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低海拔森林，可以找到斯文豪氏攀蜥（Diploderma swinhonis）棲息樹上。這種蜥蜴全長最大約略30公分。身體的色調大致偏向棕灰，也會有綠。雄性有時在體側有顯眼的黃色斑帶。牠們頸背脊線上低調排列的鋸齒狀小鱗片，有著細緻規律有序變化的美感。
蜥蜴的形貌由演化形塑，不是人類意志的作品。即便是受人類有意選育的生物品系，也有著不同於人類的生理機制和生存方式。人類的思維只是巨大多樣性的生物系譜中衍生出的一種型式，其侷限性應是相當明顯。人類（Homo sapiens）自身的價值觀用以批判人類自身都已因人與人之間的複雜差異性而難以成理，使道德唯一合理的評價對象是人的行為，對非人類生物施以道德評價，則當然是不道德、不合理的行為。但人類的意志所造成的傷害無數，沒有對這些循自身生態生息的生命停止道德的審判。因為我們不能完全不免殺傷它們，所以論斷它們的生命無所謂需要在意之處。對特定人類的厭惡與嘲諷，則一併加諸於和他們相對有關的非人類生物身上。有些非人類生物不但被迫承擔善惡的認定，甚至有了政治立場，即使那些政治意識從來都是以人類的生理和行為為基礎的。
那些非人類生物，在人類的文化中失去了獨特性和主體性，成了比喻用的素材，成了象徵物或陪襯物，成了其他人類的代表。若非如此，它們又是「異己者」，是不需被在乎的存在。
除卻人類的主觀思維看待非人類生物的方式是科學，於是科學也因此而處在若是沒能迎合人類文化的思維時，便也成為「異己者」的處境。人類群體的意志，可能有排斥放下人類意志的思考模式的傾向。
但也因人類群體意志所造成的傷痛如此繁多而難受，在那些人類群體意志之外的客觀外境、形塑客觀外境也被客觀外境形塑的非人類生物、以及摒除人類主觀去理解它們的方式，才如此令人嚮往。
至少對林惜青而言是那樣的。對他而言，自泥盆紀（Devonian，419.2-358.9百萬年前）地層中出土的早期四足形類（Tetrapodomorpha）生物化石，即肉鰭魚類（Sarcopterygii）家族之中開始適應陸地環境，後來衍生出陸生脊椎動物的物種集合。那些在水岸匍匐的古生動物，令惜青著迷之處不是其骨骼結構中得以投射擬人情感的同源性相似特徵，而是那些特徵襯出的相異性所表現著的演化奇觀，以及化石所承載的幾乎超乎人類體會能力、以科學思維較易理解的時間跨度。三點六億年或更長的經歷，大多數時候沒有人類意念在場。生物有其自身的生存困境，但牠所屬的的棲境沒有人類的這一特徵，使牠與那個世界得以令惜青的精神安身。其實人類中亦有他的精神寄托，令他痛苦的是在人群中流傳的種種主觀偏見，本位主義和嘲諷、對理性思維的排拒建構起的文化特色，在他所身處的群眾間流行。
惜青理解自己和攀蜥、魚石螈（Icthyostega，早期四足形類）間不可能連通的隔閡，那並不會使他挫折。令他難過的是他所身處的、知覺到的人類社群，會因為對其他人類反感、為了攻擊其他的人類敵人，連同那些已和人類在演化上分離遙遠的生物，以及尊重其主體性、在乎其福祉的價值觀也牽扯進來，將那些生物強壓上人類的意念與善惡，硬是使它們象徵特定的立場。無視對非人類生物的在乎之價值觀所具有的客觀基礎，認為自己所在乎的已是需要被在乎的一切。將無感和嘲諷視為強悍而崇尚強悍。人類為了自利而殺傷它者難以避免，但對自身行為的定位是有選項可以選的，直到選擇認為一切應然的答案不再出現，才有可能不再需要為人類感到悲觀。
活者的「它者」或死了數億年的「它者」都只能任那委屈暴力發生，為自身理應是令人傾心的歧異性而被剝奪輕賤。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