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沒整理的隨筆
從政治與文化上來解釋失敗，則可以看到公民軍隊的部分。
文藝復興時期，為諸多軍事理論家所鼓吹的公民軍隊在聯邦獲得最佳的落實，1648年後的新常備軍是由外國傭兵、本土軍隊組成的混合部隊，通常由軍官團領導，而施拉赤塔則起到主導作用，基層單位則由志願者、應徵者或被徵召者充當。儘管他們顯然是臣民而非公民，但在施拉赤塔的有意宣傳下，聯邦的公民軍隊思想仍大行其道。
而聯邦公民軍隊思想的盛行，是因為聯邦當代的觀察家們眼見鄰國，如30年戰爭的波西米亞、1660年軍事政變的丹麥、1660年對莊園經濟破壞的普魯士、1680年瑞典開始實施的絕對君主制，都表明了有穩固常備軍支持的統治者是自由、民主，或者說，貴族權利，的一大威脅。
因此，即便如極為看重步兵的聯邦貴族、對聯邦未來百年軍制產生重大影響的安杰伊-马克西米利安-弗雷德罗（Andrzej Maksymilian Fredro），也拒絕迎來變革後的軍事世界，反而更為熱情的鞏固公民軍隊的理念。
佛雷德羅最早在1648年開始展開其在軍事上的干預，當時他建議招募更便宜、有效的龍騎兵取代昂貴的翼騎兵。同時，在大洪水時代下，他認為對抗瑞典陷入苦戰的主要問題是缺乏步兵，並在1660年出版了首本波蘭步兵戰術手冊。
但同時，弔詭的是，佛雷德羅又基於公民軍隊的理念，強烈反對增加國家軍隊的人數，尤其是反對增加外籍軍團的人數—1648年後，外籍軍團是聯邦陸軍最為重要的步兵來源之一。佛雷德羅在1666年提議將國家軍隊人數限制在幾千人，戰時則由貴族軍團擴充。同時，外籍軍團也在其主持下進行了本土化，軍官團完全波蘭化，取消團的編制以支持聯邦慣用/本國軍團的徵招聯隊制，並引進波蘭服飾與波蘭語為共同語言。
其改革上也絕非限於理想層面，佛雷德羅在貴族徵召制上建立了定期訓練、並由貴族軍官團組織大量步兵兵團，這些舉措相較於傳統的波蘭軍隊而言確有進步。但相反的，佛雷德羅的著作與演講仍表明了他對於步兵常備軍的定位，儘管其一再強調步兵的重要性，但言談中仍讚賞著"騎兵是民主政府的捍衛者"，並將步兵貶稱為"專制君主的打手"。
對於施拉赤塔而言，如何維持貴族的自由與特權，和國防需求之間的平衡，還有軍隊在貴族社會中的地位，已然成為一種難以突破的困境，而佛雷德羅的理念顯然是一種解決方法。這樣的國策雖然總體上反映了聯邦的制度與精神，但整個17世紀軍隊與施拉赤塔的關係仍是艱難的，這樣的分歧終將導致聯邦在1700年開始的災難性失敗。
俄國的改革案例：
俄國騎兵主體制度的消退也並非一帆風順，在騎兵部隊中服役既是貴族的負擔，卻也是機會，但新軍的出現使的莫斯科精英獲得了不同的服役形式，並更符合他們的情況。而國家的也從提供服役"機會"轉變為提供"履行義務的方式"。
(聯邦的貴族徵召制度更是一種被視為國本的參政手段，因而很難實現俄國的從機會/權利轉向義務的過程)
聯邦方面，貴族徵招制度在失去軍事意義後仍存活了三個世紀之久，這是因為聯邦中的貴族徵召制除了軍事意義外更有政治意圖。這是一種召開議會(Horse back sejm)的制度，施拉赤塔會在會議上出現以決定國家決策，可說是公民直接民主的最終體現。但在17世紀時，這項制度基本上就是個神話，卻仍因被做為政治理想，這使的聯邦國會、地方議會中形成的眾多聯盟，都極力抗拒於任何廢除此一制度的企圖，相關變革也被視為是對聯邦國本的威脅。
對於多數施拉赤塔軍人而言，參軍只是人生的一個短暫插曲，貴族制度、同伴制度則鼓勵將一些機構引入軍隊當中，如kolo(cycle)，讓施拉赤塔文化中協商達成一致的理想引入聯邦軍隊的核心。最初的kolo僅是由蓋特曼與上尉(聯隊長)組成的戰爭委員會，在1580年的戰爭條款中正規化，成員常常被擴大到包含同伴(上尉)，外籍軍團的軍官也被吸納進來，甚至隨行人員也有所參與。
(即貴族民主制度被引入軍隊中)
如kolo等組織的引入很快的帶來負面影響.
波蘭政治文化中對"共識(或曰民主)"根深蒂固的熱愛，很快地讓kolo在面對服役、福利條件等議題上產生決定性因素
在沒有指揮官認可的情況下，會議聲稱自己有合法的權力來考量服役、福利與紀律問題，甚至有權拒絕執行軍事命令，尤其在服役期限到期(一般為四個季度)、薪資拖欠的情況下，而這兩項狀態已然成為聯邦軍隊的常態
此外，公民軍隊理念下，裝備、武器、盔甲都是由士兵自行負擔，這無異於一大開支，特別是對翼騎兵更是如此，因此，聯邦軍隊在kolo等組織鼓動下可能拒絕參與有高機率蒙受巨大損失的戰鬥，甚至會要求指揮官對丟失或戰損的裝備進行賠償。儘管律法上規定蓋特曼的命令有法律效力，且可免於受到kolo通過決議的約束，但實際上很難產生實質上的抵制。如在1674年，即便宣布離開部隊是逃兵，索別斯基仍無法阻止部隊的離隊。
儘管kolo等機構準確的反應波蘭施拉斥塔社會的崇高民主價值，並將之發揚，但其明顯存在問題。工資問題使得士兵們在程序上不經合法的蓋特曼許可便組建集會，並以聯邦公民有權組建聯盟，保護自身的施拉赤塔自由來反擊他們破壞軍紀的指責。
在17世紀，軍事聯盟/會議的建立上，一個特點越發明顯：他們的建立往往極具正式性，包含建立聯盟合約、紀律守則、選舉產生的聯盟官員與詳細的宣示誓言，無不展現其深厚的儀式性與責任感。但這種民主制度的借鑑顯然不總是受到歡迎，且必然產生衝突、爭端與痛苦。
在Pasek /vas被指控为波兰联盟军队的间谍后，他为他的同伴进行了大胆的辩护。
「我已经浪费了我父亲一半的财产......我不止一次为我的国家大量流血；我本想同意将我的名字列入bene meritorum[有功之人；即那些被国王授予地位和奖励的人]的名单，但我和其他许多更值得的人......都没有尝到这种报偿。"」
「我知道如何從任何一個與我出生平等的人那裏尋求補償，我有地方議會，我有法庭，我有kolo，我是雙重的公民，因為我既是貴族也是軍人！」
對一位波蘭軍人來說，他們自認為有著多重權利與身分，其中一種就是kolo/軍隊中的聯盟賦予的。
然而，這樣的身分宣稱仍存在爭議，1672年的瑟姆上，一位試圖以「貴族與軍人」身分發言的代表便受到來自其他議員的訓斥，「先生，你不能以軍人的身分發言，我們這裡並沒有第四階級。」
這樣的憂慮主要在於擔心政治介入軍事當中，或是軍事聯盟開始對政界進行干涉。1660年代，此種傾向開始不斷出現，立陶宛軍隊的激進派博愛聯盟就要求瑟姆派代表到軍事聯盟中辯論國務。此外，同年代的卡齊米日也受到了中基層軍官/軍人的支持，他們表現出的君主主義令政客、政治家們感到惶惶不安。
1655年開始的大洪水，即聯邦統治的崩壞，是源自於部分聯邦軍隊選擇接受來自瑞典的統治，反抗則源自於維茲博洛(Wierzbolow, 1655 8)聯盟，在該聯盟中的一部分立陶宛人在基伊達尼條約(Kiejdany)後撤回了對拉齊維爾的效忠，蒂紹茲(Tyszowce)聯盟的波蘭軍人則又回歸到卡齊米日的旗幟之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行為在程序上明顯是非法的，正如同後續蒂紹茲聯盟併入平民/公民領導的藍庫特(Lancut)聯盟一樣。
四年後，由於聯邦無力支付薪資，波蘭與立陶宛的軍隊中引發了更進一步的軍事聯盟，由於卡齊米日與其對手(ex.盧博米爾斯基等公民派)都期望爭取他們，這些聯盟很快變得高度政治化。
雖然王室寄望於1661~1662年瑟姆拒絕卡齊米日的計畫後，失去薪資、報酬的軍隊會改換門庭，尋求王室支持，並協助王室執行計畫，但公民軍隊拒絕了合作，選擇為了施拉赤塔的自由而戰。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導致了1666年卡齊米日的敗北，儘管在索別斯基統治期間(1672~1696)由於其威望，再無軍事聯盟的出現，但隨著卡齊米日的失敗，波蘭的公民軍隊無可避免的在往後陷入一個詭異的迴圈當中：由於缺乏中央的集權，聯邦日常無力支付薪資，而缺乏薪資更容易促成缺乏政治綱領、只為捍衛施拉赤塔自由而奮鬥的軍事聯盟，使得聯邦更難以提高用於支付軍費的稅收，如此不斷循環。
最令公民派政治家感到憂懼的則是外籍軍團，而非國籍軍隊。儘管外籍軍團多數是由聯邦國人組成、統領的，如其軍團僅5~15%為外籍軍官，但其成員幾乎都是較為貧困、來自聯邦邊境如利沃尼亞、普魯士地區的波蘭平民，軍官則多為來自馬佐維亞、波德拉謝地區，無力負擔本國軍團服役費用的貧困貴族，加之外籍軍團並未實行施拉赤塔的徵招制度，使得比例進一步提高。而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皇家衛隊上。一般的波蘭臣民(或者說公民)更願意在聲譽卓著的本國軍團中服役，而非外籍軍團與皇室衛隊。
1646年，為了防止瓦迪斯瓦夫四世遠征土耳其，皇室衛隊的人數被限制在1200人
1653年，隨著在赫梅利尼茨基叛亂中的皇室財政惡化，皇室衛隊人數下降到500人，卡齊米日為改善此一問題，開始在外籍軍團中建立王室派的根基。1652年後，數支援皇室衛隊的部隊部隊被轉移到外籍軍團中的康普托瓦(Komputowa)，並與皇室翼騎兵騎隊與鏈甲騎兵旗隊一樣被冠以皇家之名。時至1659年，康普托瓦衛隊包含三個步兵團、一個龍騎兵團與一個手槍騎兵團，超過3500人(1660下降至3000人)，看似微不足道的數據中，占了外籍軍團的10~30%之多，且不同於其兄瓦迪斯瓦夫的皇室衛隊被蓋特曼所掌握，卡齊米日的皇室衛隊由於蓋特曼的叛逃，是直接由他本人掌握的。
卡齊米日還設立了皇室衛隊將軍的職位，此一職位引起廣泛的抨擊，該職位很顯然是試圖將整個外籍軍團轉變為皇家軍隊。儘管隨著其首任提名者博古斯瓦夫．拉齊維爾的叛變與後繼者的擺爛，此一計畫毫無成果，但卡齊米日對於外籍軍團的掌握與威信日益深重(1660)，這導致在隨後的內戰中，外籍軍團堅定地站在了王室一側。
對於王室利用軍隊推翻憲法的恐懼，也使得聯邦在引進現代化稜堡的道路上受到阻礙。佛雷德羅，乃至於眾多公民派議員，都極為清楚的認識到稜堡在現代戰爭的重要性，但稜堡等防禦工事也被他們視作是對自由的威脅。由於波蘭本國的騎兵傳統，使得稜堡守軍往往由(他們認為)容易變節的外籍傭兵組成，且為意圖集權者的工具。因此，他認為波蘭的稜堡數量應該受到限制，並在1670年提出建議，認為稜堡應由瑟姆建造與維護；諷刺的是，這項提議最早是由公民派宿敵、卡齊米日於1652年提出的。
1660年代初，公民派與王室派便曾因此問題引起爭議，卡齊米日意圖將皇家普魯士要塞的駐軍置於其意屬的法國軍官安德羅.德.布伊的指揮下，引起了擔憂他以普魯士為橋頭堡、以透過武力確保法國候選人當選波蘭王位的公民派的強烈抗議，佛雷德羅則鼓吹所有駐軍由波蘭貴族指揮，並廣泛受到贊同。這導致施拉赤塔中越來越多人在非出於蒙昧主義，且也非不明白步兵在現代戰爭中重要性的前提下反對外籍軍團。
這些計畫(指在遏止王權為前提下進行的軍隊改革)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動機都是政治原因。鑿於君王傾向實行私人外交政策，從齊格蒙德三世試圖奪取瑞典王位、瓦迪斯瓦夫四世意圖遠征土耳其、卡齊米日意圖建立更多的常備軍並建立中央集權、再到索別斯基併吞普魯士的計畫，瑟姆更加意識到限制皇家衛隊人數的重要性。且外籍軍團對國王的忠誠、皇家衛隊的政治角色都使得瑟姆意識到卡齊米日意圖用軍事手段推進政治目標，外籍軍團極具危險性。如果要維護施拉赤塔的自由，就必須削減國家軍隊的人數、使聯邦保持和平並避免戰爭，已將外籍軍團人數最小化。
「聯邦的威脅在於意圖集權的君王，而非外侮」
卡齊米日意識到了巨頭們權力的危險性，在1650年代初堅定的試圖遏止蓋特曼家族無限膨脹的權力，但在1655年拉齊維爾家族的反叛、1664年盧博米爾斯基家族的反叛之後，他終究還是在1666年失敗了(並於翌年下台)。
卡齊米日的政治改革失敗後，聯邦陷入了巨頭派系間的鬥爭中。在1669~1674年的韋斯尼奧耶茨基統治期間與索別斯基統治期間更為嚴峻。
索別斯基在1669~1674年間的維氏統治期間是出名的反對派，其在1672年組建了反對維氏的什切不惹溪(Szczebrzesyh)聯盟。
蓋特曼們總是利用自己在軍隊中膨脹的權力基礎來達到政治目的，以龐大的隨從出現在瑟姆，並在軍隊中建立自己的贊助網路，阻礙王室的政策。在爭端中，或作為一種妥協，或作為一種削弱的手段，君王會試圖任命自己的反對派為戰地指揮官，如1654年卡齊米日試圖任命Goesiewski、1681年索別斯基試圖任命Sapieha，前者的任命導致了1654~1655年立陶宛在瑞典、俄國入侵下的倒戈；後者的認命雖是為了制衡Alichal Kazimierz Pac，卻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Sapieha建立了令拉齊維爾、帕克等傳統立陶宛巨頭都為之失色的權力。他們將立陶宛變成一個虛級化的領土，自己制定外交政策、非法徵收稅款、恣意摧毀反對派土地，瑟姆無法建立牢固地軍隊控置。這項由國家公僕、法律監護人打開的大門，使得立陶宛在索別斯基去世後陷入了長達三年的動盪與內亂。
1700年，奧古斯都透過薩克森人與外交部門處理聯邦事務的做法有效地規避了聯邦法律對王權的侷限，並透過軍隊的刺刀推行政策。而隨著國王的強勢，也引發了施拉赤塔們對王室專制主義的恐懼。在貴族內部，沒有軍官團體或政府官員可以因王權的增加獲益，公民軍隊則反應了其在相關事項上的態度。加上縱然1648年以來戰火不斷，但聯邦每每都能擊退敵人，瑞典、俄國、土耳其，維也納之戰更使聯邦的榮譽回到巔峰。這似乎都在說明著聯邦現行軍事體制的可靠，對王權的限制能與國防的需求達到最佳的平衡點。
不幸的是，時代變了。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