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很容易讓人聯想起20年前的日本。我一直認為中國不會走日本老路,因為大家對此已有警惕,現在看來有必要舊事重提。
中國目前形勢與當年日本非常相似,在此情況下,美國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壓力迫使中國就范,是有可能的。我們先來看看美國是如何從國家利益出發,把日本導入泡沫經濟的歷史的。
首先是貿易摩擦、產業控制與高科技爭奪。美國一直以新自由主義改造日本。戰後日本依靠美國擺脫惡性通貨膨脹,實現經濟高速增長18年。在60年代以後,日本的半導體和汽車成為美國強勁競爭對手,美國採取一係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願限制出口”,同時美國政府培植臺灣韓國作為競爭對手,至1993年終于取代日本再度成為最大的晶片出口國。日元資本外流出現了產業空心化,日本政府沒有魄力和能力推動產業升級,至21世紀日本在高科技產業上已完全輸給了美國。
直接催生出日本泡沫經濟的則是出口導向、貨幣升值、金融自由、宏觀失控四大因素。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兌換,但金融體係沒有放開,國家控制相當嚴密,國際資本無法自由進出。美國壓迫日本先開放金融市場,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續了14年,日本節節抵抗,卻節節敗退,最後全盤放開,頃刻瓦解。僅僅是貨幣升值,並不會產生嚴重的泡沫經濟。華盛頓共識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個一攬子新自由主義改革計劃,包括開放國內市場、實施彈性的金融政策、更有力地推動金融體係和日元的自由化等。
在貨幣升值期間,美國向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經濟形成。日本傳統金融體制是主銀行體制,銀行隸屬于財政部,主要目標不是利潤,而是政府經濟目標和財團整體利益。美國指責這種銀行體係為“封建體係”,逼迫日本實施金融體係和外匯市場自由化,廢除政府對銀行的保護。
金融自由化在相當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進入壁壘,引起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銀行部門的風險管理行為扭曲;金融業由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日益融合,銀行過度介入證券市場。同時,銀行收益的減少,從事高風險高收益投資,加大了金融係統存在的道德風險。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在經濟轉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長的思維慣性,在改革過程中忽略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風險,宏觀政策屢屢失誤。為緩解日元升值壓力,日本實行低利率,把經濟資源引導到資產投機和信用擴張,刺激了房地產泡沫的行程。股市從1986年的12000點飆升到39000點,東京房地產總市值超全美國房地產總值,資產泡沫吸引了巨額銀行貸款。1980年日本銀行在世界前10名當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1990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日本當局直到1995年才承認經濟衰退,採取措施已晚,經濟泡沫最終破滅。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沒有完整的主權,在外力壓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錯誤地應用新自由主義理論;第三,沒有處理好貨幣升值、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關係;第四,沉浸于經濟高速增長思維中不能擺脫,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在經濟轉型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現在,理論欺騙在中國仍有市場,有強大的勢力在阻撓我們深刻反思新自由主義。自美國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一些媒體一直有意識地回避實質問題,而把反思限制在技術層面。畢竟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有一定的依附性,某些“精英”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並受利益集團左右,有一整套思想理論政策。在外部壓力下,我們內部會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經濟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從國家利益與安全角度謹慎對待升值等問題,絕對不能讓泡沫經濟等問題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