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者：ペットリー
一、引言
近數年來在臺灣，所謂的二次元文化有著不小的發展趨勢，儼然形成了規模相當可觀的次文化，雖說在某方面而言，稍具深度的二次元愛好，仍侷限於小眾之間，但部分較為大眾的作品已然脫穎而出，對於大多數非動漫迷或是非宅的觀眾來說有著不小的影響力，近年來許多新推出的著名動漫作品，諸如《鬼滅之刃》（吾峠呼世晴，2016）、《咒術迴戰》（芥見下下，2018）、《間諜家家酒》（遠藤達哉，2019）等，這些作品的推出已經在非宅觀眾間蔚為一股熱潮。
在較具深度的二次元文化之中，有著各式各樣的媒播形式，除了常見的動漫、電影、漫畫等，此外比如輕小說、輕文學等文字載體，或是電腦遊戲、平台遊戲、手機遊戲等娛樂載體，足見二次元文化在傳播媒體上的多樣性與高適應性。常見的二次元文化作品幾乎都屬於日式作品，除卻部分作品有推出多語言版本或國際版本，大多數作品的載體內容均為日語原生系統，包括字幕、文本、口語音聲等，對於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臺灣，甚至整個華人圈而言，在推廣與交流上多有不易。鑒此，在二次元文化興起過程中，中文翻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如臺灣在戰後初期面臨的日譯傳播策略現象一般（王惠珍，2011）。
如前述所言，二次元作品多以日語寫就，而有推出中文版本的作品亦為少數，那沒有推出官方中文版本的作品又該怎麼辦呢？筆者認為這類作品的推廣大抵可分為兩種，一為部分粉絲們本身即具備日語識讀的能力，可自行觀賞無礙，或是有的愛好者慕於作品魅力，自行學習日語的狀況也是有的，更甚者，有些愛好者將接觸該作品作為日語學習的教材，或可寓教於樂。這樣的缺點在於，粉絲本身即具備日語識讀能力，或是能為了喜愛的作品自主修習日語，這樣的狀況佔少數，而其他不懂日語的愛好者們，只能透過與懂日語的愛好者交流，或是對簡單的圖文加以揣測，如此便無法體會作品的真意，甚至會有理解錯誤的情形，在二次元文化的推廣上都不樂見。
第二種情形，也是本文探究的重點，即除了官方翻譯版本外，由愛好者們自主翻譯的管道。主要是由部分能理解日語的愛好者，自行產製出中文翻譯的文本，或是翻譯後對作品進行再製，使得其他許多不諳此道的愛好者們，能夠以中文母語對作品進行更深度的體驗，而許多再製後的版本，其精緻程度並不下於官方推出的中文版本，在在都是以提升愛好者的使用體驗為主要目標。筆者本身亦屬此種情形，關於這類自主翻譯的深度探討，詳見後述。
二、論業餘自主翻譯
如同前述章節所提到的，許多具備日語識讀能力的粉絲針對作品進行翻譯、再製等行為，先不論著作權侵害與否，這樣由粉絲端發起的衍生效應，對於作品的推廣乃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粉絲們自主發起的業餘翻譯行為，卻有著缺乏組織性以及翻譯品質差異性等諸多問題，使得成品水準不一，也是此管道常見的缺點。
部分自主進行翻譯的粉絲，有的是以個人名義進行作業、發表，如筆者即為此類，然而翻譯及其衍生的後製作業相當繁複，包含了撰寫譯文、校稿，若為圖像類或是影像類的翻譯再製，則包含修圖、剪接、嵌入文本、最後輸出等作業，超出了個人能負擔的範疇。因此有的粉絲會三五成群，並按照個人專業進行分工，有的更成立了字幕組（Scanlation、Fansub group），規模及專業程度不亞於官方的工作團隊，使得成品的品質也較精緻，甚至高於官方版本。對於業餘譯者組織行為，筆者於此領域涉獵較淺，故不加以論述。
提到業餘翻譯的品質，則依各個譯者的翻譯能力、翻譯理論以及策略等進行探討，與官方聘用的譯者不同，粉絲日語能力本就互有差異，JLPT針對個人日語能力分級測驗，列出N1至N5等五個等級，這是基於基本日語使用能力而言，若要提升至文學層級的語境應用，此類語言能力分級恐怕難以對其加以定義。此外，業餘的譯者也未受過專業、系統性的翻譯訓練，比起正式的翻譯工作者在翻譯相關系所受過的專業訓練，其差異不言自明。
大多數未接觸過翻譯實務的人，總認為翻譯作業與外語能力有高度密切的關係，只要具備一定的外語識讀能力，便可勝任翻譯一職，但其實不然，如同在翻譯領域為人所熟知的，要從事翻譯工作，除了對譯入語應具備一定的語言能力外，對於譯出語也應該要具備同等的語言能力，或更甚有之（品玟，2021）。
依筆者遍覽網路上大量的翻譯作品、文學，有過半的業餘翻譯者是缺乏其譯出語，亦即中文母語的表達及演繹能力，便所謂只聞其義而不知其意，更是從事翻譯工作的硬傷，常看到有的翻譯者的成品，其文章、語句支零破碎，往往不知所云，就像是看著大綱、看著劇本，卻缺乏原有載體上熱情的演繹情節，有如上好食材卻不加以烹飪調味，全盤索然無味，此即缺少中文能力的結果。
最廣為人知的古典翻譯理論，即中國翻譯學者嚴復提出的信、達、雅（嚴復，1898）；而美學者尤金的翻譯理論（Eugene Albert Nida，2003）將翻譯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分析（Analysis）、轉換（Tranfer）、重建（Restructuring），兩者的意義，均在於不可通篇逐字直譯，而是應該透過翻譯者理解、內化後，並施以加工、美化，才能產製出優美的譯文。近年來，電腦領域中機器學習蓬勃發展，坊間處處可見翻譯軟體的影跡，而有些中文表達能力較弱的譯者，其翻譯品質常被譏稱有如機器翻譯，使得翻譯者的努力皆付諸流水。
該採用何種翻譯理論以及策略，是每位翻譯者必經的課題，也是提升翻譯品質的重要關鍵，決不是憑著一股氣就可以達成的。
三、廣播劇類型作品簡介
在二次元文化裡，最大宗的載體媒介仍為我們所熟知的動畫（Anime）、漫畫（Comic）、遊戲（Game）等，即俗稱的ACG文化。在這些常見的載體中，有一種較為少見的形式，即廣播劇（ラジオドラマ、ボイスドラマ、サウンドドラマ），正如字面上的意思，廣播劇在早期係以人聲、音效進行錄製，並透過廣播電臺向聽眾放送的一類媒體形式，亦為劇集的一種類型。廣播劇這一類型的作品，在早期電視及網路尚不普及的時代，乃是民眾的主流娛樂方式之一，但近年來則略顯式微。而在日式二次元作品中，許多的ACG作品則會找來原作的配音員，將原作劇情加以改編，製作成一系列的音聲劇集，並錄製成CD專輯進行販賣，此即我們現今所熟知的廣播劇，同時也是在二次元領域中常見的一種衍生作品類型。
廣播劇由於具有需額外購買，以及無字幕與畫面等門檻，因此其受眾皆較原有動畫或遊戲載體略為縮減，但其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筆者認為主要在於製作成本低廉的關係，再加上日語原音的廣播劇也較能為日本國內的粉絲接受，故而在現今仍屬常見。然而對國外的粉絲而言，廣播劇專輯的購買管道不易，且受限於語言門檻，因此在廣播劇的觀賞人數遠少於日本，要論在中文愛好者中的推廣，可說是大大不易。
筆者在廣播劇翻譯實務上已從事多年，廣播劇的翻譯工作相較於其他類型，可說是艱難不少。廣播劇首先本身並不具任何原文文本及影像，只有角色演員的說話音聲，因此要準確無誤聽譯原文，是翻譯者的一大挑戰，有時碰到演員語速飛快，或者說話含糊不清，甚或情節高潮之處，演員忘情發揮等等，都會影響翻譯者聽譯難度，更遑論有時候出現多個演員同時說話的情況。筆者本身曾遇過一種情形，就是當某甲正在台上發表公開說話，而底下的某乙與某丙交頭接耳，此時乙、丙二人作為主要音軌，自然聲音較大，但問題是兩人說話聲常被甲影響，導致常常要重聽數次，大大延長了翻譯的時程。至於該甲的談話，論該情境下應是作為背景使用，是否該照樣翻譯出來？這又是另一層次的問題了。
上述所言，牽涉到角色本身台詞以及說話等，是屬於語用學中語言語境的範疇（冉永平，2012），至於非語言語境的探討，則更為廣泛。廣播劇作為演繹媒介而言略顯貧乏，其表達方式較我們熟知的其他媒介限縮了不少，除了角色本身對答台詞以外，僅能透過角色口氣、擬聲詞、語助詞等進行演繹，此即非語言語境的範疇。在進行廣播劇的翻譯工作時，由於聽者只聞人聲、不見其影，雖說保留了觀眾對於情境的想像空間，但對於譯者而言，這樣的模糊地帶卻往往是苦惱的根源，該如何對於角色當下的語氣、情境，加以揣摩出適當的語意，是譯者在語言重建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
資深主編張麗嫺女士認為在翻譯時應參考時代背景、人物特質等來調整人物說話口氣，另對於專有名詞之翻譯，也可參考譯出語是否已具原有名詞，或是具有近似義的名詞可供挪用等（橫路啟子，2019）。而資深影視翻譯者張克柔女士認為，電影等影視類字幕翻譯之特性為，對話（字幕）需配合影像節奏，兩者有著緊密的結合，譯者在掌握語感以及節奏感的技巧相當重要，往往一個語著詞就會強烈影響觀影感受（橫路啟子，2019），此即所謂非語言語境的實際應用（冉永平，2012）。
Robert Escarpit提到：「書籍另外的特點，則是不能只光考慮潛在讀者群眾的人數，還要注意這些讀者的素質、他們的實用需求，尤其他們的心理狀態。」（Robert Escarpit，1990）。基此，翻譯者的工作，並非只需將字面意思平鋪直敘地陳列出來，而是在作品的表象之中，往深處挖掘出其原有的樣貌，並加以洗淨、點綴，最後以母語觀眾所能接受，最為自然的形式呈現，方為翻譯工作真正的意涵。
四、結語
透過上述對於二次元文化，以及業餘翻譯者背景的研析，可知翻譯工作並非如同外界所言，僅是流於盜版者的象徵，而是牽扯到二次元文化的推展，以及對於作品本身的意境發掘與藝術價值等，是個值得探究的重大議題之一。而在相對冷門的廣播劇領域，就筆者本身的認知，其翻譯工作所面臨的挑戰則是更加艱難。而如同我們在其他翻譯領域所見到的，無論譯入對象的載體為何，翻譯策略代表著翻譯者的精神指標，同時也影響了譯者欲呈現的意象樣貌，是翻譯者不可或缺的重點取向之一。
五、參考文獻
1. 王惠珍，〈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2011年12月，頁191-230。
2. 品玟，〈除了「自我管理能力」，自由筆譯工作者還需要何種特質呢？〉，2021年9月5日發佈，https://vocus.cc/article/61348e35fd89780001112ef7（瀏覽日期：2023年2月1日）。
3. 嚴復，《天演論》譯例言，1898。
4. Eugene Albert Nida、Charles Russell 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BRILL，2003年1月。
5. 冉永平，《語用學：現象與分析》，20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2-13。
6. 橫路啟子，日文翻譯的現況與挑戰，編譯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年3月，頁177-194。
7. 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頁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