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
(一、)渡台禁令
從之前的文章可以得知，清朝既然是以「為防台而治台」，自然不會讓台灣獲得充足的人口與資源開發，其中針對人口者，便是所謂的渡台禁令，而實際上，渡台禁令並非單一法令，而是根據清帝國的需要，而有時廢、有時禁的一個政治手段，1683年，施琅擊敗鄭氏後，上台灣棄留疏，認為台灣地處東南，是東南門戶，然而為了避免成為新的反清基地，而反對移民，並主張應駐兵台灣，這一方面是施琅本身在台之利益的關係，而另一方面，自順治十三年開始的遷界令，與海禁，施琅也沒有想要解除的意思，總和而言，施琅讓清廷相信，治理台灣僅僅是為了防衛，而非經營，故嚴格的限制人口流動，康熙二十三年的命令「台灣邊查流寓六部處分則例」可以看出端倪:
1.有犯罪者，除卻鞭刑，押回原籍審判
2.在台灣無所事事，沒有家眷者，押回原籍
3.大陸人民渡台，需領照單，始可放行，而粵人(廣東人)被禁止渡台
但渡台禁令不是一個單一的命令，而是根據時代與實際需要，而有所鬆緊的一系列政策，大致上可以分為:
收放時期: 康熙到乾隆
1.康熙時期:「台灣邊查留寓六部處分則例」，但執行上鬆散，康熙22~康熙57年(放寬)
2.第一次加強嚴禁，由覺羅滿保主導禁止攜眷，康熙57~雍正7年(緊縮)
3.第一次放寬，鄂彌達上書40歲以上官員攜眷，雍正7年~雍正13年(放寬)
4.第二次加強嚴禁與第二次放寬，郝玉麟上書嚴禁，保甲也是在此時執行，官員六十七則上書放鬆攜眷(妻子、祖父母)，雍正13~乾隆13年(緊縮、放寬)
5.第三次嚴禁，因為台灣米私輸大陸，乾隆13~乾隆25(緊縮)
6.第三次放寬與第四次嚴禁，吳士功提出在台設籍者可以攜眷來台，而一年後實行不力，楊廷樟上書偷渡加重處罰，乾隆25~乾隆26(放寬、緊縮)
7.第五次嚴禁，由溫福上書訂立罰則，此時為渡台禁令最高峰，乾隆26~乾隆35(緊縮)
8.第四次放寬，增加渡口，新航線蚶江口-鹿仔港，並讓台灣理番同知移往鹿仔港方便管理，乾隆36~乾隆51(放寬)
林爽文事件後的新措施: 福康安與伍拉納
福康安: 乾隆52，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上書新增下列政策。
1.按戶編保甲
2.沒有家產遊民押回原籍等
3.懲罰官員監督偷渡與查照不利，降低其品位
4.新增八里盆到五虎門的航線，八里盆由淡水同知稽查
5.走私貨品賞給官兵
6.商船一律查驗照單
7.懲處偷渡販子
伍拉納: 乾隆54，正式以官渡為兩岸運輸人口的管道，由官方經營，一人費用3兩，此後渡台禁令便沒有嚴格查禁。
上面所述可以知道，清廷要的是控制人口，而粵人不得渡台，始於兩種原因，一是粵人很多都是所謂的季節性移工，人數上萬，流動性高且不宜控管，第二則是這些粵人的犯罪率較高，無家室，容易形成動亂，故不使粵人渡台(至乾隆末年解除)。除了居民，先前亦提到官員、士兵均不得攜帶眷屬，是為了防台而設的統治手段，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因台灣治安差，第一次開始嚴格限制沿海海禁，包括1.商漁船出入海洋，因加以保結。2.來往台灣需到廈門、鹿耳門盤檢，造成守口官員貪污。3.性別組成不一，造成社會畸形成長。覺羅滿保的措施也使台灣陷入「病態的人口結構」、「發展緩慢」、「與偷渡問題嚴重」。
(二、)早期移墾社會
雖然前往台灣困難重重，然而東南沿海的居民，生活更加困苦，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認為閩粵一帶，靠海維生，且地狹人稠，出海討生活實屬必然，而廣東、閩粵一帶，在明末至清朝統治期間，歷經數多戰事，人民習於刀兵，故個性剛烈，勇於冒險，即便渡台禁令的影響，也不能阻止他們前往孤懸海外的台灣，既然是移墾社會，代表了台灣在開墾期間，其實是一個「拳頭>文教」的社會，作為移墾之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錢大戶，他們來到台灣尋求發財機會，同時又有俠義與好施財的精神，常常吸引一大批墾戶為其效勞，而另一種就是單一戶，他們經常依附在大墾戶底下，同時也抱著開墾與發財的精神，形成一個相當功利，追逐營利的社會，高拱乾任台廈道時，蔗糖價格攀升，台民紛紛種植，導致稻米產量下降，便是一例。
科舉江南才子眾多，然而在台灣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移墾社會的另一個特徵在於，文教既然不興盛，那麼整個社會的精緻文化鮮少發展，奇妙的是，廣東福建一帶自宋代以來，科舉中舉甚多，明清也以南方士人居多，但到了台灣，由於追逐名利的關係，不重視文教，時人「喜好巫鬼、占卦，迷信鬼神」(跟現在其實沒有甚麼差別)，同時社會上拜金風氣盛行，時曰「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官」，同時在台灣工作的薪資是內地工作的三倍，可以說當時的台灣處於一個漢人猛進式的開墾，同時官府作為抑制的角色，幾乎沒有對發展有甚麼貢獻。
最後，雖然眾多人流前往台灣，但這些墾戶或移工，不認為台灣是其家園，更多是抱著發財夢的心態來到台灣，其中許多人是季節性的移工，工作一陣子後，因家室妻小與對家鄉的懷念，而返回，而更多流下來的流民，則被視為是社會的動亂來源。
(二、)土地開發-請墾與合股經營
1.請墾
請墾，意思就是「申請開墾的許可」，雖然清代對於土地開發的態度屬於消極且不鼓勵，但對於開墾土地的申請許可，並未有太多限制，基本上只要是合法渡民，向官府申請官府都可能會允許其開墾，不過請墾並非代表核可率高，畢竟為防台而至台，清朝官府更傾向於將土地交給官府信任者，因此初期的開墾基本上是以官府信任的有錢大戶為主，這些有錢有勢的豪強有著資金，在其羽翼下，還有眾多小墾戶，因而形成了初期開墾的動力。
當時整個台灣，行政區劃相當簡單，分為中部的台灣縣，北部的諸羅與南方的鳳山，各地官府的轄區相當巨大，官府常有鞭長莫及的困擾，當時的官府，將台灣各地以「衝、繁、疲、難」四字作為當地治理難度的標準:
(1.)衝: 就是交通要衝。
(2.)繁: 公務繁忙，大抵上屬於行政程序與施政。
(3.)疲: 稅務問題，財政匱乏。
(4.)難: 就是「刁民」。
而其中，繁與難是治理台灣常常見到的字眼，繁代表官員薪資少，管理轄區大，而難是墾戶們剽悍的個性，常使官府難以平撫，而這兩點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基層的社會秩序的維護工作交給了這些大墾首來負責，拿到墾照的同時，也代表了承擔下了維持秩序的責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官府信任的大戶來負責，這種「外包」的型式亦能在清代的南方見到，不過中國本土為仕紳，而台灣則是這些大墾首，簡單來說，想要開發土地，需要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以至於一些同官府要好的大戶，常能越過土牛線前往原住民地區開墾(這部分會再做一篇主題)，而官府收受好處與不想轄區出事，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由原住民居住地被漢人蠶食。
而請墾所帶來的另一個景觀，則是密集的聚落，這些聚落「不是官府設立的行政區域」，
而是墾戶開墾所形成的村落，而官府常常在聚落形成後，才予以肯定，日本學者富田芳郎曾經在昭和六年觀察其聚落的結構:
「濁水溪以南，部落十分集中，大約每隔一公里就會有一個密集聚落，呈現圓形、方形、長方形，不管一戶住家還是整個村落，都有竹籬笆，有些聚落甚至有隘門，而道路卻十分少見。」
一個典型聚落，靠近水源，且無道路
從富田的角度來看，沒有道路代表他們並非從現有區域進行開發，而是自行開墾，成為聚落，而大墾首就成為了這些聚落的首長，富田還認為，是南臺灣的旱季達到半年之久，故喜歡在水源處形成聚落，而南部原住民勢力較強，漢人須團結對抗之，以及鄭氏時期的屯田、營盤制度的影響的緣故。
而這些聚落的稅收，則是由「管事」所徵，管事由諸羅知縣季麟光所設，由請墾的申請人所提名選出，雖然縣以下的基層單位是里(有沒有跟現在很像，只是現在直轄市才設置里，縣才是村)，但在開發初期，無論是請墾田地，或著是攻台武將所占有的田地，均由管事負責稅賦，即便後來廣設里，管事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2.合股經營
陳賴張墾號的契約書
如果對台灣史還算熟悉，所謂的合股，代表的就是「合資經營」的意思，而移民初次來到台灣，面臨的是開發甚低的環境，且病蟲橫行，若單一開墾，很快就會失敗，可能是原住民的襲擊，或著是水利開發不足而種植失敗(水利是大工程，往往由大戶包辦)，合股在中國淵遠流長，在戰國時代便有之，到了明清則發展至鼎盛，早期的合股經營，就是「出資者就是經營者」，到了宋代，則有股東制度的出現，亦即出資者出錢，而在另外找一批人進行開墾，明清時期則確立了以書面契約作為合同，而到了台灣，地理與環境發展的限制，使合股經營展露頭角，加之移民多為閩粵一帶移民，商業氣息濃厚，更加助了這一現象。而台灣需要合股經營，大致上有這幾點原因:
(1.)主地開拓與農具需要相當成本，個體戶難以承擔。
(2.)邊陲地區的開墾有天災與原住民襲擊的風險。
(3.)水圳與開拓需要墾照，而墾照通常由大戶擁有。
(4.)移民族群的問題，許多福佬話的移民在移民潮中屈居劣勢，常需要在其他族群的墾戶下討日子。
(5.)合股經營可以降低風險，分散開墾失敗的損失。
而由大戶拿到墾照後，其他墾戶便求其庇蔭，是為「結首制」，大戶是為大租戶，小戶就是小租戶，而小租戶的農居、居舍、傭金均是大筆費用，非大戶則負擔不起，著名的墾戶，舉個例子是張達京集資修築「葫蘆墩圳」便是其中一例，其開圳工程一人負擔不起，而招集其他墾戶，包含陳周文、秦登鑑、廖朝孔、江又金、姚德心共六人，集資修築之，合股所支出的金額，高達「六千六百兩」，也就是247.5 公斤白銀，其昂貴可以說難以想像。而每每漢人的開墾，原住民的居住地便會一點一點地消失，其中開墾過程常有漢番械鬥，死傷無數的事件，因此墾戶們也會招集一匹身強力壯的男子，作為開墾時的防衛隊。
瑠公圳
而其中，合股開墾最重要之務，當為開鑿水圳，水圳的需求，來自於台灣的氣候與地理，台灣屬於亞熱帶，降水多，但是山川陡峭，需要水利設施才能灌溉乾涸的平原，而閩粵一代的居民，地狹人稠，早有開鑿水圳的經驗，再者台灣稻米價格的上漲，尤其是人口增多下，需要餵飽的嘴使稻米價格節節攀升，台灣此時重視商業利益的性格，自然不會放過這個生財的機會，故水圳在各大戶的開鑿下，遍布西部台灣，日據初年的調查，以宜蘭為例的水圳分為營利與非營利，營利很好懂，而非營利則是大小租戶通力合作的水圳，灌溉自己的田地，主要的有42條，其中以營利為主的有24條，而絕大多數都由民間開墾。
(三、)水田化運動
清朝中期，尤其是乾隆朝，中國內地與台灣的人口大幅上升，人口上升同時代表了糧價上漲，使台灣商業性格濃厚的農民爭相種植，水稻業隨著林先生與施世榜的八堡圳在彰化一帶的水稻農田開拓，使得開墾水稻，在台灣蔚為風潮，總體而言，台灣適合水稻有三種因素:
1.大陸人口增多，且大陸本土與台灣向來以分工合作的產業為主，特別是東南一帶少糧。
2.台灣的商業性格。
3.台灣土地的合適。
八堡圳完工後，中部稻米大量增產，鹿港也成為了稻米輸出的大良港，從此開鑿水圳成為風潮，使得中部水田畫，農產由一年一收變成一年兩收，其糧食的增產是如此龐大，雍正末年甚至有配備米糧至福建的「台運」政策，班兵的糧餉也半由台灣本土支付。
這樣所帶來的影響，使得地主階級抬頭，施世榜一家成為中部首屈一指的富豪，農耕也由粗放變成了精耕細作，但投入的人力驚人，使原來的佃戶無法自行耕作，使得在招人來耕作，產生了新的佃農階級，原本的佃戶成為了小租戶，而小租戶的收益要高過於大租戶，隨著生產力的上升，小租戶的產值更加上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