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是沒有的事情。民國66年，楊子先生一篇在報刊上的文章：
「我對自己說，站在台灣的土地上，就是站在鄉土上，不管身分證上填註的籍貫是什麼，我是台灣人」
白紙黑字刊在報紙上都沒問題，誰說「自稱台灣人」會出問題？
但為何有看倌對於當年「警總」的想像，如此天馬行空？
不可否認，「警總」在戒嚴時期，確實是個讓人聞之色變的機構，無怪乎後世的人，無論把多少髒水往「警總」招牌上潑，都不為過。但問題來了，警總既然惡名昭彰，台灣「轉型正義」至今，卻是一個前警總人員都沒為此坐牢，這是怎麼回事？
這就是「轉型正義」讓人痛苦的地方。痛苦在哪？痛苦在難以理解。
話說，如果正義標準就像一直線，切得黑白分明，此為黑、彼為白，大家談「正義」，也就有個共同標準，知道你的「正義」是個甚麼東西。把假匪諜恢復名譽，這是正義，好懂；把真匪諜也恢復名譽，又還繼續抓新匪諜，這讓人怎麼理解？所以，執政黨的「轉型正義」，是「轉得歪七扭八的正義」，想必我這麼說，一點都沒冤枉。
另外一個讓人難懂的地方：轉了這麼久，當初到底是誰違反了人權，怎麼一個影子也抓不到？東西德統一當初，德國可也結結實實抓了幾個違反人權的東德特務警察，一點也沒和稀泥。你民進黨只查查黨產、翻翻檔案，是哪根筋不對？
民進黨諸公腦袋瓜在想甚麼，我無法妄加揣測，但我想到日本「特高」的歷史，試著以他山之石，揣摩一下民進黨可能的思路。
「特高」，即「特別高等警察」的簡稱，當年在日本，就等於我們的「警備總部」，幹的事情一模一樣，防制共產黨、防制異端思想、防制對於「國體」的反對力量...幾乎就是警總的日本攣生兄弟。根據統計：「特高」自設立至解散，短短35年中，光是拷問就打死了八十人；拷打得半死不活，最終死在獄中的，一百一十四人；不明不白病死獄中的，更是多達一千五百人有餘。
「特高」的存在，自然是民主社會的大敵，日本戰敗後，盟軍進駐，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特高」，所有關乎日本戰時治安的主管，如內務大臣、警視總監、內務省警保局長、全國各府縣警察部長，全遭罷免。為何？因為在美軍眼中，德國有個「蓋世太保」，日本有個「特高」，對「蓋世太保」該怎麼處置，對「特高」就該怎麼處置。
當年特高部長上村健太郎，9月上旬投降典禮一完，就有一名美軍上校帶著幾名美軍找上他，來時氣勢洶洶：「你們辦公室在哪？你的人都在哪辦公？」
上村健太郎答稱：「我和我的部屬都在這裡辦公」。
美軍上校死活不信，一口咬定「特高」必然有個秘密拷問處，一如蓋世太保；必然秘密關押了一堆人，一如蓋世太保。搞了半天，日本特高幹這些事毫不遮掩，哪需要甚麼秘密處所。但您由此可知，日本戰敗當時，美軍對於日本特高，態度幾乎就是「除惡務盡」。
但到了東京審判時，態度有了變化。幾個送上軍事法庭的日本特高，連起訴都沒有，就被釋放。到現在為止，日本的甲級戰犯，大家如數家珍；但日本特高戰犯呢？一個都沒聽說吧？
1949年6月8日，美軍總部在東京麴町一番町開了一個晚宴，晚宴主人是美軍負責情報的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少將。受邀的，有20多名日本人，全都是戰前的特高警察，如今在民間投閒置散，飯都吃不上。突然能吃一頓美國大餐，自然是受寵若驚。
Willoughby少將為何要招待這些早被罷免的日本特務？
「多謝各位相助，讓我們解決了『史沫特莱』事件。」Willoughby少將在開場白道。
甚麼是「史沫特莱事件」？原來，1941年，日本特高破獲了一個共產國際的間諜案，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莱也在其中。美國戰後檢舉國內的共黨份子，盯上了史沫特莱，但苦無證據，最終定罪的關鍵，就是日本特高當年留下的秘密紀錄，讓史沫特莱百口莫辯。
也就是說，「特高」萬般不是，但他們真逮到了幾個「真貨」，你還不得不感謝他們的幹練。
昔日美軍眼中的殺人魔，如今成了座上賓，世上還有比這滑稽的事情？
Willoughby少將與去職的特高們把酒言歡，聽說這群前特務都因美軍之故，丟了工作，Willoughby少將於是就說了幾句場面話：「不好意思，我們總得要做做樣子給其他盟國看，委屈各位了。」
餐後，據說人人都領了獎狀、菸酒，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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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就是美國對日本的轉型正義。看倌們參考參考，其他的，我啥也沒說！
◎小魚感想
某方面來說，老侯可能點出一個事實：當年國民黨並沒有強迫所有臺灣人「自稱中國人」（只有在宣傳上加強此民族意識，並未嚴格規定，基本上可視為「自發性認同」，蔡英文自稱中國人是她自願的、蘇貞昌自稱中國人也是他自願的），也不會有人當時因為只自稱「臺灣人」而被警總約談。
創作內容
【轉貼／我國史】為何有看倌對於當年「警總」的想像，如此天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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