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而一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不再是禁忌話題？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發生因素的過程，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之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會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及對情勢的誤判，遲遲不忍採取果決方式動武平亂，不但釋放許多打、砸、燒、搶得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作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陳儀這些善意之舉，當時卻被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眼看自己的善意卻換來亂局擴大，陳儀最終也主張派兵平亂、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喪命。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不但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員。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流基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是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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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參閱武之璋(2017)。《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頁21-23。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三：參閱武之璋(2017)。《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頁4。台北市：風雲時代。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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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內容
【轉貼／臺灣史】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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