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歷史來看，可先將魏晉時期分為正始、竹林、元康三段，如袁宏《名士傳》：「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而思想發展與時代背景必是緊密結合的，魏晉之際的思想家首先面對的是「兩漢經學的衰微」，此時的經學不復《漢書．韋賢傳》所言「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的鼎盛，顏之推以「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怠無一可。」（《顏氏家訓．勉學》）來形容，代表當時通經已無法致用，剩下的只有繁瑣而破碎的注疏。
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成為讀書人立身處世的根本規則，在這種儒學只剩空殼的情況下，他們勢必往外尋求不同的思想體系以慰藉精神上的空虛，而道家談自然逍遙、無為超越的精神旨趣正好契合了這個需求。故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中，魏晉初期的思想家們首先即要處理「儒、道會通的可能」，即是所謂「自然與名教的衝突、調和」。而此時的代表思想家是何晏與王弼，他們必須盡快解決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衝突，因前者強調團體的和諧與秩序，而後者則注重個體的自由與特色，在本質上就存在著矛盾，且當時逐漸擴大的政治漩渦更加速了世人的思想矛盾。故兩人提出了「名教以自然為本」的說法，將儒家與道家的思想統合，解決經學所遺留的問題，讓群體與個體都得到安頓。為了調和儒道，此時的思想家們必須對兩家學說都有足夠的認識，如何晏有《論語集解》、王弼有《老子道德經注》、《周易正義》等，以「體用如一」、「本末不二」來論證自然與名教，開出「貴無」、「以無為本」的思想進路。
接著到了竹林時期（魏末晉初），此時的政治紛亂更加劇烈，《晉書．阮籍傳》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形容，爭權奪利之下的義理名教更顯得蒼白虛偽，令此時讀書人對心靈自由的追求更甚。此時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賢中的嵇康與阮籍，以王弼「貴無」的思想為基礎，進一步否定了正始時期並未受到否定的「有」與「末」，表現在行為上便是更注重個體自由，忽略了群體秩序，阮籍言：「禮豈為我輩設耶？」正是對名教最根本的質問，排斥儒家與主政的司馬氏所推崇的名教。而這種傾向連帶影響了對經典的閱讀與注疏，此時大多專注在「三玄」上，如向秀有《莊子注》（未注完即逝世，後人郭象注完）、嵇康有《達莊論》和《通易論》等等。此時期之所以一反正始時期本末不二、名教自然和平相處的思想主張，開始激烈的排斥名教，正是因為此時的政治形勢愈發凶險，在身體或無法整全安好的情況下，自然影響了思想的變化，故竹林時期的代表思想家們雖然生卒年與正始年間相近，但思想的主體意識與何、王兩人差距頗大，實為大環境之故。竹林玄學發展到了末流，只剩下放蕩、反智的歪風，因此下一時期即是對激烈反名教這一思想意識的反省。
元康是西晉司馬政權統治後的數十年，此時統治者與士人之間的關係也逐漸降低摩擦與衝突，而哲學體系也自王弼「貴無」、「崇本舉末」的儒道會通，到阮籍、嵇康的「任情放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末流的「毀壞六經」、「放蕩形骸」，終於要迎來一個解決兩者的論述出現。是故此時的思想家們開始反省竹林時期對名教的激烈排斥，也就是反省「任誕」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因此得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張。此時的代表思想家是郭象與裴頠，前者有《莊子注》傳世，後者則有《崇有論》。郭象解《莊》的論述是魏晉玄學的理論高峰，除了反省對名教的批評外，更是提出了「名教即自然」、「以有顯無」、「無因有為用」，並以「萬物自生」的說法排除一個「造物主」的位階，使得有與無真正合為一，一改王弼以來貴無賤有的思想系統，一如他所言：「身雖處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
創作內容
思想史讀書筆記—玄學分期
自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