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日（2003年4月29日）
腋溫仍是37。C，咳嗽變輕微。
我想我真的出名了，今早就有人打電話來找我談我日記的內容，是我們A6的李小姐，從她的談話中我終於可以拼湊出這次事件的全貌，她告訴我封院前後我所不知的另一半—B棟那邊發生的事情。
「4/23封館前，阿長說B8那邊急需要人手，叫我去上小夜班，我問說那邊有沒有做好防護措施？阿長說已經做好了。我說我還是不想去，阿長就大罵我，說我怎麼這麼自私？！如果這次我不去，以後就不用回來上班了，我想我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家人都失業，我沒工作他們就沒飯吃了，只好硬著頭皮答應，前提是那裡已經做好防護措施。可是當我戴著口罩進到了B8病房問那邊的隔離衣在哪裡，那邊的學姐指著牆上的白袍叫我穿上，我說這不是隔離衣呀？她說這就是隔離衣。真的耶！她們就只是戴個口罩穿著白袍就在SARS病房裡走來走去。我們B8病房裡總共大約有30個病人，卻只有3個護士在照顧（就我所知整座B棟大樓約有100多個病人，護士小姐只有20幾人。）忙都忙到累死，學姐叫我去量所有病人的體溫、心跳、呼吸速率、和血壓（也就是生命跡象）。我去量了，發現所有的病人都在發燒，心裡實在很害怕。因為我不想碰到那些病人，就用電子血壓計量，學姐看到了說，不準，重量。我當然知道電子血壓計比較不準，可是用水銀血壓計我就要碰到那些病人了呀？另外她又指那兩間負壓病房說，裡面的也要量。我跟醫生說那是不是SARS病人，醫師說不是，他們只是一般呼吸衰竭的病人而已。他叫我進去時要穿手術衣、戴手術帽、手套、穿鞋套，我真的欲哭無淚，這只是一般開刀房的無菌穿著，哪裡是隔離衣呢？我趕快進去裡面量一量趕快出來，發現裡面四個人全部都被插管接呼吸器，那時候真的快要當場哭出來。我還有看到開刀房的學妹，她們只是護生而已還沒畢業，連量個血壓都不會，我發覺她們什麼都不知道，開刀房護理長要她們過來她們就被騙過來了，什麼都要教，現在那邊照顧SARS的人力都是師徒制一個帶一個，很少人真正有加護病房的經驗。我下班回到替代役中心，阿長又派鄭小姐去上大夜，然後白班又排我，真的很不公平，為什麼不讓其他人去呢？後來有白色防護衣後就有人自願要去了，然後我跟鄭小姐的班就沒有了，直到第14天才有我的班，叫我待在房間裡不要出來，我看到阿長排的班表我就明白我被犧牲了。我原先想的也是這樣啊！為什麼要騙我？！我是受害者你知不知道？！今天到最後我可能會死掉，而我的家人連我的屍體都見不到，而且他們還要餓肚子。請你把它寫出來但不要寫出我的名字，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我早就豁出去了，我只是怕我的家人看到我的名字他們會很擔心、會很難過。」說完就哭了起來。
我答應她寫出這段故事，看來封院時B棟的感控比A棟更糟糕，這種情況，我估計大約在第三天的時候才穩定下來，難怪封院第二天B棟的護理人員會跑出來抗爭，而A棟的人員沒有人想去B棟，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我知道B棟的王督導和許多AB棟的護理長早就親自下海，可是看來有人已經陷下去就不顧別人的死活。目前這場SARS防疫大戰的最根本問題在於沒有去面對現實，防疫的概念太隨便，措施不符合防疫原理。如果封院時防護措施有做好，那派去B棟的人員將是撲滅SARS大火的水，如果沒有，那她們就是送進大火的油。這個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我無法估算封院三天內有多少人成為當局粉飾太平的受害者，注意！是受害者而不是犧牲者！非自願或不知情者為受害，自願的人才是犧牲，當然也有些自願的人只是去作秀而已。我想起昨天有人打電話來幫我們爭取撫卹金，那時後實在應該答應他的。
今天的廣播已經不是吳院長的聲音，而是葉金川葉教授的聲音。他向我們解釋目前醫院的處理政策，他承諾分三天把B棟的病患及人員全部撤離，到時醫院的危險降低而A棟又沒有人發生感染的話，隔離的14天期限一到就可以全撤。他呼籲有發燒有症狀的人一定要報告主管，然後到B棟一樓的急診室照X光，吃Ribavirin。我們都暫時接受這個官方說法。蔡醫師打電話過來說她在松山醫院，目前身體情況還好。她們一進醫院衣服就要自己脫光，所有東西都不能帶進去，連手機都被銷毀。她費了好大勁才聯絡上我們，那邊沒有水沒電的，問我們能不能送點水跟食物還有鬧鐘給她們？因為她們在裡頭完全不知到外界的時間。
下午傳出B棟男看護工病危而太太不得進來的消息。晚間又有一位內科醫師插管轉國泰醫院。而且A棟五樓的加護病房又有人呼吸衰竭死掉，不知道是否是SARS病人？我們科上的大雄醫師送便當去A棟B2的太平間時嚇了一跳，怎麼都是穿白色防護衣的人？才知他們剛轉一個屍體出去。
晚上主任跑來告訴我，她剛才被高層叫去刮了一頓，說是看到我的日記，寫到AB棟沒有做好分棟分層控管，我心裡想他們可能看到我第三天的日記。主任說她跟高層說我寫的都是事實啊！可是高層就是很不高興，她叫我要稍微節制點。我跟她說不用擔心，這是我的個人行為我會自己負責，而且我還是要照實寫，她聽了也啞口無言。目前我身邊沒有任何的資源和工具可以對SARS做研究，唯一能做的，國中生物課本有教過我們，那就是觀察與紀錄，這幾篇日記就是我的觀察與紀錄。其實我也不是沒有考慮過我自己的處境以及前途，不過面對生命的問題，不是最需要誠實嗎？希望台灣的防疫高層能夠誠實的面對問題，不要再作秀了。晚間我們從新聞得知華西街的西霸天仁濟醫院也封院了，原因就是隱瞞SARS疫情而造成院內感染，不過這次市政府的防疫總算有了經驗，不會把SARS病患留在隔離設施根本不夠的仁濟醫院和所有的員工一起隔離。和平經驗，算是對台灣民眾有了貢獻。
△第七日（2003年4月30日）
耳溫37.9。C，已經幾乎不咳了。但今天是我們隔離人員心情很差的一天。
慈濟大學葉金川教授的聲音經由全院廣播，噩耗在全院的每個角落飄散。「A5加護病房現為疫區視同B區加強隔離，所有A棟人員自今天起重算14天。」他交代B棟人員移出的工作進度，並呼籲所有A棟人員堅守崗位不動，並由各單位主管發給每個人一張體溫及症狀記錄表，從4/30到5/13，A棟是白卡，B棟是紅卡，每個人把卡片掛在脖子上，紅白卡持有人不可相混。他說他視察A棟的結果發現有人脫口罩一起吃便當，互相摸來摸去，打球。他呼籲有這些行為的人不要拿其他人的生命開玩笑，請尊重別人的生命。廣播完我想這一定跟昨天A5加護病房死亡的病人脫不了關係。官方認定相對低危險的區域只剩A棟6F到10F，B2到4F，及A5的洗腎室和行政辦公室兩個地方等。但我們早知A棟與B棟的隔離一直不是最完全的隔離，像葉教授睡A616，院長睡A5院長室等，有幾個內科醫師會回來睡A6病房。這些人都是拿紅卡，他們在連結通道C區會脫下白色防護衣，並宣稱會沐浴，我們有跟這些醫師爭辯過這個問題。何院士認為不可以從B棟跑到A棟，B者恆B，可是高層認為可以。我覺得這就是目前我們台灣最大的悲哀，專家比官小，由外行做決策，可是官員往往最後卻不負責。A棟與B棟的護理人員下班後會有專車各自接送到國軍替代役中心，A棟的人睡二樓，B棟的人睡三樓，在那邊AB棟人員的隔離我目前還沒很詳細的調查。各層的隔離也不是絕對的隔離，基於一些庶務，有些人員會到1F，或是沒控管好的單位就會任由人員到1F大廳拿東西。
聽到這個消息A棟人員的反彈很大，因為大家已經辛苦的撐了7天了，沒想到又要延長14天，所有的努力全歸零。主任知道了很是灰心，她說乾脆不要發便當了，因為我們每發一天的便當就要出去危險的環境待一天，外面沒人管我們，如果我們小兒科有人發病的話，那全部A棟的人發病是不是要算在我們小兒科人的頭上呢？！依照官方的邏輯，當初因無法估計和平醫院院內感染規模的大小，緊急在4/23拿一個鍋蓋把整個和平醫院罩住（罩得不完全，因為選票的壓力或人情的考量把一些病人以及病患家屬都放走。醫生也很有警覺性，早在前一天儘量把病人出光。），到4/30為止和平醫院A棟的人幾乎都沒有發病。那表示4/20左右B棟的感染散播（也就是蔡醫師所說的line3）並沒有影響到A棟，甚至是B棟的大部分醫護人員。我們全體人員前七天的體溫記錄卡將是最有力的證據，不知道是否有人做這種蒐證的工作？如果以B8病人及護理長等人為第一波感染者，B8原工作人員為第二波感染者，現在強留我們下來的原因，可能是他們發覺已經有第三波（封院隔離尚未做好時，從A棟徵調過去B棟支援的人員）或是第四波感染者（支援的人員回到A棟在A棟散播）的產生。當我們在上一波感染觀察時間的同時，卻無法阻斷下一波感染的發生，而必須再度延長觀察時間，如此一來，最後的結果就是全部的人員都遭感染。除非你能夠在和平醫院的某個封閉的角落，自己切斷和所有人的一切接觸，獨自生存到封院解除的那一天為止。封院的第一天，應該要每個人發配一個獨立的房間，並由外來的人穿生物防護衣來幫我們每個人每天量體溫、提供衣食、和維持秩序，但是這些舉措都沒有，院內的人自行維持系統的運作，已造成交叉感染的發生。
大雄醫師和學長算出要A棟500人14天不發燒的機率等於1個人20年不發燒的機率。這個機率實在很低，A棟的人應該儘速撤出並找500個單人房隔離14天。各科主任忙著相互聯絡，準備和葉金川教授提出我們的訴求。
雖然嘴裡這麼說，我們兒科醫師還是照樣發便當。我被分到送A5的便當，那裡大約有100個便當要送，其中AICU大約有20個人。我從電梯口推出半截推車大喊：「趕快來拿便當！」AICU鐵門外的有個人穿著白色生物防護衣坐在警戒線的後面喊：「我不能過去！」沒辦法！一咬牙把便當推到警戒線外放下就快跑，我回頭瞄了一下洗腎室、秘書室和院長室，現在有大約80個人現在在這裡做治療或過著隔離生活。
今天醫院開始流行用大塊布或床單泡消毒水，然後放在各個進出口或電梯口的地上給大家踩。A6的地上處處可見，可能跟發佈不幸消息有關。目前各個科室私底下的連署行動悄悄在進行，高層對A棟的提早疏散的計畫到底是否能接受就看我們能不能把握住這關鍵的幾天。
△第八日（2003年5月1日）
早上大雄醫師拿著耳溫槍笑著走向我，「接受現實吧！」一量，37.6。C，全科最高，不過還是不算發燒，身體也沒任何異常。在這幾天情勢未明的隔離生活裡，疑神疑鬼很正常，像我們個性一向活潑的黃主任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她常常和高層開會後聽到不利的消息就會說：「我好像得到SARS了！我覺得我的免疫力已經沒辦法去抵抗它了！」學長問我的咳嗽是不是在封院之前就開始？我說不是！我很清楚他的懷疑是什麼。他懷疑4/18胡姓病人在急診室造成的感染擴散（line2）會不會經由我傳到科上？因為4/18當天我與那個急診外科醫師一起在急診室值班，而我們兒科急診一向都是和外科急診共用同一個護士。那位急診外科醫師後來得到SARS送台大，目前已經好轉。我個人本身是不大認同這種推論，因為那一波遭到感染的人現在不是康復中就是病的很嚴重，而我連發病都沒有，不過一被懷疑也會叫人擔心個十天八天的。至於要隱瞞病情那更是簡單不過，只要偷吃退燒藥就好，誰叫SARS的初期症狀就是輕微的發燒呢？這種道理連阿嫂都知道。新生兒科廖醫師常常削水果給大家吃，說可以增加抵抗力，尤其是芭樂，他說吃了大便會變硬，我聽了連忙跑去吃了一個很大的芭樂。
電視上報導B8護理長陳靜秋不幸死亡的消息，台北市長馬英九前來致意，並比照公職人員從優撫卹。昨天我從網路上得知此不幸的消息，長庚的同學post說她自己拔掉氣管內管，後來又被醫師重新插回去，但是不久之後就宣告急救無效死亡，我得知很是難過。我才剛來到和平醫院服務不滿一年，不曾看過她，但科上資深的醫師都認識她，她是全台灣第一個因SARS而死的醫護人員，從4/17發病到4/30死亡歷經短短的14天。不幸中的小小幸運是，因為她公務人員的身份可以領到大約一千萬台幣的撫卹金，但是其他的無名英雄呢？阿嫂、護生呢？因錯誤的政策或是被上級主管壓迫去送死的人呢？希望政府或企業主財團能夠從優對待這些在第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使我們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堅守住崗位。也讓政府想想花錢做好隔離可以省下多少撫卹金？多少條不必要的人命？！
不幸消息持續傳出，昨晚我們也另外得知B8印尼籍看護在基隆長庚死亡的消息。她就是我們A607的病人，4/22發病到4/30死亡只有短短的9天，這讓我們非常擔心A6的林護士。她是4/22上A6小夜班的護士，由於病人住院時必須由護士詳細詢問基本資料和疾病史，她當時沒戴口罩沒有做任何的防護，在一般談話距離短短的幾分鐘之內她便染上了這個疾病，由此可推測此病飛沫傳染力之強。其餘三名有到過A607也沒有做任何防護的護士並沒有像她一樣跟病人有過近距離的對話，到目前為止均無發病跡象。如果有人問我隔離這幾天觀察到SARS的最有可能的傳染途徑是什麼？我個人認為飛沫傳染還是最主要有效的傳染途徑。目前林護士在國軍松山醫院高燒兩天不退，任何退燒藥都無效，高燒時意識不清，還有拉肚子。我們科上的人關心她有無打IVIG，如果還沒，叫她趕快自費打。IVIG不便宜，一瓶大約要台幣3000元，以她的體重來算兩天總共要打掉40瓶共120000元，但還是值得。後來得知那邊無藥可打，連蔡醫師吃Ribavirin也只給7天而已。醫療資源似乎出現分配不平均或是短缺的現象，改善此點刻不容緩，如果在SARS初期不迅速投予Rebavirin和IVIG，那麼病人很快就會呼吸衰竭。A6的小姐打電話去關心她，發覺她說話時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她說她很不舒服，非常想吐。Ribavirin是一種干擾病毒複製酵素的藥物，它同時也會干擾人體其他正常的代謝功能，副作用非常的大，吃下去會有疾病更加惡化的錯覺。據我們一位去照顧SARS病患的A6小姐說，她在B8看到的病人都吃不下東西，然後一直吐一直吐，身體非常虛弱，還有頭痛欲裂。病人痛到向她拿止痛藥跟安眠藥，可是幫助不大。那裡的人生存意志力非常的薄弱，既無助而且還要面對所有人對他們的歧視。
下午忽然想到外面的世界還是照常運作著，我想到我報名的網球班已經好幾堂都沒去上了。打電話過去球場，老闆娘責備我怎麼沒有事先請假，沒有請假是不能補課的。我誠實的回答說我在和平醫院，她很害怕的回答叫我不要回去上課了，話沒說幾句就掛電話。我終於瞭解以前在醫學院上課時，老師所提到的病患人權問題。病人總是覺得生了病周圍的人看不起他、不把他當正常人，醫生用權威來歧視他，或是醫療行為傷害了他的心裡。如今我一點一滴的都感受到。
晚間又聽到葉金川教授的廣播，報告B棟疏散的進度。他強調他也有幫A棟的人找疏散的地方，如國軍英雄館和麒麟飯店或是中壢的某個軍方單位，可是碰到的問題是對方不答應，他層級也不夠高，不過他會儘量幫我們想辦法。他在廣播中說他是救火員，是進來幫我們拆炸彈的人，他已經儘量的拆，不要沒事就詛咒他。我想可能是各科室的連署抗議把他給逼急了。今天一天有關於撤到哪裡的傳聞總是不絕於耳，每次都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只是當一天的結束時，我發覺我還是躺在A612的同一張床上。
△第九日（2003年5月2日）
睡夢中被一聲「林醫師呢？他是不是住這間？」給吵醒，「他現在在睡覺。」門又關上，門外感覺上有兩三人，好像是市醫團隊的醫生，我心想不妙，難道又是日記惹上的麻煩？但一大早擾人清夢實在是很討厭，我繼續在床上睡很久才起來。
中午發完便當之後有三位市醫團隊的醫生來科辦公室找我，分別是忠孝醫院的皮膚科王醫師、陽明醫院的小兒科吳醫師、和一名中興醫院的醫師，我們到樓梯間密談。他們說話時態度溫和讓我放下原先的戒心。他們表示看到我第三天的日記，裡面寫的有些不是實情。他們不在乎外面的記者寫什麼，報紙看完笑笑就丟掉，但是他們必須來跟我澄清，因為有很多人相信我寫的日記。他們前來支援我們是根據衛生局跟各市立醫院開視訊會議所做成的決議，由他們市醫團隊接手和平醫院A棟的業務，使得我們的醫師能夠到B棟去照顧SARS病人，前提也是等到我們A棟都沒有內科醫師可用時他們才會前去B棟，根本沒有所謂的「與醫院簽切結書絕不去B棟」。而忠孝醫院派過來的皮膚科王醫師因為有在長庚醫院訓練過內科一年的經驗所以前來支援。我對他們因為我日記所受到的指責和傷害感到十二萬分的抱歉，並答應他們在日記中做道歉與更正。我也請他們諒解我寫的日記是根據4/26吳醫師到我們科辦公室吃午餐所說的話，那時候很多人都在氣頭上，所以聽不出他說的其實是玩笑話。談話中我得知陽明醫院的賴明隆醫師自A5ICU傳出SARS疫情時自願和本院的一名內科醫師（我們不知道到底是誰？）留守ICU，一共大約20幾人一同封在AICU的鐵門內。我知道AICU裡面也很毒，前天已有一名SARS病人死亡。
B棟5樓ICU傳出慘重的疫情就是前幾天由AICU轉過去一名SARS極可能病例給他們。另外又得知，A9的一般內科病房有一個抽血數據很像SARS的病人。此尿毒症的病人之前有到A5洗腎室洗腎（AICU前天死亡的病人也有在洗腎室洗腎），4/23發燒並且有呼吸喘的現象，抽血發現白血球7780、淋巴球0.95%、GOT26、GPT23、CPK834、LDH685，X光片兩邊肺葉全白，所有痰液血液培養培養不出任何的細菌，黴漿菌披衣菌抗體也都是陰性，現在病人已退燒而且呼吸正常。主治醫師給的診斷是腎衰竭造成的肺水腫，不過他們還是不放心，效法新加坡醫院的作法用兩台電風扇製造簡單的負壓，將病人身上的病毒吹向窗口。後來我跟科上的醫師討論過這個case，大家認為這個病人的臨床數據很像但是傳染力不像，果真是SARS的話，那A5洗腎室和A9病房現在應該會爆發出疫情。
下午有位台北市議會某議員研究室王主任打電話聯絡我，我告知他A棟的危急以及即刻疏散的必要性。這幾天經歷急遽的變化，使我的眼光一下子拉得很遠，我建議他應推動政府迅速做到以下五點。這是我的個人意見，我的師長們一定想得更深遠更完備。
一、儘速立法通過SARS防治法，賦予政府權力得以徵用土地建築物資做為隔離之用，醫院建立隔離房及負壓病房，徵召口罩製造商、藥商、醫療器材商使得防護和治療資源不於匱乏，動用軍警維持社會金融秩序，及強制實行隔離。
二、派人到香港或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考察，參考當地政府的隔離措施，以及如何實行隔離並維持社會正常功能的運作，以及如何和人民建立互信。
三、防疫要符合學理而不要符合政治，請有經歷過SARS且訓練有素的感染科醫師主導，只有經歷過的專家才會培養出強烈的直覺，制敵於機先。官員不是往來於公文就是經歷過也看不懂，防疫動作不恰當或太慢。
四、通過撫卹法，使得醫護人員得以拋下家庭生計及親人，勇敢的投入第一線治療SARS的工作。
五、發揚台大治療SARS經驗，利用視訊會議或是派人實習的方式教導全國的醫護人員如何治療SARS，以提高治癒率。台大第一批治療SARS成功的人是全民的資產，請優先保護他們的生命。
大約兩點多，全院廣播傳來葉金川教授的聲音，這次他的音量特別小聲。他說他的工作期限已到要離院了，B棟的人大部分都已移出。A棟的人如果防護習慣做的好又沒有人發病的話，5/13便可回家，但是他不能保證接下來完全無院內感染的發生。他又說這次的事件可以給後人或是加拿大的政府做為參考。接下來廣播傳來不知道那個長官的聲音，說為了答謝葉教授這6天的幫忙我們全體隔離人員來合唱一首「友情」，然後就唱了起來。周圍的人沒有一個人在唱，倒是很擔心我們就這樣被放棄了。SARS就像竄燒的火苗不斷從B棟那邊濺到我們A棟500人的稻草堆上，想不透當局為什麼不把這500人的稻草堆打散呢？這樣零星的火苗就會自動熄滅，而可以保存大部分的稻草，不然的話我們A棟將來會變成另一個規模兩到三倍的B棟。
約莫下午五點，我們最後的三位新生兒加護病房的嬰兒也成功的轉去婦幼醫院，這幾天黃主任為了這件事打了好幾家醫院的電話，有幸蘇前主任在婦幼醫院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也特別感激婦幼醫院的兒科的王主任和院長的大力支持。黃主任說她總算讓病人都沒有事情的出去，接下來的就是把我們也平安的送出去。我們高興的和也被隔離了9天的保溫箱及嬰兒合照。
有關A棟是否會爆發出感染的疑點實在很多，無法一一詳述。替代役中心三樓爆發出一位醫檢師經三天的發燒寒顫無法忍耐才求醫的事情，令我為去替代役中心三樓隔離的A6小姐們擔心。從阿嫂那邊得知插管轉去新竹省立醫院的B8阿嫂已經走了的消息。後來學長又告訴我B棟1F急診室的小姐已經有4人不行了要插管，其他很多人都發燒。我聽了急忙問是哪4人要插管？學長說他也不知道。我雖然早就知道B1不可能沒事，但是我不知道會那麼嚴重，4/26打電話去急診詢問蔡醫師的狀況還有跟一位小姐通過電話，那時後聽聲音都還好好的。ER三班的小姐我們兒科醫師都認識，因為值急診輪來輪去，到最後大家都很熟。她們有時候很可愛，比如說會煮宵夜給你吃，但有時候又很可恨，比如說大夜時急call你起床去看病人。我腦中突然浮現出她們每個人的臉，想到冰冷的喉頭鏡插入她們年輕美麗的臉龐，呼吸器將一波波的氧氣打入她們無力的軀體內的情景，眼眶不自覺的模糊了，幾滴淚掉到手中發送的便當上面，我儘量讓自己忙著，刻意不要去想。前幾天前主任到我們急診室對面一家很有名的乾麵店吃乾麵，聽到老闆說「護士賺那麼多，有什麼好抗爭的？！」打電話來告訴我們，大家聽了都很生氣。護士一畢業薪水三萬，做久了了不起四萬多，又輪三班又要急救病人，哪裡是份好工作？！不過她們現在都不會再抗爭了，她們已經靜靜的躺下，然後被拆散送往各處，然後無聲無息，罪名跟著她們，但她們再也不會出現在電視上了。
前後9天，和平醫院遭到全部工作人員幾近感染的單位計有B8、B6、B5ICU、及B1急診，AICU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死亡及感染的人數已超出我能掌握的範圍。
△第十日（2003年5月3日）
寫在前面
更正數點，忠孝醫院皮膚科是王醫師，賴明隆是陽明醫院的內科醫師，A9病人的淋巴球是0.95%。第三天（4/26）日記中有關市醫團隊前來和平醫院支援的描述違背事實，在此向因我日記而遭到中傷的他們感到十萬分的抱歉，第九天和第十天（5/2、5/3）日記有對他們在和平醫院一同抗SARS的奮鬥做描述。也對他們連日來的辛勞以及至今（5/7）仍未脫離危險的處境（他們的護士已經進到危險的AICU中輪班）致上崇高的敬意。
最後一日（2003年5月3日）
昨晚睡的不好，一直掛念著A9的那個病人到底是不是SARS。起床量完體溫，在科辦公室發現一份文件，這是一位在B棟的醫師寫的，他現已遭感染，我們都知道他是誰，他不願公布姓名有他的考量，這份文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訊息。首先，謎底終於揭曉，B8的感染源來自於洗衣工人，而洗衣工人為曹姓婦人所感染，line3其實為line1的延伸。洗衣工人成為銜接line1與line3的重要環節，小小的疏漏沒想到影響全局。也顯示出防疫不能有任何漏洞，外勞、遊民、娼妓也是防疫重要的一環，不容忽視。其次，有關院方疏忽的態度及封院前後感控未有有效具體措施與我在日記中的描述一致，這次和平慘劇院方高層與感控醫師難辭其咎。其三，A棟已高度危險不適合再實行院內隔離是事實。有關鮮紅字的部分「減重百萬噸、三好運動、八大疾病個案管理、組織學習一堆，則嘩眾太多，醫藥專業太少」這句話是指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任內所制訂的政策一直不符合醫療實際需求，市醫人員疲於奔命，早為人所詬病。這份文件在科室間廣為流傳，我們用盡各種關係想讓長官明瞭A棟即刻疏散的必要性，對象包括行政院的高層和市長馬英九。
電視上報導曹姓婦人從台大康復出院，先是受到各方及鄰居的歧視，經過新聞報導之後，各方及鄰居開始同情。我個人的意見是曹姓婦人不知道自己有此疾病也非惡意散播，生病之後來和平急診求醫，因院方防護不夠造成醫護人員及病人嚴重感染進而封院，整個事件其實是院方過於輕忽所導致。我記得封院前一個禮拜，醫院第一線接觸病患的單位每人每天發一個N95口罩，全院會議時感染科林醫師向全體人員保證因為本院負壓隔離房不夠且不符合三級隔離標準所以絕不收SARS病人，所有疑似SARS病患將全數轉往台大，而本院相對安全。類似如此的鴕鳥心態就是造成今日過果一發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其實羅馬非一日造成，和平慘劇只能說是整體人類自私心的一個縮影。想想去年九月廣東出現非典型肺炎時中國封鎖消息，香港和北京的官員在做什麼？後來因為掩蓋疫情，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撤職。當今年三月世界衛生組織義大利籍傳染病學家厄巴尼博士（Dr.Urbani）在越南河內法國醫院調查疫情時，首度警告SARS將造成全球性感染，厄巴尼也因感染SARS喪生。那時美國的官員在做什麼？在忙著籌備打伊拉克，而現在他們也有了疫情。當香港和北京的疫情無法控制時台灣的官員在做什麼？在驕傲的宣示三零（即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境外移出）。如今想想這些作法都太被動消極，而不知不覺敵人已經叩關。篤信秘宗的婦產科馮大師說，這次的SARS就像是以前的瘟疫，因村人無德而降災，旅行的商人路過農村，發現全村人畜死光光。這些類似的病毒因為宿主全死亡而在人類歷史或演化史中不會留下任何記錄，但是現今的世界交通的便利頻繁，使得全地球就像一個村子，傳染病將不會限於某個地域而已（拿愛滋病來說就是最好的例子）。今日所有的人一致向外逃、怕被隔離、怕被傳染，對別人家裡的事漠不關心，等到瘟神整倒了你對面的那戶人家，就換上你家敲門。綜合來說，悲劇的發生是因為處理得太慢，處理得太慢是因為沒有經驗，沒有經驗是因為不曾主動去瞭解幫助別人，所有因果環環相扣，正應驗了前幾個月的國際社會和這幾天台灣民眾自私的心理。我只能說越是自私的社會將是死亡人數最多的社會，我們本身有幸逃過一劫，但是我們的家人或朋友很可能過不了關。
從這幾天同學打手機來的慰問電話中發現，已經有很多家醫院，只要是念的出名字的，都有SARS疑似或極可能病患收在負壓隔離房。現在是生死關頭請大家不要自私，無論你是黨政高官、民代、小市民、教授或學生、富商巨賈或販夫走族、醫護人員或病患、家庭主婦或娼妓、父母或子女，台籍或外籍，在SARS的眼中一視同仁。你將只有這幾個身份：未感染者、SARS疑似病例、SARS極可能病例、康復者、SARS急重症病患或屍體。請配合隔離政策去你該去的地方，就像蔡醫師一樣，為的是保全其他的族人。被隔離的一方請對外面的人寬恕，因為恐懼是人類防衛的本能。未隔離的一方請展現你們的無私與勇氣，不吝於施出援手。這是真正的平等，大家脫去社經地位的外衣，站在同一個演化的條件下，由SARS來區分適者與不適者。
主任整天不見人影，這兩天她開會奔走，一下子說台北市副衛生局長態度很硬，一下子又說哪個官員說這件事他們不能負責，整個人又累又是心灰意冷，已經放棄了抵抗。我心理實在不放心A9的那個病人，於是跑到A6的婦產科病房敲門，市醫團隊的吳醫師和王醫師現在正住在那邊。他們決定讓我到A9病房一探究竟，現在A棟的護理站，大部分都是市醫團隊的醫生和護士，他們的護士包下了我們的白班跟小夜班，而AICU已經給他們的醫師全包了，前陣子媒體和耳語不斷的攻擊他們，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可是他們還是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無怨無悔的付出，對實在他們有些不好意思。我們先到A9護理站用電腦查他的實驗診斷數據，在電腦一頁一頁的下拉表單中我發現病人的抽血數據實在太吻合，接著看X光片，但現在全院病人的X光片都送到二樓X光室拷貝，可能即將要把所有的病人轉院。王醫師問我要不要去看病人，我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不要了，因為看了也不能確定診斷而且我徒增受感染的危險。回到A612我馬上全身沐浴，我洗得非常慢，因為連脫內衣的力氣都沒有，雙腿發軟，牙齒有時打顫，我想這就是SARS恐慌症的症狀吧！洗完我連忙將毛巾和衣物全數壓進充滿消毒水的臉盆當中。
晚間發便當時被通知A棟將有一批人可以疏散到基河國宅或至善園，我們聽了都非常的振奮，當局終於明白A棟的情勢了。院方開會決議各科室主任及還有病患要照顧的主治醫師延遲疏散，其餘的人分批疏散。小兒科有三個人可在第一波的疏散名單中，主任決定是學長、大雄醫師和我，我因為東西太多無法立刻收拾自願和廖醫師交換，他家裡的六個月大女兒現在正發燒，讓他早日完成隔離回去看看女兒。大約晚上八、九點，科上被通知除了主任之外其餘的人都在第一波疏散名單當中，大家忙著收拾行李，然後全科再合照一張。照片上仍是八個人，蔡醫師的位置現在是吳醫師來頂替，主任說這件事能有這樣的結果她很驕傲，當晚她將獨自一人留守科辦公室。忙亂之中我接到一通院內某女醫師的來電，她說她已請託許多科幫忙調查科內遭受感染的人員最後的下落及其預後，她要做病例對照研究來探討封院措施不同對隔離人員造成的影響，對照組是與我們隔著華西街的另一邊規模跟我們醫院差不多而一樣遭到封院的仁濟醫院，我答應她一定會幫這個忙。
兒科醫師因為蔡醫師是SARS疑似病例的關係全部要送往一人一間隔離的至善園，我們量完體溫便在1F大廳等候，其他危險性較低的人將被送往兩人一間的基河國宅，集合中看到某些科的主任留下住院醫師自己先走，這幾天赤裸裸的人心看得太多了，也沒什麼好驚訝的。倒是我發現許多台灣女性的典範，像蔡醫師、黃主任還有B棟的護士小姐們，危難中本能的保護他人，溫柔而堅強，比許多男人有用的多，可能是母性的發揮吧！昔日坐滿等待掛號領藥民眾的一排排塑膠椅老早就不知去向，剩下的是四處一箱箱堆的如山高的各種物資，睡袋、衛生褲、大垃圾桶等，來來去去的人潮也變成了雙眼疲憊等候上車的人們，整個大廳是個寧靜而怪異的組合。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伯高聲大罵打破了沈默：「怎麼會有人這麼缺德自私？！根本是要害別人的命嘛！」原來是A2又傳出一位常往來AB棟支援的人吃退燒藥隱瞞三天的發燒，後來病情變嚴重而被發現，那位老伯正是這幾天和他在一起的人。此時葉金川教授的聲音又在全院迴響，除了交待疏散進度之外，再度強調只要防護措施做的好，A棟比外面哪邊都安全。兩件事正好一正一反、一前一後荒誕的發生，而我已累到不想去思索。
好不容易等到專車來，點名之後上車，我起先坐前排，總醫師學長悄悄跑過來拍我的背叫我去後面和他們坐在一起，我跑過去坐定之後問為什麼？學長說：「你剛才沒聽到老伯在罵嗎？前面坐的都是A2的人。」瘟神一路追到了醫院的門口，不知是否也上了車？不管了，今天能如此，比起B棟的人真的是幸福太多，可以說是他們用人肉築成的牆來擋住火勢，而使我們有時間逃走。想起去年七月，我剛拿到畢業證書來到和平醫院B棟2樓的內科辦公室，先是見總醫師詹尚易再去見內科主任黃蓮奇，表達想進內科的意願，只要是醫學生進入臨床之後，莫不為內科豐富的知識和深奧的學理所著迷。後來考慮到內科都是照顧末期衰竭的病人，急救加護工作又累又吃緊，醫療糾紛多家屬又愛告，薪水在健保給付之下恐怕賺一年連談和解的金額都拿不出來，退而求其次來到A棟6樓的小兒科，沒想到一念間竟決定了我的命運，否則今天被插管轉去國泰醫院的人可能就是我。台灣的民眾和中央健保局，你們還需要內科醫師嗎？還有一個未報到，但實在等太久，點名的人說不等了，車子滑下斜坡緩緩前駛。多日不見，中華路和西門町的燈火比我印象中的還要繁華還要陌生，外面的世界還是充滿著歡笑與活力，沒有一絲的不對勁。回頭望去只見兩棟慘白的建築孤伶伶的聳入漆黑的夜空，像是隻巨獸的骨骸，也像是座廢墟。記憶回到了十天前，我看見和平醫院的大門一早被警衛打開，看病探病的人潮熙熙攘攘，門診護士頻頻向病人鞠躬，蔡醫師查完房去看門診，我們住院醫師忙著開立醫矚、與A6小姐一起抓著小孩打針。急診小姐急call我，我匆忙的穿過連結通道去看一個發高燒的小孩，看完向她抱怨不要每次都那麼急。急診堆滿著病患和病床，大家各自忙大家的，沒空搭理人。那晚我下班跑去理髮，理完回來醫院拿東西，經過護理站看到林護士的背影。我那時應該是衝過去拍拍她的肩膀說，A607的那個病人是SARS，至少戴了口罩再進去。一切的一切像是從沒發生過封院般的安靜平常。車子駛入茫茫的夜裡，我彷彿只是做了一場夢，一場我不願去相信的夢。
（全文完）
創作內容
【轉載】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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