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就我來看，聚焦在數據，考古，跟氣侯分析的部份比較接近科學，而以人或團體視角出發的多半屬於人文。而人文並沒有什麼不好，否則歷史一半對人類行為和信仰的研究都放棄了問題更大。
大家好啊！
有一小段時間沒有發文了，但這些日子我真的很忙碌，尤其忙著學習波蘭文。
前陣子我剛結束語言學校的期末考和期末報告周，現在已經放假了。
儘管如此，每天還是要不斷溫故知新，學校也有安排假日的非強制性語言課程，讓我們在放假時也不鬆懈。
總而言之，儘管我現在放假，但還是很忙。
而我忽然發現，今天剛好是我專業達人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只差一篇達人專欄文章就能續任了，那還不趕緊發文。
不過我真的沒時間寫完新的文章，那就請大家允許我把我大學時期的報告，拿出來修改與分享到這裡吧！
以下文章是根據我在台大歷史系，秦曼儀老師的歐美當代史學史課堂中，所繳交的期末報告修改而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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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講到「科學」，大家腦海中會浮現什麼？是充滿數理公式的複雜學科？是充滿實作實驗的操作過程？還是龐大而精密的程式設計與coding？提起「科學」，大家不外乎都是先想到「自然科學」，即根據自然界的現象與數理規律衍生出的專業學科，並且將「邏輯」、「客觀」與自然科學劃上等號。而很多人或許不會第一時間想到包含社會科學在內的「精神科學」。
事實上，「科學」一詞應是泛指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等，根據邏輯、現象觀察與事實推演的各種專業學科。從歷史來看，西方語言中的「science」本就是泛指各種知識，大家可以想像，古希臘的哲學家，也多同時是愛好觀察自然現象的學者，與愛好音樂、天文等具有數理規律的知識；中世紀的教會人員，要同時接受語文教育、神學教育以及各種數理知識等等。而「邏輯」的概念，也本是源自於哲學思想而來，進而套用在其他各個知識領域上，邏輯並沒有所謂的「自然」與「精神」學科的分野。
一直要到19世紀左右，西方國家開始面臨國家體系轉型，以及教會體系的弱化，教育權利被擴張，再慢慢地產生出「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業領域的分野。但只提到「科學」一詞時，其包裹的範圍仍很龐大，只是各個「科學」的性質不同而已。比方說在波蘭文中的「科學」，nauka，泛指「學科」，當然根據語境脈絡，也可以指稱自然科學。而對於理工、化學等自然科學領域，波蘭文中也可以用「nauki ścisłe」（exact science）指涉。總而言之，19世紀時的「科學」一詞，主要指涉運用邏輯，觀察現象，找出規律的各類學科，「科學」本身的定義也根據不同學科和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
而就歐美史學史的視角來看，歷史學的確一度被公認為是一門確確實實的「科學」，而由此延伸出「何為科學」的討論與激烈的辯論，這些討論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各有其意義與背景。
十九世紀後的「科學化」歷史學
19 世紀儼然是西方歷史研究在性質上的重要分水嶺，尤其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具體化了「國家」和「人民」的概念。19 世紀的革命年代造成國家官僚體制的大幅度擴張，透過學術機構與對公務員的培訓，訓練人民對國家的忠誠，有鑑於此，歷史學家也紛紛投入民族主義式的歷史書寫，並且將歷史形塑成「客觀」的概念，將其與科學探究結合。
歷史學者利用與科學看齊來說服眾人「史料會自己說話」，而民族所發生過的事情，不管是光榮的、悲痛的，都是過去確確實實存在而可驗證的事實，以及與民族主義相互結合，其中最知名的就是蘭克（Leopold Von Ranek）。蘭克深厚地影響 19 世紀的「實證史學」（Histoire positiviste）觀念，大量的「文獻」在 19 世紀的歐洲大量地出版，歷史學家也藉由史料自證自己並非是虛構的文學家，而是能產出可被驗證事實的「科學家」。
在 19 世紀新的專業與「科學」的歷史學發展，是與國家聯繫的，並且被與政府緊密地協調，包括 19 世紀後期的美國利用科學式的歷史觀，遵循盎格魯-薩克遜主義與號稱客觀的生物學研究，重新包裝對黑人、天主教和凱爾特人的優越性質，解釋為何在歷史中，白人之於黑人、新教之於天主教和盎格魯-薩克遜之於凱爾特人能夠具有「優勢」。
這可說是從19世紀開始，「決定論」思考，或說「命中注定」的概念，成為歷史學的主流，人們信奉絕對的「歷史規律」而，將歷史進程視為無懈可擊科學崇拜。大致上來說，歷史學家都希望自己的學科有「具體上」的作用，他們針對歷史事件進行溯源分析，並期望建立一套「可複製性法則」，當然由於時空背景的不同，致使歷史無法導出同樣的結果，歷史學家所希望做的是盡量讓歷史達到「可控制」的結果。雖說在當時，真正能建立放諸四海皆準法則的學科，則是社會科學。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托克維爾說明，世界上的「革命」有著共同的經驗，即革命的爆發往往不是在人民處境越來越壞的時候，對於政府最危險的時刻反而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在歷史學家不斷將歷史作為科學之用而服務於國家的同時，歷史學家也不停歇地將歷史與「自然科學」相互比較，然而這並沒有獲得多大的迴響，因為歷史的縱深過於複雜，導致歷史作為一門科學，真正能汲取的方法論只能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不過作為科學的歷史的確對於社會科學有所貢獻，歷史證據啟發社會科學提出不同社會演變的普遍性原則。
有趣的是，歷史的「科學化」的同時，，有些人對「科學」本身的定義也慢慢轉變，科學化的歷史同時緩慢地侵蝕著實證主義視為普遍且永恆的客觀科學真理，反過來把科學「人性化」，瓦解過去曾是靜態、不變且規律的科學法則，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分野變得模糊，致使歷史學更容易被納入科學的範疇之中。科學在19 世紀末被視為是歷史性的集合體，需要通過不斷驗證而發展出相對且片面的「進程」假設與理論，而其是可以被消耗與取代的。即自然科學做實驗時，需要提出假設，進行實驗與得出結論，同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應是如此。而科學研究出的結論，未必是永恆不變的法則，而是能不斷變化和被取代的。
這種新的對歷史知識方法論的爭辯，以及對科學傳統的質疑，同時塑造新的科學想像，以及解構蘭克式的客觀的史學方法論，讓歷史鑲嵌在時間軸線上不同脈絡的歷史，得以匹配不斷被暫時性驗證與相對的科學方法，作為新型態的科學而開啟新的歷史思維。以法國的例子來看，普法戰爭的失敗對史學界產生深遠的影響，其催生了法國的方法學派（école méthodique），他們嘗試以科學化歷史梳理法國失敗之因，並有著消弭法國內部爭鬥的願景。
方法學派從科學的角度出發，分析法國大革命後，歷史受到民族主義等思潮的影響而為國家、政府服務，但當各個充滿熱忱的史學家投入到研究當中時，卻也參雜著政治與思想的分歧而造成內部的分裂。史學家對於國家的願景不同，導致歷史研究成為內部互相攻伐的工具，進而導致國家的實力內耗。此觀點雖然帶有一定的主觀性與「事後諸葛」的態度，卻也嘗試使用新的科學對史學進行反思，尤其是反思以服務國家做為導向的客觀實證史學，如何激起法國內部的仇恨，使法國本身在內與對外進退失據。
不過直至 20 世紀上半葉，歷史絕對客觀性仍作為主流，其地位仍未因新的歷史方法而受到多大的挑戰。1880 年代以後的美國與歐洲專業史學家仍奉不容質疑的科學真理為圭臬，並不斷地把歷史學推往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模式之中。對當時候的史學家來說，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盡可能地把所有的史料羅列並整理，經過考察與推論而把「真相」一五一十地說出來。在法國史學家 C. Langlois 和 C. Seignobos合著的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之中不諱言地說明：
「歷史所擁有的便是有限的文獻資料；這種進展限制了歷史科學的可能進展。當所有文件都被找出來，而且經過了讓它們適合被運用的作業以後，批判性的學術研究也就完成了。」
C. Langlois 和 C. Seignobos 試圖建立一個絕對客觀科學性的史學知識體系，並且點明歷史的科學向度在於文獻資料的拓展與採用，透過文獻蒐集才使歷史的客觀與科學性質成為可能，他們所指涉的「批判性」其實是不帶有史學家個人解釋的，因其學術研究完全是根基於文獻上的「真實」所建構的，而其要「批判」的對象是「虛假」。
美國史學家彼得．納維克（Peter Novick）在其 1988 年的著作中，解釋19 世紀的歷史學者的信念，便是把「客觀」奉為理想，「歷史事實」被視為優先於「歷史解釋」，歷史是被「發現」（found）而非被「製造」（made）。彼得．納維克解釋這樣的現象是基於社會與政治的壓力，人們希望透過歷史學依附（理性、客觀的）科學產生一定的說服力道而為國家服務。他也警告當歷史作為目的導向之用時，容易產生危機，客觀的史學是根據社會性的機制產生作用，而並非個人的研究品質，造成歷史只是不斷朝向「真理」的無盡集合性過程，而缺乏真正對知識的解釋與貢獻。意即，當史學家過度強調歷史是絕對客觀的科學時，史學家只會淪為當忙蒐集史料的文書機器，而失去了解釋的權利與能力，更容易缺乏研究時的自我思辨。同時，這也會忽略掉人類社會的多樣性與變化。
對實證史學的反思與歷史新視野
儘管在 20 世紀上半葉，強調歷史與史料客觀性的實證史學主流地位並未動搖，但對此方法論與認識論的質疑從未停歇，它不只是涉及到歷史之用意為何，也牽涉到對「科學」一詞的解釋、定義與特性。貝爾（H. Berr）在 20 世紀的頭一年便主張歷史要以心理學為中心，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歷史學也反思社會的依賴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如集體意識等深層的心態、情感和思想方式。
貝爾主張史學是全人類經驗的總合，因此史學是嚴謹而宏觀的科學，歷史要與知識體系結合。無庸置疑地，在貝爾的眼中，歷史的確是一門科學，但並非是「客觀」意義上的科學，因其需要加入龐大的人類經驗而縝密地分析和歸納它，採行多樣的歷史社會學分析方法。貝爾的觀念鋪墊了思想史領域，並影響後來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走向心態史的研究。除此之外，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針對科學的定義，提出「真」科學可同時被檢驗「實」與「偽」，而「假」科學只可證「實」不能證「偽」。其認為知識是可競爭並轉移的，永恆的典範不存在，因此充滿變動與主觀批判的歷史學確實能視作科學。
布洛克與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的《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強調史料必須有史學家的批判方能形成意義，而史學家的工作在於分析史料與提出問題。他們不同意實證史學「讓史料說話」與史料賦予哲學上的形式意義等概念，因歷史需要加入史學家的主觀批判而形成可分析的知識材料，其建構的知識體系是需要跨學科汲取不同方法與脈絡的人文科學。
布洛克重視提出問題，選擇材料，檢驗「假設」，史家會認知到其所身處的時代之影響，投射在研究之上而形成預設的「框架」，因此無法客觀，所以在提出問題時需要切中研究題材的脈絡。儘管是自然科學或是實證史學，也必須要以問題出發，解釋因果關係。而布洛克的認識論以考證詞彙了解特定的歷史現象，放回其時代與社會之中。當特定的理論，即便是主流理論，和現實世界的情景產生歧異時，史學家便要指出理論的缺陷，而理論本身是有侷限性的，不可先驗性地假設，好比市場理論往往假設人的心理為理性，但實際上則不然。
布洛克認為「科學」是具有模糊空間與彈性的，而並非不斷重複的永恆法則，而科學的發展也是具有脈絡及連續的，是在長時間區段中不斷連綿變化的過程。在此前提下，歷史才之所以能作為一門科學，因為歷史研究無法有完全不變而先驗的通則，貫穿所有時代與脈絡之中。反之歷史是不斷綿延轉動的，史學家寫出來的東西也會因其身處的脈絡而多元變化。
布洛克一方面承認社會科學派具有啟發性，他們將人文與精神領域納入科學的範疇，使歷史學能順理成章地成為一門科學，然而社會科學派先驗圖式的觀念把「確定性」與「普遍性」定為絕對，反倒忽略程度的變化。對於布洛克來說，他承認歷史的確具有部分的確定性與普遍性，但仍具有各自獨特的本質。歷史學要的不是無窮地舉例，而是要有理性的分類，尋求「較佳的理解」，並且指出為來可期待的改進，在此過程中不免會滲入各種不同的主觀見解。
而布洛克也強調歷史的核心因素便是「人」，還且是「複數的人」。人是歷史的主角，他們的行動本質非常精緻又高深莫測，難以單就數理規則測量而仰賴歷史學者的見解。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歷史以時間的連續性作為前提時，「過去」與「現在」便連結在一塊了，既然此時此刻歷史學者們身處的當下，或說人類生活的今日，同樣作為一個人，似乎有必要藉由了解過去的人們來反諸理解當下的人類。
人類社會的許多面向具有慣性與惰性而彼此牽連，這造就了人類思想的傳承與文明的延續。布洛克據此認為：「在人類本性以及人類社會裡，必定有一永恆的基礎在」，如果我們把過去的人類侷限在特定的時空背景裡，以獵奇的心態研究他們，勢必無法理解他們對於現在的影響，也喪失了對人類社會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貿然地將過去與現在切割開來，我們便沒有資格對於過去的人物與事件進行褒貶，尤其是離我們越近的「歷史」免不了有更重的痕跡而激起人們回首評價的慾望。
以此來觀之的話，布洛克認為以人為核心的歷史，能更以「確定性」與「普遍性」作為連結過去與現在甚至未來的所有人類的橋梁，儘管大家身處的脈絡與環境不同，但仍有彼此的共通處和「貫時性」。「確定性」與「普遍性」只是程度的差異，史學家能立基於這些不同程度的共性之上，分析史料並歸納出對於過去的人類最好的理解，反諸於此時此刻的自己，如此便給了歷史作為一門科學更好的背書。正因為有這貫時性和「普世性」，才讓史學家能藉由理解過去人的情感，反推到自身所處時代脈絡的人之情感，幫助世界建構更好的生活。對於身處二次世界大戰遭逢欺壓的布洛克來說，這「永恆存在」是讓人之間有共情與同理心，為世界帶來和平的解套方式，點燃希望的火炬。
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批判與卡耳
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結束，歷史學的科學辯論與科學之定義論戰產生了變化，尤其在 1960 年代，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聚焦在科學觀對當今社會造成的影響與科學發展，採用與傳統歷史分析模式相對的邏輯，徹底改變 19 世紀實證史學的傳統。
庫恩的研究集中在科學本身的歷史發展，提出科學的演進是一系列革命與突破的過程，而各個演進的事件分別代表不同時期的世界觀中，文化轉型的「間斷性」事件，其會因不同脈絡所產生的科學願景而產生變化。以此來觀之，「科學」並不是不斷積累的現象，科學的理論是相對而並非絕對的，並且在不同時期和脈絡的科學觀也是不可相通的，「常規」與「真理」只不過是理論之間不停交替的過程。
庫恩解釋「常規科學」是在一套「範式」中研究，包含宇宙觀、總體假設和方法論，驗證一個理論的「假設」是否吻合實驗與觀察結果，以此穩固已有的知識體系，或是拋棄舊理論而採取新理論。但正如布洛克所說的，理論總是帶有缺陷，以先驗性的假設來進行實驗，容易與現實世界的景況脫節，「常規」本身的概念是帶有瑕疵的。所謂的科學應該不是理論不斷取代理論的過程，而是因應不同脈絡與世界觀之所需而產生的觀念，也因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分野再無必要，因為兩者的特性都是因不同時空脈絡而變化無常的，「歷史」是否為「科學」的問題也迎刃而解。
然而正如彼得．納維克所言的那樣，基於現實的政治與社會壓力，歷史學的作用也會跟著改變。我們可藉由科學會因其脈絡而產生當下的價值觀之特性，來檢視 20 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學狀況。有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痛，學者們批判「進步」而可預測性、常規性科學範式的歷史觀點為法西斯極權主義提供溫床，讓人們在道德衰頹的時代無法再細心反思道德。戰後倖存下來的道德觀點轉而以柔順的方式呈現，諸如詩歌、藝術等潛在化的思想載體，搭配著自我身分的「再創造」賦予自我能動性，而反對戰爭時的道德淪喪，展演成為政治抗議的核心。
同時英國在蘇伊士危機等帝國失利的時代之中，也迫使英國學者重新審視非殖民化的敘述，或說反帝國主義敘事與帝國主義擴張的相互依存關係瓦解，致使原先親近帝國研究的學者不得不投身轉向底層等遠離帝國母體的研究，如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藉由工人階級和左派研究找到新的救贖。
當歷史學在歐美史學界逐漸脫離權力關係的核心地位，不再以政治服務為目標的同時，歷史學轉而與大眾歷史記憶、紀念和公共歷史，避免對於過去暴行的失憶，讓人們理解自身在歷史中的共犯角色並喚起良知。對於英國學者更是如此，他們批判性地讓人們正視英國作為殖民帝國的虧欠，並讓人們重新理解，歷史學要帶領的並不是帝國主義式的現代性進步神話，而是打造新的「烏托邦式的存在意義」，將道德的理想世界作為目標，對於歷史的記憶、理解與反省在此作為必要手段。
而過去也並不只是過去，我們是以主體的身分利用現在的語彙召喚並創造過去，過去與現在是共時性的。唯有意識到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共時性質」，我們才能擺脫無限前行的線性時間觀與追求進步的傲慢。但英國的現實政治環境卻難以順應這股理想，尤其是 1980 年代承接著英國在蘇伊士危機失敗的政治環境，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的執政掀起回歸維多利亞時代的愛國主義情操。帝國主義與歷史決定論之進步觀念仍深刻影響到後殖民的歷史想像，回歸過往光榮帝國的願景，以及讓歷史學回歸為國家與政治服務的狀態，再一次地於英國的政治界與學界重演，英國史學家卡耳（Edward. H. Carr）是很好的例子。
卡耳並非出身專業史家，他從未取代正式的歷史學相關學位，也沒有在任何大學的歷史系教過書。他一生於英國的外交官場上打滾，因此產生對歷史獨特的見解與著述，也不意外地呈現其歷史與政治緊密結合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緊接而來的是美蘇冷戰的態勢，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相互地攻伐，造成論戰與思想的兩極化。對此卡耳在其 1950 年的著作《蘇俄史》中回應這樣的態勢，大膽地訴說「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以此呈現出在兩極化對立的時代下，人們的價值觀與對歷史的見解會因立場而有所偏差。
然而卡耳又在之後辯駁道：「堅稱說易犯錯的人類，太過深陷於時空環境之中，而無法獲得絕對的真理……」。以此來觀之，卡耳的歷史觀中仍包含著「絕對的真理」，只不過人們會因時空脈絡與立場的左右而使他們無法認清真理，卡耳以某種模稜兩可的方式把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同時包裹在一起。而卡耳認為歷史帶有一定客觀性的想法，也很明顯地是受到 19 世紀蘭克式實證史學的左右，他在評論英國外交史家古齊（G. P. Goodch）的一本著述中說道：
「『事實』是不偏不倚的，還有進步就在於發現事實，從事實中學習教訓……而今日我們無法像比我們更幸運的十九世紀的前輩那樣，如此輕易地將其視為理所當然。」
由這番言論可看出，在卡耳寫下這段話的同時，其所身處的時空脈絡已有許多質疑歷史「事實」與「進步」的聲浪存在。尤其是文化史時代與世代中，強調由下而上與去菁英化的歷史學者們，希求歷史的道德批判與破解帝國式的進步主義神話。然而在身為外交官的卡耳眼中，這似乎是場「不幸運」。
卡耳寫出的《蘇俄史》自然受到許多學界的批評，對於卡耳而言，身為外交官最重要的是打造國家的過程和製作政策，因此在著述此書時只分析了形塑主要發展論線的過程，並聚焦在蘇俄的統治者而呈現「由上而下」的過程，帶有菁英式的帝國進步敘事色彩。對此，英國史學家以賽亞．柏林（Sir Isaiah Berlin）激烈地批評卡耳「把歷史看做是，受到無法阻擋之定律所支配的一種事件的推移」。
在此時的卡耳眼中，歷史是具有絕對客觀性與定律的存在，且是一種不斷進步前行的過程，因此能作為國家政策方向的指引。卡耳將「客觀性」等同於「進步性」，將客觀的歷史學家定義為要有「思考未來的能力，如此一來讓他比起看法完全受到自己當前之處境限制的那些歷史學家，對過去有更深刻、更持久的了解。」從這段定義來說，卡耳認為好的歷史學家家要能超脫自己身處的時代脈絡之中，達成一定的客觀，而這種想法又與布洛克與庫恩所認為的，「歷史學家會受到其時空脈絡影響，產生不一樣的見解與批判，作為科學的歷史是不斷交替與變換的過程」之想法相互違背，反倒帶有許多 19 世紀實證史學的意味。
不過當卡耳在1960 年代完成《何謂歷史》一書時，其對歷史的客觀性似乎又有些轉變，他承認「事實會自己說話」這句話是不對的，因為只有歷史學家能決定事實是基於什麼情況與脈絡才能登場，客觀又獨立於歷史學家詮釋的歷史並不存在，詮釋的成分又會構成歷史事實的一部份。他也承認歷史是「不斷加工的過程」，而雖然事實和歷史文獻對歷史學家是必要的，但絕對不要盲目地崇拜它們，歷史就是歷史學家的經驗，由歷史學家「製作出來」的，而歷史學家又是時代的產物，因生存的條件使他必屬於自己的時代。
卡耳一方面承認歷史還是要保持某種客觀性，包含史料文獻或某些事件常識是必不可缺的，然而缺少了歷史學家本人的「問題」與「詮釋」，歷史也無法成為歷史，重要的還是歷史學家本身，而歷史學家所處的時空脈絡會影響歷史學家在「事實」的選擇。
談及歷史是否作為一門科學，卡耳的答案是肯定的。卡耳認為科學的「定律」概念已不再適用於 20 世紀的世界，而被「相互的」（reciprocal）之概念取代，通過原理與事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動過程，向新的發現前進，因此「假說」是重要的。而卡耳認為這種科學觀念也可適用在歷史學上，歷史學家也得透過假說來研究歷史，好比韋伯（Maximilian Weber）提出資本主義與新教之間的連動性一樣。
而歷史學家與科學家都想透過不全的假說進展到另一個不全的假說，藉由「詮釋」來分立出「事實」，再以「事實」檢驗「詮釋」，兩者本質上沒有不同。而卡耳也類比自然科學與歷史學，人們認為自然科學所關心的是「普遍」和「一般」其實是錯誤觀念，因為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不管是動物、地質或是分子，都沒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相同的，而歷史學所處理的各種人、事、物也都是在研究「特殊的真理」。卡耳承認歷史的確有某些共同的模式，歷史學關切的是獨特與一般之間的關係，歷史可以在「通則」上成長，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向歷史學習。
雖然卡耳在解釋科學的定義時，與庫恩等人的觀念大相逕庭，認為先驗式的假說和理論仍其重要，並強調假說在歷史學的作用，不過卡耳也承認歷史學家提出問題與詮釋的能力，正如科學家一般，兩相比較之下，歷史才知所以是科學。而《何謂歷史》的出版距離《蘇俄史》10 年之久，其中飽受文化史世代史學家之道德或方法批評，或許也是卡耳在處理客觀性問題時，與過去有很大差異的原因之一。
儘管如此，卡耳在《何謂歷史》一書中仍呈現些許的帝國式進步觀，與為國家和政治服務的意味，如他形容歷史是追求進步的過程，藉由提出假說而不斷往前。在卡耳的觀念中，所有的歷史都有通則與相似的模式，能作為國家的政策之一，但又同時能讓人們從歷史中學習，讓過去與現在還有未來成為不斷對話與交互的過程，在這點上就比較類似於布洛克所形容的，歷史以人類作為核心的「永恆存在」，使人類可以跨維度與時間地產生共情。
結語
綜觀而言，過去的歷史研究被認為是以材料重塑其事實與客觀性，尤其是1880 年代以後史學強烈地向自然科學靠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史學家意識到科學性、客觀性的歷史有為國家與戰爭帶來目的的作用，致使價值中立的歷史概念備受質疑。隨著 1950 年代全球化與歷史和其他學科的多元互動，再加上學界本身開始轉向底層與社會，使史學脫離政治關係，使西方長期習慣的客觀性歷史受到挑戰。然而在各種衝擊與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如長期帶有帝國榮光與面臨解殖運動的英國，也催生了愛國主義懷舊情操，回溯到 19 世紀式的客觀性史學，使其與其他歐美地區格格不入，甚至有卡耳這類的歷史學者嶄露頭角，自故受到左派歷史學家與文化史世代之批判。
同一時間，後現代主義的興起，也衝擊原本的客觀性史學辯論，其主張「過去的真實無法被保證」。但不可否認的是學者的確被侷限於史料，且在研究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主觀的影響，「有條件的客觀」成為折衷辦法。對史料的猜測、解釋和捏造之間的界線一直是受爭議的議題，歷史無法像純文學一樣虛構，也沒辦法脫離文獻與部分客觀，是需要不斷驗證「真」與「偽」。
不過正如布洛克所說的，一個語彙的意義是會根據不同時間與空間脈絡而有所不同的，我們必須回到當下的脈絡之中探討其意義。在今日的時空當中，或許拜因於冷戰時期帶來的高速科技發展，「科學」一詞基本上又與傳統的自然科學和日新月異的科技產品畫上等號。在人文學的領域之中，新型態的「專家」壓過了歷史學者的角色，以量化等專業分析形塑道德的「客觀性」，其內在具有反歷史和普遍主義的意識存在，尤其是社會科學以「發展」作為非政治性的「技術」。同一時間學界也因後現代主義以及脫離政治地位和去菁英化的過程中，淡化歷史因果等部分的歷史客觀，而鮮少再有人將歷史學稱之為科學了。只有在某些特定的作用下，歷史的客觀性與絕對性才會被不斷地強調，尤其是以右派為主導的國家之政治與教育場域。
參考資料
1. Novick, Peter.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莎拉．瑪札，《想想歷史》，台北：時報，2018。
3. 文森佐．費羅內，《啟蒙觀念史》，上海：商務印書館，2018。
4. 馬克．布洛克，《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2020。
5. 普莉亞．沙蒂婭，《時間怪獸》，台北，時報，2022。
6. 愛德華．卡耳，《何謂歷史》，台北：五南，2013。
7.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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