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自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先生的
《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
衣服具有個人身分的指標作用，能夠用來判定個人出身所屬，
並作為族群與族群間的差別的分辨標準。
先知西番雅（Zephaniah）便曾在書中寫明：「到了我和耶和華獻祭的日子」，
上帝會懲罰「一切穿外邦衣服的」（舊約西番雅書第一章第八節）。
在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徒文書中，也都要求信眾不可穿得像不信者那樣，要維持他們本身特有的打扮。
「別穿得像異教徒，除非你變得像他們那樣」。
根據一段據說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聖傳，「纏頭巾是分開不信與真信的藩籬」。
另一段聖傳又說：「企圖要打扮得像別人的人，就成了那群人的一個。」
直到相當晚近的時期──在一些地方甚至到了今天──每個種族上的團體、
每個宗教上的宗派、每個部族、每個地區，有時候甚至於每個行業，都有著本身獨特的穿著方式。
任何一個看過奧斯曼帝國時期墓園的人，應該都會對墓碑有著深刻的印象，
許多墓碑上都刻有死者生前所戴的頭飾圖樣。
若他是位法官（kadi，或譯作卡迪）墓碑上就會刻有法官的便帽；
若他是為新軍士兵，他的墓碑上也會戴上新軍特有的頭飾，像條摺起來的袖子那樣。
不館墓主生前從事哪種行業，代表其生前行業的頭飾都會像個指標般，出現在他的墓碑上。
由此可見頭飾的重要性，即使死後都如影隨形，生前亦是如此。
直到早前，土耳其片語「戴帽子」（şapka giymek, put on a hat）的意思，
就和早期的一句英語片語「把大衣翻過來」（to turn one's coat）一樣，指的是叛教、變節或投身對方陣營。
到了今天大部分土耳其人不再拘束於職業限定，戴上各式各樣的有簷帽、無邊帽或羊毛小扁帽，
於是這個片語也就失去意義，也就不再流通了。
衣著的轉變，就和大部分的現代化層面一般，是從軍隊開始的。
對於改革分子而言，西式軍服對他們有著一種魔力。
伊斯蘭教徒的主政者是在伊斯蘭教徒的軍隊於戰場上不斷受挫之後，
才迫於形勢勉強採用了其對手的軍械，同時也採用了他們的組織與裝備，包括西式制服。
當十八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組織其第一支改良部隊之際，
他們的確非得要接受西式的操練和武器不可，但是採用西式制服卻不是勢所必然。
因此，這是一種社會性選擇，而不是軍事性選擇。
這項舉措事實上為伊斯蘭信仰地區的所有現代部隊沿用，甚至包括了利比亞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他們必須使用西式的武器和戰術，因為它們可以發揮最有效的攻擊；
可是他們並不需要穿戴合身的軍服和鴨舌帽，但是他們還是穿戴了。
這種服飾上的轉變，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做為西方文化的權威性和吸引力的見證，
即使是在那些明白表示或激烈排斥此舉的人士身上亦然。
就算是在軍服方面，頭飾的變革也是最後才發生。
在大多數的伊斯蘭國家裡，泡在咖啡館裡的男士今天仍然可能穿戴著一些傳統形制的纏頭，
而這些纏頭的設計和顏色，也可能仍然代表著這名男士的族別和來源地。
頭本身和戴在頭上的東西在象徵上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對伊斯蘭信仰者來說，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大多數的歐洲式頭飾都是有簷有邊的，
會對伊斯蘭信仰者的敬拜行為造成妨礙。
男性的伊斯蘭信仰者與男性的猶太信仰者而不像基督信仰者那樣，
在祈禱（禮拜）的時候必須覆帽而不能脫帽，這是表示尊敬的禮節。
由於伊斯蘭教徒在敬拜儀式中必須俯身拜倒，敬拜者要以前額觸地，此時帽簷和遮簷就會造成妨礙。
有很長一段時間，即使在中東的伊斯蘭教軍隊已經穿著和西方形制相差無幾的軍服，
但他們仍然沒有採用西式的帽子，還是沿用比較接近傳統的頭飾。
奧斯曼帝國素檀【註一】馬合木二世
（Mahmud II，1808-1839或譯作馬哈茂德二世）是十九世紀的維新先驅之一，
他曾引介一種全新的頭飾：氈帽（Fez，無邊圓塔狀的毛帽或布帽，上端綴以紅纓。），
一般都根據阿拉伯文，稱它為塔布什帽（Tarbush）。
剛開始人們非常排斥和痛恨這種氈帽，認為那是異教徒的發明，
可是最後人們還是接受了，他甚至成為了伊斯蘭信仰者的象徵物。
氈帽
頭戴氈帽的北非法軍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
希臘－奧斯曼戰爭時頭戴氈帽的帝國士兵（1897）
土耳其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凱末爾（土耳其之父），
在一九二五年宣布廢止這種氈帽，禁令發布之後，人們激烈地反對，
其抗拒程度不下於當初引進時所遭到的強烈反對，而且舉的還是同樣的理由。
凱末爾是位製造社會象徵物的大師，當他下令廢止氈帽和其他所有形式的傳統男性頭飾，
改採歐式的簷帽和便帽時，他並不是在師法沒事找事、反覆獨裁的暴君，
這是一項重大的社會決定，他自己和周圍的人們都十分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當然，抗拒他的那些人，也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在伊斯蘭世界中發生這樣的改變並不是第一次。
十三世紀蒙古的大舉征服，讓中東心臟地帶的伊斯蘭信仰者臣服於一位非伊斯蘭信仰的征服者，
這是自先知穆罕默德以來的第一次（文化與學術中心的巴格達在這場毀滅中最終無法恢復其往昔的榮光）。
結果是伊斯蘭信仰者開始採用蒙古人的方法，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的。
在伊斯蘭史中偉大的將領開始穿上蒙古式的服裝，應用蒙古人的馬具騎馬，
把頭髮留得像蒙古人一樣長，而不按照伊斯蘭習俗將頭髮剪短。
就算是在埃及這個從未被蒙古人征服的地區，他們也採納了類似的裝扮。
伊斯蘭軍隊使用蒙古衣著、馬具以及裝備的原因，
就和今天他們戴上硬簷帽和鴨舌帽一樣，都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這是戰勝者的衣著，代表著當時世界上最強大軍事武力的外觀和模樣。
他們沿用蒙古的髮型和軍事裝備，直到──西元一三一五年，蒙古人在中東地區的統治者改信和同化之後，
埃及的素檀才下令官員修剪蓄長的捲髮，褪去自己和馬兒的蒙古裝束，回歸傳統的服裝與馬具。
但是在現代這樣的回歸行為仍未發生。
軍隊改裝之後，宮廷內部也發生了改變。
素檀自己穿著的那種西式服裝，是根據西服修改過的，
其用意自然是想要和西式服裝有所區隔，但差異並不明顯。
伊斯坦堡的托普卡珀宮（Topkapi palace）藏有兩幅素檀馬合木二世的肖像，
分別是在軍服改裝之前和之後繪製的，其中一幅畫的是他穿著傳統的奧斯曼民族服飾，
而在另一幅畫作中，素檀穿的是有飾扣的外衣和長褲，馬匹也經歷類似的服裝變革。
凱末爾直指事物的根基，他說：「我們想要穿文明的服裝。」，
對他來說文明指的是現代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
在素檀改裝之後，宮中也開始採用西式穿著。
這是最適宜由主政者對臣民下旨並命令民眾遵從服裝事宜的地方。
奧斯曼宮廷的官員，開始穿上長外套與長褲，這種新風尚並從宮廷中傳到官僚群中，
到了十九世紀結束之際，全國各地的公務員，都穿上不同剪裁方式的長外套與長褲，
這意味著當時的社會價值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由於公務員是社會中的重要因素，於是這種新的穿著時尚，
很快就從公務員逐漸擴散到其他民眾，最後更及於帝國臣民──至少是城市裡的臣民。
一般說來，伊朗的服飾變革要比其他地方來得晚，
而在奧斯曼世界和伊朗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農村人口的洋裁西化，不但耗時甚久，而且至今尚未完全。
不過，即使是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之後的伊朗共和國代表，
穿的仍舊是西式的長褲和外套，只是不繫領帶，以象徵他們拒絕接受西方的習俗和限制。
第二屆裏海峰會的與會者，右一即是前伊朗總統阿赫瑪迪內賈德，能明顯看出並未繫上領帶。
在衣著的西化和現代化一事上，佔人口半數的婦女顯然表現了比較強大的抗拒性。
婦女改裝一事，到了滿晚的時候才開始，而且從未像男性那樣廣泛普遍，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伊斯蘭信仰對於婦女應該謹守謙遜質樸的規定，使得這個議題變得十分敏感，容易引發爭議。
就是連禁戴氈帽和其他形式的非西方頭飾的凱末爾，也沒有下令禁戴面紗。
土耳其共和國裡的確有些地方性的規定禁止垂戴面紗，但數量相當有限。
廢除面紗是經由社會壓力和社會滲透達成的，而不是像禁止男性戴傳統頭飾那樣由法令機構強制執行。
【註一】：素檀：sultan或稱soltan。一般翻譯「蘇丹」，
又譯作「算端」，宋代稱作「大食層檀」。
此辭與非洲的Sudan（譯作蘇丹）國，完全無關。
後者中間無/l/音，國名字根為阿拉伯語的「黑色」［sud］，意指人民膚色黝黑。
前者的字根為亞蘭語的sultana〉selet，統治的意涵。
【沒出現在上文的註二】：有教養的奧斯曼帝國人不會自稱突厥人。
後記：上次看這本書已經是至少一段時間以前的的事了，
總覺得可以把幾個有趣、有用的片段節錄起來複習。
藉由主政者自發性從宮廷進行改革果然比較有用，這似乎也較能夠對傳統的保守派產生影響力，
君主支持這樣的變革，保守派在名義上就難以站得住腳。
馬合木二世作為奧斯曼帝國改革的先驅，他的改革讓人雀躍，
曾經令我期待著在一次大戰出現一個能夠決定巴爾幹戰局的強大帝國，
至少即使作為戰敗國，也是屬於宴會中受邀的賓客而非宴會中任人取食的料理。
凱末爾我覺得他太過於西化了，尤其是強硬地推行文字改革，
以致於即使土耳其人若想要研習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一切，必須先學會奧斯曼土耳其語才行，
而且奧斯曼帝國國祚長久的緣故，其國家圖書庫保留了極豐富的歷史紀錄，這算是相當程度的損失。
但是他也有貢獻，以其軍事天賦擊敗希臘使希臘夢想的偉大理想（Megali Idea）夢碎，
保住了伊斯坦堡與廣大地域，他的改革也讓土耳其社會世俗化不至於成為狂熱宗教分子的溫床。
雖然說西化就是文明象徵多少有種文化歧視的觀感，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現在的事實，除非中東或者東方孕育出迥異於西方文明，
且足夠強大到能夠自成一格的文明，否則西化的確就是文明的同義詞。
不過我想或許也可以用一種比較不太感傷的角度去想，是西方先想出人權等等普世概念而發揚光大，
那並不是某種文化的專利而是人類其中一個種族萌生並傳播至各方的普世概念，
或許就會好受一點，畢竟不可能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不受外界影響生存
（至於朝鮮算是例外，沒有人想當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