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概念
擁有近四千年文獻歷史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華文明基本上是土生長地自行發展的,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人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孤立於其他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隨著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來臨,一種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現了。在公元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家和使節開始經新航路抵達中國的華南地區，商人和傳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後不久,俄羅斯人也在十七世紀中葉跨越西伯利亞到達滿洲邊境。這些事件對中國說不啻是劃時代性的,因為它們打開了中國悠久的孤立局面,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直接接觸。這種交往雖然在一開始時並不顯著，而且步履維艱,但在十九世紀發展成為一股引發中國與西方之間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從中國內部發展的角度來看,歐洲人的來臨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因與滿族的崛起和滿清異族王朝的建立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這些重大的內外形勢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隨後的歷史具有與以往時期然相異的特徴。
首先,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會合結束了中國的閉關自守,使它越來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務，乃至於到今天,在中國或西方發生的事情都會即時產生相互的影響，其次，外來因素與中國內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國在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思想傾向諸方面的重大變化。因此,「變化」便成為這段時期的一個主要特徵,使這一時期比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第三,異因素,即來自外部的西方人和來自部的滿洲人強行介入漢族人的生活,激發起一種強烈的民族或種族意識(nationalistic-racial consciousess),這種意識深刻地影響中國未來的歷史進程。由於段時期與以往各個時期的區別非常巨大,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歷史時期加以考察。
「近代中國」始於何時?
管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的會合在十六世紀就已經開始,但其作用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顯現出來。其時西方的強烈活動引起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因此,學者對於把十六世紀還是十九世紀看作是近代中國的開端這個問題上頗有分歧。一個很有影響的學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馬克思主義學者和許多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學者把189-842年的鴉片戰爭看作近代中國的起點。這一學派的中國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標誌著外國帝主義侵入中國的起點此後的中國歷史便主要是一部帝主義侵華的歷史。西方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戰爭意味著外國在華活動的加劇,這些活動打破了中國的孤立局面,並在中國開創一個革命性變化的時代。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則認為,這場戰爭是資本主義和帝主義之兇惡的縮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國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第二個學派,主要由一些較為傳統的中國史學家組成(他們的意見有些已開始為西方學者所認同)。他們對以鴉片戰爭是一個新時代開端此一觀點提出挑戰。他們認為:以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兩代交替時期歐洲探險家和傳士華那段時期作為近代中國的起點會來得恰當,因為,就部事態而言,該時期適逢滿族的興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勢而言,這一時期西學開始傳入中國。他們爭辯說,管西方的影響在十九世紀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但這只不過是兩個半世紀前業已動的進程的延伸和強化而已,而且鴉片戰爭
之後的百年的時間,也難以體現一部四千年歷史的近代時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國起自於1600年前後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國的開端與近代歐洲的開端趨於一致。
上述這兩種觀點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從影響方面來看,十九世紀西方的衝擊在促使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到來所起的作用更為巨大誠然,耶會士傳入了天文學、數學、地理學、製圖學和建筑學等西方科學,但他們的影響只局限於中國統治集團部的一小撮士大夫他們幾乎沒有給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帶來任何影響,在這些方面仍然是傳教士到來之前的那種模樣。從這個角度來說,前一個學派的理由乎很充足。但是,如果我們對前期的機構制度不甚了解的話,那麼我們將無法全面評判十九世和二十世紀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對西方衝擊的研究,必須首先對這種衝擊的承受者有所瞭解。而且,於西方和俄羅斯在影響近代中國命運時,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我們就更不應忽視中國與它們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義,也不應忽略它們所採取的推進方式西方海權家從南面向上推進,而陸上大國俄羅斯則從北面向下挺進,它們形成了一種鉗形勢態,目標直指中國的心臟北京。
確實,從歷史回顧的角度來看,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和俄羅斯人的來臨、為十九世西方的強烈活動鋪平了路。基於這些理由,後一種學派但乎也有可信的論據。
然而,認為這兩個學派可以通過折衷的方法得到調和。即使把鴉片戰爭界定為近代的起點,我們也仍需熟悉中國傳統的國家和社會形態,因為這些形態制約了中國對十九世紀外來挑戰所作的反應。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視為一種催化劑,促使傳統中國轉化為近代中國。但是,如果對原先的機制缺相當瞭解的話,我們就很難理解這種轉化的效果。
因此,對1600年到1800年間內政與外交的發展進程作概括性的探討,將為我們正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提供了必須的背景資料。在這段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和思想狀況,本質上仍然與過去二千年的情形頗為相同。其政體是一個由皇室統治的王朝;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以紳階層為核心;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瞭解了中國的這種傳統狀況,我們就能更容易地評判十九世紀中國在應付強烈的西方活動時所採的行為舉措了。這種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後一學派的歷史完整性而又不損害前一學派的現實主義思維。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會合為什麼到十六世紀才開始,而西方的影響又為什麼到十九世紀才得以加強?解答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記住,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二千多年里,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著相互分離的方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於希臘,向西發展到羅馬,隨後又散佈到整個西歐並傳入美湖;而中華文明則孕育於黃河流域,向南擴展到長江流域,隨後並傳播到中國的其他地區。因此這兩個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來遠。只有當其中的一個文明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和技術、並為著自身的利益擴張到另一個文明地區時,這兩個文明才得以會合。
固然,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兩個文明之間曾有過一些時斷時續的交往漢朝公元前202年一公元後220年)與其同時代歐洲的羅馬帝國都已相互有所聞。中國人尊稱羅馬帝國為「大秦」。公元73年到102年間,活躍於中亞地區的中國名將班超甚至派遣了一位使節去尋找羅馬帝國,此人到達了波斯灣。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國的絲網輸入了羅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羅馬的雜要藝人和商人則到達了中國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蘭教傳入了中國;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時期,阿拉伯人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也十分活躍。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馬菲奧·波羅(Maffiooo)和尼科羅·波羅(NiccoloPol)及後者著名的兒子馬可·波羅(MarcoPolo),還有許多方濟各會(Franciscan)傳士,都曾到過中國。在明代(1368-1643年),由鄭和率領的遠洋航海壯舉,到達非洲東岸;中國的活字印刷術也在十五世紀中傳到了歐洲。可見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的許多世紀中,中國和西方之間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還有待於其中的一個能夠作出到達彼方的持續推進。
到地理大現時代,歐洲已充分具備了前往東方的地理知識和造船技術。葡萄牙人的航海遠征,把一些探險家和殖民帝國的創建者帶到了亞洲,商人和傳教士也尾隨而至,帶來了西方世界的科學知識。東西方之間一種超出偶爾接觸的經常性交往開始了,但這種交往仍然沒有盛行到足以使這兩個文明面對面地接觸。歐洲還得等到工業革命以後才獲得足夠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續地到達中國的努力。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搖籃在這場推進中遙領先,這並非偶然。很明顯,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交會不可能發生在地理大現時代之前,而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
「近代中國」形成的動力
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於出決定該時期形態的主要動力。在近代中国我們看到了幾種發揮作用的强大動力,其中有些是明顯的,有些則是潛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命運的興衰。在清代,朝廷最為關注的,是如何維持其自身的權力。為了贏得漢人的善意和承認,清廷決意與中國傳統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體和社會制度,採納理學為官方哲學,並吸納漢人加入官僚機構,以一種二元首長體制(dyarchy)的形式與滿人共事。另一方,清廷大興文字,罰譏諷異族統治的人;設立宗人府,監督滿族顯貴的出身、受業和婚姻;禁止滿漢通婚,並嚴禁漢人遷居滿洲,過這些措施,努力維護滿族的種族特性。為適應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設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門,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來管轄有關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務;1729年設立軍機處,使決策過程集中化;1861年更設立總理衙門來掌管與西方列強的外交關係。為鎮壓叛亂並擴展疆土,清廷向遙遠的邊疆發動了多次軍事征討,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許多洋人受聘擔任政府官職,從而使滿一漢二元體制擴展為一種滿一漢一夷」的混合體制(synrchy。所有這些及其他許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確保大清江山的長治久安,它們強烈地影響並引導1644-1911年間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滿清王朝覆滅後,民國政府最關注的是對內統一國家、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到了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執政時期,我們則看到了一種企求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實行工業化和爭取大地位的強烈動力。當朝政府的這些重要政策,在引導家和人民的命運方面,顯然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因而應當受到歷史學家們的持續關注。
然而我們決不能忽視那些更難以把握的歷史潛流,它們也是一種決定中國形態的動力。確實在清這樣一種不允許有任何合法反對派政治團體存在的專制制度中,秘密活動不時地對歷史的開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管有許多汉人加入了滿清政府或默認了清廷的統治,但有很多人卻仍然保持著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個異族王朝的鐵定事實,持續地激了漢人以秘密會社活動、民族或種族起義,以及革命等方式進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緒伴隨著一種恢復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明小廷的抗清運動、鄭成及兒子在臺灣的抵抗和三藩之亂都表明了這一點。當這些運動相繼失敗後,「反清復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諸如天地會和白蓮等秘密會社中間得到流傳滋長,並伺機而動。當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鬆懈之際,1796年便爆發了白蓮起義,並持續到1804年,這決非偶然的巧合。在白蓮教起義平息後,民族或種族抗再次歸於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時才又一次復興。不過太平軍只保存了上述口號中的「反清」部分,卻拋棄了恢復明朝的思想,因為他們要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王國。1864年太平軍失敗後,民族或種族革命再度轉為秘密會社的活動,並激發了孫中山等一批後來革命家的鬥志。到孫中山一輩投身革命之時,革命抱負已大大擴展,包括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復仇意識。隨著1912年滿清王朝的垮臺,原初的「反清」目標已達到了,於是民族主義革命轉向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歐洲殖民列強在二十世紀頭二十年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對象是日本,五十年代後期起則是俄國―應予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樣強烈地憎恨俄國。
由此看到，在整個近代中國三百年的時期,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構成了一個清晰的歷史主題,他時而浮現到表面,時而轉入地下。這種動力經久持續,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帶點誇張地評價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可被視為一部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
第三種動力是在新的天地裏尋求一條求生之道,這個新天地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強加到中國頭上的。諷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顯得極有創造力且生機勃勃,但在與中國的直接對抗時,卻表現出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它加速了舊秩序的瓦解,却沒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在舊秩序廢墟上構建一個新秩序的艱巨任務。中國人背負著傳的重負,對西方世界的本質又一無所知,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條適應時代巨變的生存之路。著名政治家李鴻章稱這種努力為「開三千餘年未有之變局」。中國人面臨著一個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擇,那就是:為了使中國得以繼續存在,並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一席之地,舊中國的多少成分應予拋棄,近代西方的多少東西應於採納。
對一種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場極其難的觀念之爭,需要排除那種過度的自尊意識和對外來事物的藐視之情,拋開那種認為富的中華上毋需借鹽化外蠻夷、也毋需與彼等結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過,在1860年中國再度戰敗、英法聯軍估領北京之後,一些較具前瞻的清廷大員意識到西方的挑戰乃可逃避之事實,中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有所改變他們引用著名學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號:「師夷長技制夷」,在六十年代初發起了一場所謂的「自強運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設立了同文馆,並按照西洋模式設置了一些由軍工產業支撐的軍械所和造船廠。這場持續了約三十五年的運動,是一種浮於表面的近代化嘗試:它只採納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東西,而另一些更為可取的方面―-治體制、經濟制度、哲學、文學藝術等―卻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這個時期中較進步的中國人也確信,除了堅船利器之外,中國從西方沒有多少東西可學。
中國在甲午爭中的敗績,證明了自強運動有不足之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意識到這場運動的局限性,認為必須擴大現代化的綱領,把政治改革也包括進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為他著名的弟子梁超鼓動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實行維新變法。然而、即使在後期階段,維新分子也並不倡導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種融中西諸因素於一體的混合政體。這場運動的精神是著名的學者型官僚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改革方案的結果,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但卻突然地以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孫中山發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動。孫中山是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醫生,他認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來醫治中國的病痛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通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他接過了民族或種族革命的火炬,倡導推翻滿清統治。他在社會的邊緣區域開展活動,贏得了秘密會社、層階級和海外華僑的支援,但卻沒有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他們普遍地追隨著康有為和梁超。在1900年那場令朝廷丟盡臉面的義和團事件之後,越來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中山的事業,孫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種犯上作亂者一變而為愛國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二年,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国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除了由帝王統治的王朝。
僅管中國告別了過時的政治體制,往昔的陰影卻繼續沉重地支配著社會習俗和思想生活。政府改頭換面了,但它的精神實質還與過去―樣貪污腐敗、軍閥割據、恢復帝制的妄想和混亂失控的情況比比皆是。民國的創立並未帶來人們期望的和平與秩序,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相信,如果不進行一場徹底的思想變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進步的社會。那些在日本、歐洲或美國留學的人-如陳獨秀、蔡元培和適等在二十世紀初期回後,發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和一場思想革命,到1919年四運動時形成了頂峰。這個時代的精神風尚是反對傳統主義和儒家思想,倡導完全西化、「科學」和「民主」在這個意識形態沸沸揚揚的時期,湧現出了兩種佔主導地位的哲學。杜的那套信奉以漸進手段進行社會改良的實用主義哲學,由他的弟子胡適介紹過來;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則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影響下,由陳獨秀和李大剑等人大力宣傳。
從十九世紀初對西方的輕蔑排斥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對西方的崇拜,中國走過了一段漫長的道路。一位學識淵博的政治學家用以下的話,總結了這個變化的順序:「首先是影響器物的技術;而後是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原理;最後則是觸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觀念。同治朝的自強運動、1898年的維新變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各自標誌了這三個段的思潮要點。」有人將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看作第四個階段―「現代」中國但是一般都不把這個時期與「近代」中國割裂開來。
現代中國的主题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爭奪國家最高權力的鬥爭。中国共產黨創建於1921年,正值圍繞五四運動展開的那場思想革命之際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在1923年開始與國民黨合作。孫中山受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的強烈影響,期望蘇聯幫助他重組政黨和軍隊,也迫切要求與蘇聯和中共合作。然而,1925年他的逝世注定了國共聯盟的不幸結局,至1927年兩黨便發生了公開的分裂。隨著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國民黨的軍事統帥蔣介石便崛起成為新的鐵腕人物。
國共分裂之後,毛澤東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實際獨立於秘密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蔣介石對朱毛部屬展開了五次圍剿194年後期將其逐出中國東南地區。中共軍隊進行了史詩般的二萬五千里(實為6,000英里)長征,到達西北地區,在那裏再次站穩了腳跟1937年日本動侵略之際,中共題尚未得到解決。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共兩黨又組成了聯合陣線,但他們彼此並不信任1945年抗日爭一結束,內戰便很快爆發了。國民黨被長期的對外戰爭拖得筋疲力盡,又受到貨膨脹失控之脅,且背著地主土地所有制這個古老難題和沉重包袱,還備受黨派系傾軋的困擾,因此,管國民黨擁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並有美援作支撐,卻還是丢失了大陸,撒至台灣。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上粗略的概述展現了近代中國發展進程中幾個重要的階段:從鴉片戰爭以前對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間的自強運動、到1898-1912年間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間的思想革命,最後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掌權。雖然歷史很少以單向線條的形式發展,但總的發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卻是可以在構建概念框架時充當有用的路標。
與上述重大的政治變化同時進行的,是一種經濟社會的根本轉型。在十九世紀半葉的自強運動期間,近工業和企業展起來,而外國人則在「不平等約」保護下在條約口岸開辦製造、航運業、銀行業和貿易商號。這些不同類型的活動並行不悖的狀態,造就了一種混合經濟,含有一種半殖民主義的氣息,這種氣息是近一個世裏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徵。
從社會方面來看,在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千百年一直支配著中國社會的士紳階層開始黯然失色。傳統社會結構的四個層次―士、農、工、商―也隨著兩類人的興起而瓦解了。這兩類人買辦和軍閥,他們代表著新的財富和新的權力。此外,個人主義、自由和男女平等等西方觀念的傳入,也侵蝕了儒家「三綱」和「五常」的家族忠孝觀念。當個人起來堅持自己作為家的成員而非作為家族的成員之地位時,宗族社會便瓦解了。社會變革的節奏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大大加了,而所有變革中最激烈的變化,也許是農民從一種惰性的實體轉化為一種積極型的國成員。
近代中國展示了一幅如光怪陸離的繁景象,以致我覺得:諸如外帝主義、西方響或資本主義及封建剝削等局限性的理論,都無法對之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變化的動態表明,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並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力圖更新並改造家,使之從一個落後的儒家普世帝國,轉變為一個在國際大家庭中擁有正當席位的近代民族家。這種見解,避了用「外因解釋中國歷史及其所暗含中國僅作回」的思想陷阱。
新的綜合思考
我提議在開始研究近代中國時,應對1600-1800年間「傳統的」國家和社會作一考察,這一考察是探討上述幾個發展階段所必需的前提。這一方法明顯不同於以往人們已嘗試過的幾種途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富開拓性的西方學者,偏重於就中國的對外關係作一般性著述,而且他們幾乎純粹依據西方資料,完全忽略或輕描淡寫地對待中國的部狀況在他們的一學者,則將著重點從史性論轉向了專題性研究,把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當作一個考察的主題。這段時期的著述,力圖從中國一方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並在參考西方資料的同時,大量運用中文資料。他們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趨向,而且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近代中國的知識。最近,一些人又嘗試著探究獨立於西方影響的中國社會、經濟和思想之基本因素,或是從部環境的角度來考查中國的變化,所有這些研究都獲得了較高的學術成就。
大陸的中共史學家也一直以巨大的熱情從事近代中國的研究,這顯然是響應毛澤東關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給予特別重視的號召。他們從辯證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和社會性質轉變的立場來進行研究。在近代中國的分期問題上,雖然還未達成任何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在大多數大陸學者中間乎已取得了某些暫時的共識:(1)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和農民起義時期、1840-1864年;(2)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主義形時,1864-1895年;3)民族危機加深和愛國主義運動起時,18951905年;4)資產階級革命興起和失敗時期,1905-1919年。中國近代史的這四個時期據稱構成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與之相對的從1919年到1949年之間的中國現代史時期,它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
中國、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不斷深化,而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在這領域迎頭趕上,這種情形使人感到,近代中國研究這個相當年輕的領域正日趨成熟。在過去的三十年裏,通過運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種新方法,以及參閱多方檔案資料和跨學科研究等手段,幾個主要語種中都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富有真知灼見的專題研究著作。豐富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水平的普遍提高,推動著一幅全方位歷史畫面的呈現,這幅畫面將兼收並地吸收中國人、日本人、西方人學術成就的精華、也包括有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成就。編寫中國近代史應做到既反映中國學界的見解,也反映外國學者能够從外部進行觀察而得出的那種客觀性―中與方往的密切、這種做法即使並非絕對必要,也至少大合時宜的。這樣的綜合可望對近代中國獲得一種準確的歷史透視。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