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倖存者陳明忠先生，在講述當年歷史時，提到許多與現今台灣輿論截然不同的史實，即二二八事件是國共內戰的其中一部分，而所謂的省籍對立、台灣獨立的說法，在當時根本不是抗爭的目的。而打倒貪腐的國民黨、回歸祖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台灣民主自治，才是他們真正的訴求。
日據時期，地主階級出身的陳明忠先生，生活水準比大多數台灣人優渥，吃得起普通百姓視為奢侈品的白米飯，也能購買書籍讓他考上高雄中學。但就在那裡，他體悟到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即使自己是接受了日本姓名的皇民家庭，但在日本人的眼裡，也不過只是個「支那人」、「清國奴」。在學校，受日本同學欺負時，打不能還手，就是反擊也不能贏，還要接受歧視性的學業評分標準。出社會就業後，同樣的崗位，日本人能得到比台灣人多60%的薪水，即使表現良好，最終也無法當上校長、局長等管理階層。陳明忠先生明白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或是對日本人畢恭畢敬的「三腳」(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兩腳走路，認為日本人和狗一樣用四腳走路，而一心想成為日本人的台灣漢奸則被叫做三腳)，只有當自己的祖國強大，回歸中國，台灣人才能享有尊嚴、不被帝國主義者欺負。
然而，當他回到家鄉，看到佃農們也用對日本人恭敬的態度對待他時，陳明忠先生驚訝的發現，原來在佃農的眼裡，地主階級的他儘管不是政治上的壓迫者，卻跟日本人一樣是經濟上的剝削者！在那一剎那，他就像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裡的列文一樣，對貧農的關懷使他決心脫離地主階級的身分，成為一位社會主義者，只有當島上的所有民族、所有階級都獲得平等時，台灣才能脫離貧困、邁向富強，而能夠救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的，只有強大的祖國。
台灣光復後，回歸祖國讓人們感動，但情況並不如他所預想的一樣美好，國民黨的少數貪官汙吏，還有一部分紀律不良，強徵百姓物資的士兵，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情況使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因此當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傳出後，人在台中的陳明忠加入了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成為部隊的突擊隊隊長，強奪武器彈藥，加入共產黨的他到山上與國軍展開游擊，並等待能與共產黨合力夾擊國民黨的一天。
在台中、埔里的台灣民主聯軍，和嘉義的台灣自治聯軍最終沒能撐過國軍的反擊，周青、蔡子民、吳克泰等少數人成功逃往大陸，其他人則被逮捕入獄。由於許多加入武裝部隊的人民過去也是參與抗日的鬥士，因此當他們在刑場上高喊「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後勇敢赴死時，不僅是社會主義的鬥爭，台灣抗日的民族傳統也就此結束了。
反思當年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抗爭，陳明忠先生說他能理解當時那些士兵的行為，當時台灣已經是資本階級的初級階段，大陸卻還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階段，由於發展程度不同，當士兵從貧窮落後的大陸來到相對富裕的台灣，缺少紀律的他們自然難免起貪念而搶劫，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在台灣，也發生在其他省份。也因此他們抗爭的目的是為了打倒貪汙腐敗的國民黨，而不是現在輿論所說的省籍對立，當他看到外省人孕婦被毆打時，他也上前阻止，要鬥爭的對象是貪官汙吏，而不是傷及無辜百姓。
二二八事件後又歷經白色恐怖、黨外運動、解嚴至今，身為倖存者的陳明忠先生在七十年後並沒有就此放棄他的理想，依舊認為他的祖國是中國，即使七十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變動，在他心裡只有挺過無數經濟制裁與軍事入侵的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當年中國是個落後國家，貧窮給中國帶來無數痛苦，如果不接受社會主義，沒有強大的政府進行計畫經濟、宏觀調控、工業化與現代化，來提升生產力、國力與生活水平，中國到今天還會是個一窮二白、貧富懸殊的落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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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陳明忠先生演講中提到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可參考蘇聯紅軍之父托洛茨基的論述。
「落後的國家是不能達到資本主義那些老的中心國家所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的。那些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自己已經走到死路，便阻擋其他國家文明化的道路。俄國之所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並不是因為它的經濟首先成熟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它再不能向前發展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已經成為使俄國擺脫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了。這就是適用於落後國家的『綜合發展律』......雖然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甚至到現在，在革命後的第十九年，當前的任務仍然是「趕上並超過」歐美國家。這就是說，她還必須去解決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早已解決了的那些技術和生產率的問題......革命把生產資料集中於國家手中，才能夠運用新的和有效得多的產業方法。只因為有了計劃性的指導，才能在那麼短的期間就把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恢復起來，並且創建巨大的新企業，開始生產新的品種，和設立新的工業部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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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台獨的問題，陳明忠先生說台獨在光復後十年都沒有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二二八事件被處決的人當中也只有一個人是台獨份子，而是到了土地改革，許多身為既得利益者的地主階級被剝奪了利益後，從仇視國民黨一路慢慢變成台獨，其中以嘉南平原的地主為主，直到今天嘉義、台南仍然是台獨的大本營。
他認為，當年執行土地改革是正確的，無數貧農因此翻身，台灣也才有發展的動力，台獨份子因為當時的私人利益被剝奪，因而仇視國民黨甚至中國，完完全全不顧大是大非，也沒有戰略思想，今天台灣貿易收入有40%來自大陸，不跟大陸緊密結合根本沒有生存空間。而當年他們抗爭要求的民主與自治，也與現在的一國兩制有類似之處。
至於台獨口中所謂台灣人的尊嚴，陳明忠先生認為反而是屈辱，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不但要有美國留學背景，還要接受華盛頓的面試，哪有尊嚴可言？而對於崇拜日本的皇民，他認為日本國內現在還有好幾個美軍基地，根本是沒有主權的半殖民地。
最後，陳明忠先生建議，台灣應該要向大陸學習，而不是只是引進西方國家的制度，例如在人才培養方面，他認為大陸的幹部選拔制度，優於西方能讓人一步登天的選舉制度。大陸幾十年來已經逐漸摸索出一套屬於自己的道路模式，台灣也應該要有自己的發展路線而非一味抄襲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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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先生的妻子，馮守娥女士對於現在很多人說「日本人對台灣人好」的說法不予認同，日本人用「清國奴」等字眼侮辱台灣人，戰爭時期採取糧食配給制時，日本人吃的都好過「國語家庭」和普通百姓，在更貧窮的東北，「偽滿州國」的中國人吃大米甚至是經濟犯罪。日據時期女性地位事實上也沒提高，日本傳統和教科書所教導的女性操守，跟中國封建傳統的三從四德並無二致。只有戰後回歸後，她才讀到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女性的書籍，她也從書中認識到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其實就是社會主義。
吳釗燮的族內兄弟吳澍培先生也是當年地下組織的成員，地主階級之子的他和陳明忠先生一樣是個社會主義者，為回歸紅色祖國而抗爭，至今仍以民族統一與國家富強作為馬場町的秋祭精神，雖然與其他鼓吹台獨的族兄弟政治理念不合，但還是因為親情而維持聯繫。
1972年因「成大共產黨」案被捕的吳俊宏先生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解釋上，都使用對自己政黨宣傳有利的說法，這使得白色恐怖不能得到真正的平反，至今仍是使用「補償」而非「賠償」。二二八事件以來的抗爭，事實上是階級對立，是工農階級、被剝削者為代表的共產黨，對抗以土豪劣紳、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為代表的反動派，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然而國民黨至今仍是不願意肯定共產黨的貢獻，民進黨則因為是本土資產階級的代表，也不會去承認這一點，再加上長年台灣反共教育的汙名化，階級鬥爭最終被捏造、扭曲成族群、省籍的衝突，不但讓有心人士去操作議題，也讓人們一談到兩岸終結內戰、和平統一就聞之色變，舉足失措。
燎原-二二八親歷者：「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日據時期，地主階級出身的陳明忠先生，生活水準比大多數台灣人優渥，吃得起普通百姓視為奢侈品的白米飯，也能購買書籍讓他考上高雄中學。但就在那裡，他體悟到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即使自己是接受了日本姓名的皇民家庭，但在日本人的眼裡，也不過只是個「支那人」、「清國奴」。在學校，受日本同學欺負時，打不能還手，就是反擊也不能贏，還要接受歧視性的學業評分標準。出社會就業後，同樣的崗位，日本人能得到比台灣人多60%的薪水，即使表現良好，最終也無法當上校長、局長等管理階層。陳明忠先生明白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或是對日本人畢恭畢敬的「三腳」(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兩腳走路，認為日本人和狗一樣用四腳走路，而一心想成為日本人的台灣漢奸則被叫做三腳)，只有當自己的祖國強大，回歸中國，台灣人才能享有尊嚴、不被帝國主義者欺負。
然而，當他回到家鄉，看到佃農們也用對日本人恭敬的態度對待他時，陳明忠先生驚訝的發現，原來在佃農的眼裡，地主階級的他儘管不是政治上的壓迫者，卻跟日本人一樣是經濟上的剝削者！在那一剎那，他就像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裡的列文一樣，對貧農的關懷使他決心脫離地主階級的身分，成為一位社會主義者，只有當島上的所有民族、所有階級都獲得平等時，台灣才能脫離貧困、邁向富強，而能夠救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的，只有強大的祖國。
台灣光復後，回歸祖國讓人們感動，但情況並不如他所預想的一樣美好，國民黨的少數貪官汙吏，還有一部分紀律不良，強徵百姓物資的士兵，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情況使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因此當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傳出後，人在台中的陳明忠加入了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成為部隊的突擊隊隊長，強奪武器彈藥，加入共產黨的他到山上與國軍展開游擊，並等待能與共產黨合力夾擊國民黨的一天。
在台中、埔里的台灣民主聯軍，和嘉義的台灣自治聯軍最終沒能撐過國軍的反擊，周青、蔡子民、吳克泰等少數人成功逃往大陸，其他人則被逮捕入獄。由於許多加入武裝部隊的人民過去也是參與抗日的鬥士，因此當他們在刑場上高喊「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後勇敢赴死時，不僅是社會主義的鬥爭，台灣抗日的民族傳統也就此結束了。
反思當年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抗爭，陳明忠先生說他能理解當時那些士兵的行為，當時台灣已經是資本階級的初級階段，大陸卻還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階段，由於發展程度不同，當士兵從貧窮落後的大陸來到相對富裕的台灣，缺少紀律的他們自然難免起貪念而搶劫，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在台灣，也發生在其他省份。也因此他們抗爭的目的是為了打倒貪汙腐敗的國民黨，而不是現在輿論所說的省籍對立，當他看到外省人孕婦被毆打時，他也上前阻止，要鬥爭的對象是貪官汙吏，而不是傷及無辜百姓。
二二八事件後又歷經白色恐怖、黨外運動、解嚴至今，身為倖存者的陳明忠先生在七十年後並沒有就此放棄他的理想，依舊認為他的祖國是中國，即使七十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變動，在他心裡只有挺過無數經濟制裁與軍事入侵的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當年中國是個落後國家，貧窮給中國帶來無數痛苦，如果不接受社會主義，沒有強大的政府進行計畫經濟、宏觀調控、工業化與現代化，來提升生產力、國力與生活水平，中國到今天還會是個一窮二白、貧富懸殊的落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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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陳明忠先生演講中提到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可參考蘇聯紅軍之父托洛茨基的論述。
「落後的國家是不能達到資本主義那些老的中心國家所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的。那些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自己已經走到死路，便阻擋其他國家文明化的道路。俄國之所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並不是因為它的經濟首先成熟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它再不能向前發展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已經成為使俄國擺脫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了。這就是適用於落後國家的『綜合發展律』......雖然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甚至到現在，在革命後的第十九年，當前的任務仍然是「趕上並超過」歐美國家。這就是說，她還必須去解決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早已解決了的那些技術和生產率的問題......革命把生產資料集中於國家手中，才能夠運用新的和有效得多的產業方法。只因為有了計劃性的指導，才能在那麼短的期間就把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恢復起來，並且創建巨大的新企業，開始生產新的品種，和設立新的工業部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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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台獨的問題，陳明忠先生說台獨在光復後十年都沒有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二二八事件被處決的人當中也只有一個人是台獨份子，而是到了土地改革，許多身為既得利益者的地主階級被剝奪了利益後，從仇視國民黨一路慢慢變成台獨，其中以嘉南平原的地主為主，直到今天嘉義、台南仍然是台獨的大本營。
他認為，當年執行土地改革是正確的，無數貧農因此翻身，台灣也才有發展的動力，台獨份子因為當時的私人利益被剝奪，因而仇視國民黨甚至中國，完完全全不顧大是大非，也沒有戰略思想，今天台灣貿易收入有40%來自大陸，不跟大陸緊密結合根本沒有生存空間。而當年他們抗爭要求的民主與自治，也與現在的一國兩制有類似之處。
至於台獨口中所謂台灣人的尊嚴，陳明忠先生認為反而是屈辱，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不但要有美國留學背景，還要接受華盛頓的面試，哪有尊嚴可言？而對於崇拜日本的皇民，他認為日本國內現在還有好幾個美軍基地，根本是沒有主權的半殖民地。
最後，陳明忠先生建議，台灣應該要向大陸學習，而不是只是引進西方國家的制度，例如在人才培養方面，他認為大陸的幹部選拔制度，優於西方能讓人一步登天的選舉制度。大陸幾十年來已經逐漸摸索出一套屬於自己的道路模式，台灣也應該要有自己的發展路線而非一味抄襲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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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先生的妻子，馮守娥女士對於現在很多人說「日本人對台灣人好」的說法不予認同，日本人用「清國奴」等字眼侮辱台灣人，戰爭時期採取糧食配給制時，日本人吃的都好過「國語家庭」和普通百姓，在更貧窮的東北，「偽滿州國」的中國人吃大米甚至是經濟犯罪。日據時期女性地位事實上也沒提高，日本傳統和教科書所教導的女性操守，跟中國封建傳統的三從四德並無二致。只有戰後回歸後，她才讀到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女性的書籍，她也從書中認識到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其實就是社會主義。
吳釗燮的族內兄弟吳澍培先生也是當年地下組織的成員，地主階級之子的他和陳明忠先生一樣是個社會主義者，為回歸紅色祖國而抗爭，至今仍以民族統一與國家富強作為馬場町的秋祭精神，雖然與其他鼓吹台獨的族兄弟政治理念不合，但還是因為親情而維持聯繫。
1972年因「成大共產黨」案被捕的吳俊宏先生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解釋上，都使用對自己政黨宣傳有利的說法，這使得白色恐怖不能得到真正的平反，至今仍是使用「補償」而非「賠償」。二二八事件以來的抗爭，事實上是階級對立，是工農階級、被剝削者為代表的共產黨，對抗以土豪劣紳、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為代表的反動派，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然而國民黨至今仍是不願意肯定共產黨的貢獻，民進黨則因為是本土資產階級的代表，也不會去承認這一點，再加上長年台灣反共教育的汙名化，階級鬥爭最終被捏造、扭曲成族群、省籍的衝突，不但讓有心人士去操作議題，也讓人們一談到兩岸終結內戰、和平統一就聞之色變，舉足失措。
燎原-二二八親歷者：「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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