般論者以為，亞當（名字意為「地上的人」，指出他是全人類的象徵）
背離對上帝絕對的遵從與信仰，不以自己人類的身份感到滿足，
有了冀望成為神的野心（蛇告訴夏娃，吃了樹上的果子，眼睛就會明亮，
如神能知道善惡），使自己和後代子孫從神的恩典中墮落，
從而感受到「心痛，和千般只要是肉體，就自然會承受的打擊」。
耶穌則以道成肉身降臨，接受所有墮落人類最嚴厲的處境，
包括各種折磨乃至於死亡，因此除去了墮落的人性。
除了人神之間的差異外，我覺得這個寓言還闡釋了平等心。
人若能像神一樣判斷善惡，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
為何神要反對人吃知識樹的果子，還把人驅逐出伊甸園呢？
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這是我聯想到的第一句話。
《哥林多前書》亦說：「如同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
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端憑人的智慧，無法真正認識神，還會顯現愚拙。
一旦人有判斷善惡的知識，卻無法像神一樣完全行善，
不僅會變得虛偽狡詐，還會陷入「區別善惡」的執著。
既然無人可以純善，一旦「以己為善（是），以人為惡（非）」，
人我的爭論衝突就會持續不斷，真正的善惡亦會因此而模糊。
人若要內心寧靜自在，並且與外界和平相處，就必須擺脫善惡的執著，
以平等心來看待事物。
耶穌基督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的禱告。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上帝並非不辨善惡，而是要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凡人通常做不到這一點，神就以慈愛來包容其錯誤。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保羅闡述愛的真諦，
這是最美、最感人的經文之一，他在結尾裡說：「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能夠用慈悲的愛，來關懷不論善人或惡人，這種神一般的胸襟，才是真正的智慧。
講求眾生平等的佛教，同樣提倡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並以此作為成佛的標竿。
在「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這六種度過生死苦海的方法中，
「般若」義為智慧，旨在救度人的痴愚。
人的痴愚即是無明，也就是執著於「自我」，
從而產生的「貪、瞋、痴、慢、疑」等五思惑，
以及「身見、邊見、見取見、邪見、戒禁取見」等五見惑。
這都是人的智慧不圓滿，緊抓著自己的慾望和見解不放，
才惹來這麼多的困惑和煩惱。
拿三毒之一的「瞋」來說，
韋恩‧戴爾（Wayne W. Dyer）博士的《鑽出牛角尖》，
在〈告別憤怒〉一章中告訴我們：生氣會使人僵化，
這通常是現實世界和其他人的表現，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結果。
不以平等心對人而導致瞋心起，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也說得通。
《金剛經》第十八品「一體同觀分」，告訴我們顯示心機的雙眼，
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之分。
法眼觀一切眾生平等，非空非有；佛眼不只是平等，
而是觀一切眾生只有慈悲，只有慈愛。
神愛世人、佛度眾生，這種超越私心、一視同仁的關懷，
不僅是高貴的情操，也是真正的智慧。
唯有觀萬物皆平等，師心自用的墮落人性才能提升，
爾虞我詐的險惡環境亦可改善。
人人必須遵守的戒律
以平等心對待萬物，是慈悲與愛的表現，必須拿來「寬以待人」；
世間言行的是非善惡，必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要用來「嚴以律己」。
佛與基督都有「賞善罰惡」的教義，即使善惡在今世未報，
佛教有來世、基督教有「最後的審判」，都對善惡賞罰做最後的把關。
兩教皆明言禁止，不准人們做壞事，而有人人必須遵守的「戒律」。
佛教的戒律名目繁多，一般而言，居士五戒、沙彌十戒、
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五十戒，菩薩則有十重四十八輕的戒法。
摩西在西奈山受神傳授的「十誡」，則是猶太─基督教最根本的戒律：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當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拿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來作比較，不殺生、不偷盜、不姦淫，幾乎是兩教完全相同的戒律；
不妄語就是不亂說假話，可比擬不可作假見證害人，
說謊害人同為兩教所不容。
佛教以身、口、意衍生出來的十業，其中「貪、瞋、痴」等意業，
若拿來與基督教的「傲慢、貪婪、淫亂、慍怒、暴食、怨恨、怠惰」
等七原罪相較，就會發現貪婪與憤怒，都是足以讓人下地獄的罪過。
另外，佛教的五思惑裡的「我慢」即是傲慢；
六度裡的「精進」旨在防止懈怠偷懶，告訴我們懶惰者超脫不了生命的苦海。
若說不同的時空背景，會產生不同的道德教訓，
何以毫不相干的佛與基督教，竟產生如此類似的戒律規範。
顯示人類的文明發展，有一致的人性價值和社會需求。
這些宗教道德與戒律，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亦往往是世俗法律的基礎，
藉以維繫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秩序。
佛教的戒律有遮戒、性戒的差別。遮戒指因時間、地區不同，
可以權宜變更的戒條；永遠不能違犯的戒條，
像殺、盜、淫這三大戒則屬於性戒。
飲酒屬於遮戒，以現代觀點而言，喝酒並非什麼罪過，
但是酒後開車，則是違法行為。
喀爾文教派主張信徒過嚴肅的道德生活，不僅根絕奢侈、懶散等不良習性，
更嚴禁跳舞、賭博、酗酒、看戲、穿著華麗服飾。
至於姦淫、褻瀆上帝、巫術惑人、信仰異端者更視同叛逆，一律處以死刑。
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在喀爾文信仰的基礎下，亦視飲酒為罪惡而長期鼓吹禁酒。
美國西部婦女在1870年代初期，開始推展「禁酒運動」，
她們以歌唱或禱告的形式，「奉上帝神聖之名」要酒店關門。
禁酒運動到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1919年，
美國更通過第18條憲法修正案，禁止一切酒類的釀造、出售及運送。
完全禁止人們飲酒，很快引起種種社會問題，並且造成越來越多人不滿，
最終只好以1933年第21條憲法修正案廢除禁酒令而宣告結束。
從佛教將飲酒列為遮戒來看，美國憲法的禁酒及解禁亦饒富趣味。
不論性戒或者遮戒，凡是對人危害的行為，都必須戒除。
這是宗教信仰的根本。佛家將「持戒」列為六度之一，
意即防非止惡，使人循規蹈矩。
釋迦牟尼臨涅槃的時候，弟子們都很悲傷，日後要依靠什麼來修行呢？
阿難把弟子們的疑惑請示佛陀，佛陀說：我涅槃以後，你們應該以戒為師。
戒律是佛教「戒、定、慧」三學之首，由戒才能生定，由定才能證慧，
故「持戒」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所以又名為「福田」。
耶穌基督亦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當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惹起毀壞律法的爭議時，
他將律法從僵化的外在約束，進一步轉化為內在的自覺。
把律法形式化的法利賽人，即被耶穌批評為假冒為善的人。
不論施捨、禱告還是禁食，都不是做給人看的，而是要誠心誠意地實行。
當耶路撒冷來的文士質疑耶穌的門徒飯前不洗手時，
耶穌回答道：「入口的不能汙穢人，出口的乃能汙穢人。」
「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麼。
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裡發出來的，這才汙穢人。」
除了心的意念會化為行動，使惡念引發惡行外，
耶穌基督還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
似乎在起心動念之間，人的善惡已經下了決定。
佛教的修行裡，亦講求一種「念戒」。
就是隨時要看住自己的思想、念頭，只能起至善的念頭；
至於壞念頭、惡念頭，絕對動都不能動，以免犯戒。
《金剛經》裡，須菩提長老起來提問，稱佛陀為「希有世尊，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咐囑諸菩薩」，「善護念」即好好照應自己的心念，
起心動念沒有任何邪惡的思想。這是一切修行的起步，
也是一切佛的成功與圓滿。
足見人的心念有個「動能」，是「誠於中，形於外」的根本，
不論行善或者作惡，皆在起心動念的一瞬間。
因此，修行的根本在於修心，心念不僅是行動的指南，更具備不可思議的力量。
信心與願力的能量
從心裡產生的信念，能有多大的力量呢？
耶穌基督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
似乎是這句話，讓穆罕默德產生移山的信心，可惜穆罕默德失敗了，
只留下一句「如果山不向我們走來，我們就向山走去」的名言。
芥菜種是植物中最小的種子，用此來比喻即使種下很小的信心，
就可以長出比各種菜都大的結果。
可是，當耶穌與門徒在海上遇到暴風，船甚至被波浪給掩蓋，
門徒充滿恐懼叫醒沉睡中的耶穌，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為什麼膽怯呢。」
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如果只要有芥菜種般的信心，就能夠移山倒海，
門徒們的小信就比芥菜種小，可能幾近於零。
但是，穆罕默德的信心夠大了吧，還是無法讓山移動分毫，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佛教《華嚴經》首先就提到「信」，指出「信為道源功德母」。
不過，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人們做不到的原因，
往往因為「愚痴」沒有智慧，以及「我慢」不肯相信別人，
不但對他人如此，對佛菩薩也是如此。
從這個角度說，耶穌的門徒擺脫不了愚痴和我慢，
於是心生懷疑而沒有信心。
佛教義理認為，物質世界是虛妄偶然的，心的力量生成這些形象，
一切「唯心是道，心物一元」。
信心的能量，可以改變物質現象。
耶穌在迦百農遇到一位百夫長，求耶穌治療其僕人的癱瘓病。
百夫長對耶穌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
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耶穌對跟從的人說：「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沒有遇見過。」
轉過頭來又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
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
有兩位瞎子求耶穌醫治，耶穌問：「你們信我能做這事嗎？」
瞎子回答：「主啊，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瞎子即重見了光明。
藥師佛起的第七大願為：「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
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除，身心安樂，
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南懷瑾先生說，唸藥師佛的道理與耶穌摸痲瘋病人的道理一樣。
生病求佛沒有感應，是自己沒有救自己，
沒有真懂藥師佛的道理，真懂了立刻有感應。
主要關鍵仍然在於信心。
雖然宗教經典如是說，信心治病畢竟神秘不可知，生了病還是要看醫生，
切不可迷信於怪力亂神，以免落入假神之名的詐財圈套，
還會貽誤治療且毀損健康。
個人心念的力量誠然有限，發願行善則可以擴而充之。
佛教說，法術敵不過神通，神通敵不過業力，業力敵不過願力。
成佛的第一要素，必須先發下拯救眾生的宏願。
地藏王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藥師佛許下12個大願，都是成佛得道的因地
。一般人學佛常常為了「我好」，只求自己的功名富貴不是大願，
而是私心。然而，不論利他的願力，或者利己的私心，都會產生業力。
佛教徒常說：「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即在累積身、口、意的善業。
社會人群共同製造的業，稱之為「共業」。
共業的好壞，會影響國家社會的運途，再大的神通都無法改變。
佛教說「轉輪聖王」出世，就能有個太平盛世。
但要一切眾生修一切善法，才產生一個太平盛世，才出現一個轉輪聖王。
如果人人師心自用、物慾橫流，那麼，安和樂利的社會將不可得，
也產生不了一個像樣的國家領導者。
孫中山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
人心如何，國家即如何。
民主社會流行說：「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政府。」
與共業說似乎也頗契合。
政治對宗教的拉攏與打壓
上述宗教的神奇說法，以及筆者天馬行空的聯想，或許有人會斥為荒謬；
但其中若有些道理在，諸君亦不妨姑且聽之。
接著，我們回歸到現實的歷史。
耶穌縱使會顯現神蹟，卻逃不過政治的魔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猶太祭司指控耶穌褻瀆神明並自稱猶太王，羅馬總督彼拉多定耶穌叛亂罪，
都是畏懼耶穌的言行和影響，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與權威。
在宗教和言論自由不受保障的年代，任何違背統治階層利益的信仰和觀點，
都會遭到無情的迫害。
反之，
若宗教信仰或學術思想有利於對人民的統治，當權者就會想盡辦法挪為己用。
羅馬帝國多神信仰的傳統，原先對其他宗教採取寬容態度；
基督徒起初亦被平等對待，甚至受到省長及官員們的保護。
拒絕參與異教的獻祭，讓基督徒顯得與眾不同；秘密聚會則引起懷疑，
基督徒私下舉行不當祭典的謠言四起。
公元64年，羅馬城發生大火，民間謠傳皇帝尼祿唆使屬下縱火，
好讓他興建更豪華的宮殿。
為了消弭這個謠言，尼祿指控基督徒是焚城的禍首。
一批批基督徒遭到迫害，有的被各種方式絞死以供人取樂，
有的被蒙上獸皮讓獵犬活活撕裂，有的則被釘在十字架上，
待夜晚降臨時被當成火把點燃。
教會的磐石彼得與外邦人的使徒保羅，即可能在此時或不久之後喪命。
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是個明顯的意外插曲，
卻使基督徒貼上反帝國的標籤，成為一種信念傳播開來。
到了圖密善（Domitian, 51～96）統治時期，為了測試他們對帝國的忠誠，
下令人民必須向皇帝的雕像膜拜，拒絕者一律處以死刑。
拒絕向偶像膜拜，堅決一神信仰的基督徒，自此更遭到接連不斷的迫害。
長達200多年的政治迫害，基督教視死如歸的殉道者，
常使旁觀的民眾感動，信徒的人數不減反增。
教士塔杜良（Tertullian）即說：「殉道者的血，成為教會的種子。」
強調男女平等及對窮苦受壓迫者的關懷，
亦吸引為數眾多的婦女及下階層群眾。
盛行於羅馬的斯多噶與伊比鳩魯學派，缺乏心靈的慰藉與來世的希望，
基督教則成功地迎合了這個需求。
基督徒之間團結、慈愛的精神，每逢災難或瘟疫侵襲時，
總能不顧自身危險，拯救危急病痛的同胞；
異教徒面對出乎意料的恐怖襲擊時，不論他們的祭司或者哲學家，
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護，就很容易被「永世折磨說」給嚇倒。
這種恐懼極有助於他們改信基督教。
上述因素都使基督教會不斷茁壯，有錢、有知識、有地位的入教者亦日益增多，
羅馬當局只好改變方針，對基督教採取寬容政策。
公元312年，傳說君士坦丁在戰爭前夢見太陽上方出現十字架，
一個來自天空的聲音告誡他，記住這個符號便可以取勝。
他把軍旗綴上十字架符號，果然在沙場上取得勝利；
隔年，君士坦丁發佈「米蘭敕令」，宣佈基督教為合法宗教。
從此，基督教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基督教在廣泛的傳播過程中，
教義及組織上的不統一，產生了激烈的教派爭端。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開「尼西亞會議」，
確定「三位一體」為基督教的正統教義，並且規定了教會組織條例；
在羅馬帝國的庇護和控制下，基督教蛻化成當權者的統治工具。
公元392 年，狄奧多西皇帝頒布法律，宣佈關閉一切異教神廟，
禁止一切獻祭活動，確立基督教為國教。
基督教與政治權力結合，從被迫害的宗教搖身一變，
進而成為迫害其他異端的宗教，尤其對「殺害耶穌凶手」的猶太教徒，
在手段上更是毫不留情。
正如伏爾泰所說：「我們為什麼自尼西亞會議以來，就一直不停地互相殘殺呢？」
「向人民灌輸最多寬容的基督教，卻是所有人中最不寬容的人。」
歷史不僅充滿變數，也常常出現深刻的諷刺。
日耳曼人消滅西羅馬帝國後，在中世紀分崩離析的封建制度下，
基督教會擺脫封建君主的控制，取得世俗行政、司法、軍事等權力，
加上當時虔信的宗教意識，使教會比起封建國家更佔有絕對的優勢。
華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在《西方政治傳統》中說，
教會勢力使基督教精神和道德，凌駕於國家政權的目的之上，
在中古末期形成雙元的人類社會觀。
國家的功能在於維持社會的秩序，並且保障基督徒不受外在暴力干擾；
教會則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指導國家完成上述的目標。
於是，「社會」與「政府」明確劃分開來，
並且取得比政府更高的道德權威；這是古代社會不曾有過的觀念，
西方文明的基礎至此確立。於是基督教的平等精神與倫理觀念，
得以深入人心並具體實踐，進而改變西歐近代的政治面貌。
教會的世俗化權力，掌握在神職人員手裡，
仍然逃不過「權力使人腐化」的命運，乃有十六世紀後的宗教改革。
這或許是墮落的人性，一直無法超越的障礙吧！
佛教曾在印度盛行一時，亦對當時政治產生深遠影響。
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篤信佛教，
在佛法的感召之下推行許多仁政，創造印度史上文學、藝術的一個盛世。
公元四世紀建立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盛行於世，佛塔和寺廟到處可見，
農工經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繁榮興盛，並且築有公眾醫院等慈善機構，
直可媲美古希臘伯利克里的黃金時期。
足見統治者若有慈悲心，把宗教的理想化為政治的力量，
亦可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
然而，佛教「眾生平等」的理想，還是難敵根深柢固的種姓社會，
終於逐漸沒落進而在印度銷聲匿跡。
過於強大的政治社會現實，往往會讓高尚的理想鎩羽夭折。
佛教傳播到中國以後，與儒、道同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然而，統治者需要的時候就大力提倡，其勢力過於龐大的時候就極力打壓，
根本無法像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形成一股與政治互相抗衡的道德力量。
這麼一來，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的精神，
就很難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上紮根落實。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