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不可承受之重〉
英國有超過一百萬名士兵曾在西線戰場服役,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光是索姆河戰役前幾個小時就有五萬七千四百七十名英軍傷亡,包含一萬九千兩百四十人喪命,這是一次大戰最血腥的一天。
英國陸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的雕像如今聳立在倫敦白廳,當時大英帝國的中心。歷史學家約翰‧齊根對黑格這個指揮官的描述是:「從他的公開舉止與私人札記中,絲毫不見他對人類痛苦的關切。」
索姆河一役,「他下令要風華正茂的英國青年走向死亡與傷殘。」
戰事展開後,罹患砲彈驚恐症的士兵逐漸損耗戰力,當時英國總參謀部陷入兩難,既要正視士兵的痛苦,又必須努力戰勝德軍,於是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發布第二三八四號常規命令:「無論任何情況,『砲彈驚恐症』一詞皆不允許使用,亦不可記錄在任何軍隊及其他的死傷報告上,或是任何醫院及其他醫療文件上。」
有精神問題的士兵一律只採用一種診斷,就是「尚未診斷,緊張。」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負責管理四家戰地醫院的查爾斯‧邁爾斯想向《英國醫學期刊》提交一份探討砲彈驚恐症的報告,被總參謀部駁回。
德國的態度更不留情,是砲彈驚恐症為士兵的性格問題,用各式各樣殘酷的治療方式來管理,包括電擊。
一九二二年,英國政府發布「薩斯伯羅報告」,目的是禁止日後任何戰爭出現砲彈驚恐症這樣的診斷,並阻止任何人在申請賠償。
該報告建議將砲彈驚恐症從所有正式用語中刪除,並強調這些個案「既為疾病,便不應該被歸類為戰場死傷」。
官方看法認為,一隻訓練精良的軍隊在妥善的指揮下並不會得砲彈驚恐症,罹患此一病症的軍人,都是缺乏紀律、不甘服役的士兵。
砲彈驚恐症的正統性捲起政治風暴的那幾年,科學文獻卻完全看不到任何關於治療這類個案的討論。
美國退伍軍人的命運也相當坎坷。一九一八年,他們從法國和法蘭德斯戰場返回家鄉時,被當成國家英雄受到熱烈歡迎,正如今日從伊拉克和阿富汗返國的士兵。
一九二四年,眾議院投票通過,針對他們的海外服役每天額外發給一點二五美元撫卹金,卻一直拖延到一九四五年才支付。
一九三二年,美國經濟大蕭條,那年五月有將近一萬五千名失業、身無分文的退伍軍人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紮營,要求政府立刻支付這筆補償金。
當時參議院以六十二對十八票否決了這項額外支付的提案,一個月後,胡佛總統命令軍隊清空這些退伍軍人的營地,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將軍指揮部隊並派出六輛坦克車,艾森豪少校負責與華盛頓警方聯繫,巴頓少校則負責裝甲部隊,配備刺刀的士兵向前衝鋒、朝退伍軍人群眾丟擲催淚瓦斯,隔天上午整個國家廣場空無一人,營帳一片火海。這些退伍軍人始終沒有拿到撫恤金。
當政治和醫學都被棄了返鄉士兵,戰爭的恐懼就只能在文學和藝術中追憶。
德國作家雷馬克在小說《西線無戰事》中描述了前線士兵的戰爭經驗,主角博伊默爾為整個世代發聲:「我意識到,不知不覺中,我已經喪失了感覺──我不再屬於這裡,而是住在另一個世界。我寧願獨自一人,不受任何人打擾。他們說得太多了,我無法理解他們說的這些,他們只是忙著做膚淺的事。」
這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出版,很快就譯成二十五種語言在各國熱賣,一九三零年改編的好萊塢電影版本更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幾年後德國由希特勒掌權,《西線無戰事》被淪為納粹在柏林洪堡大學前廣場上公開焚毀的第一批「道德淪喪」書籍。
顯然,人民一旦了解戰爭對士兵心智造成的毀滅性影響,就會危及納粹即將投入的另一輪瘋狂軍事行動。
否認創傷造成的後果,會嚴重破壞整個社會結構。一九三零年代,拒絕面對戰爭帶來的傷害,以及無法容忍「懦弱」,助長了全球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的興起。
《凡爾賽條約》要求德國支付鉅額的戰敗賠款,更進一步羞辱了原已重挫的德國,造成德國社會無情地對待受創的戰場隊伍軍人,視他們為次等生物。對弱勢者無止境的羞辱,漸漸發展出納粹政權對人權的終極貶抑,即強者擊敗弱者的道德正當性,這也是後來二次大戰開打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