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於明治元年，一百五十年後的現在剛好是平成末年，明治元年的開始正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今天(1868年10月23日)發布改元詔書，距今剛好整整四個時代；站在歷史當下總讓我感觸頗深。
（順便一提今年同時也是近藤勇和沖田總司去世150週年和戊辰戰爭爆發150週年。要紀念明治維新的同時也不能忘記新選組，雖然我很喜歡二次元，但現實生活中可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和是非，更不能以簡單的善惡二元論來臉譜化歷史人物，這是我研讀歷史的原則）
雖然一個半世紀過去了，但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從這段歷史中讀到某些警醒，獲得某些啟示；因此今天在這，我想不自量力的重新檢視一下明治維新在當時的脈絡以及從現在角度看的意義。
維新志士多半是“尊王攘夷”派，1868年推翻了德川幕府，後來成了明治政府核心力量的來自薩摩藩(今鹿兒島)、長州藩(今山口縣)和土佐藩(今高知縣)的那些中下級武士搖身一變都成了明治新政的領袖，薩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1830年－1878年)、西鄉隆盛(1828年－1877年)和長州藩出身的木戶孝允(1833年－1877年)等被人譽為“維新三傑”。他們都是屬於支持尊王攘夷的薩長同盟一份子，尊王是因為本身的境遇窘困而對幕府感到不滿，試圖抬出天皇重新執政來瓦解幕府的統治，而攘夷則是發自內心的對西洋勢力湧入列島的強烈憤懣。與他們針鋒相對的是“公武合體”派，也就是藉由公家(朝廷)和武家(幕府)合作改造幕府權力，以維持幕府的實權。簡單的說就是反動派啦！於是誕生無數影視作品的幕末時期就在佐幕(公武合體)VS倒幕(尊王攘夷)的一系列衝突下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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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9月14日發生了一件事。一個名為查理斯•理察遜(Charles LennoxRichardson)的英國商人，在中國待了十幾年之後準備回國，就想順便到日本來看看，來到了當時已對外開放的橫濱，跟一個做生絲生意的英國商人、一個在美國貿易公司裡做事的英國人和來此地觀光的夫人一起，騎著馬前往真言宗智山派的大本山平間寺做短途旅行，途中在神奈川生麥(位於現在橫濱市鶴見區的西南部)的地方，與當時薩摩藩藩主的父親島津久光(1817年－1887年)一行狹路相逢。島津一行來到此地的目的就是向幕府質問當前的國策，對於洋人本來就看不順眼，雙方在生麥這個地方發生衝突，同行的薩摩藩藩士一時氣盛就拔刀刺死了理察遜，並刺傷了同行的兩名英國人。這在當時當然是一件大事，英國代理公使愛德華•尼爾(Edward St. John Neale)就代表英國政府要求幕府方面對肇事者進行處罰並賠償10萬英鎊。當時的德川幕府，對全國的統治力已經大為下降，它雖然賠了錢，卻無法讓薩摩藩把犯人引渡給英國。於是尼爾代理公使就決定自己來解決問題。翌年的1863年8月15日，7艘從橫濱出發的英國軍艦行駛到了薩摩，要求薩摩藩賠償受害者遺族2萬5千英鎊並交出兇手治罪。薩摩藩對此不予理會。於是英國軍艦便對薩摩進行砲擊。恰好此時颱風來襲，炮火順著風勢把鹿兒島城化為一片火海，英國方面也因風暴而遭到了很大的損害，且因彈藥和糧食的不足而未敢戀戰，撤離了鹿兒島海面。這次歷史上的所謂“薩英戰爭”，英軍雖然沒有佔領薩摩，卻讓薩摩藩深切領教到了英軍也就是“夷狄”的厲害。排外的“攘夷”派意識到自己一直主張要攘除的夷人，並不是茹毛飲血的蠻夷之輩，而是有著先進文明的洋人。於是薩摩藩就在這一年的11月派人在橫濱與英國展開談判，向英方道歉賠錢。此後薩摩藩意識到，須向強敵英國學習，日本才可能變得強大，於是在1865年4月17日，在未得到幕府許可的情況下，秘密派遣了19名青少年去英國留學，其中有後來很出名的森有禮(1847年－1889年)，他當時才17歲，至英國後立即接受了新的思想，在倫敦大學 接受教育，以後又去俄國考察海軍技術，再到美國，歸國後倡導宗教自由，介紹西方的新式教育，1885年伊藤博文(1841年－1909年)組成第一屆內閣時，任命他擔任第一任文部大臣，可惜三年多後，被保守派刺殺。
就在薩英戰爭爆發的同一年，日本還發生了一件事。1863年6月25日，後來成了推翻幕府的急先鋒的長州藩，對經過下關（又稱馬關）海峽的美國商船悍然進行了砲擊，又對各國的軍艦加以攻擊。西方列強對於幕府的對外政策相較於清朝還是比較滿意的，也試圖幫助幕府來穩定日本國內的局勢，但同時也明白，以當時幕府的實力，恐怕難以控制各藩的排外勢力，於是決定自己動手。英國公使艾爾考克(Sir Rutherford Alcock）說服了法國、美國與荷蘭，一起組成了聯合艦隊，在1864年的9月5日，浩浩蕩蕩開往下關海峽。但是長州藩對於列強的要求不予理睬，結果遭到了四國聯合艦隊的毀滅性的打擊，長州藩的砲台被全部摧毀。經過這一次交手後，原先排外態度堅決的長州藩，也徹底醒悟到了西方的強大和先進，於是從單純排外的攘夷改變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攘夷，後來積極主張導引西方文明的初代内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初代外務大臣井上馨(1836年－1915年)等都是出自長州藩。
由此可知，日本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服膺西洋文明的，經過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之後，排外的風潮可是相當激烈的，但他們一旦領教了洋人的厲害後，立即就改弦易轍，拜洋人為師。薩摩藩後來開辦了不少新興的產業，成了維新的策源地之一；長州藩的下關，後來也成了開放港市，早早地開設了英國領事館，這一建築至今仍然被珍貴地保留著，成了重要的文物。至於早先之前1853年7月、1854年1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MatthewPerry)先後率領4艘和7艘軍艦來到江戶灣(今東京灣)浦賀海面撬開日本的大門時，保守的幕府為何沒有進行武力抗擊呢？這當然可舉出若干理由來解釋，比如日本自17世紀初便陸續實施了鎖國政策，因為不允許日本人出海，國內不許建造200噸以上的船隻，因而幾乎完全沒有海軍作戰能力，雖然自19世紀起已有人陸續鼓吹海防，興建了若干沿海的砲台，但差不多都是前近代的老式裝備，射程和殺傷力都相當有限，因而暫時不敢魯莽抵抗。其實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作為鎖國時代唯一有有限通商關係的荷蘭(民間貿易還有中國)，不知出於何種目的，荷蘭國王在1844年曾向幕府發出了一份建議書，勸導日本不要步中國的後塵，主動打開國門。為了讓幕府的執政者了解新的世界大勢，荷蘭每年製作一份信息報告書，日文曰《阿蘭陀風説書》，向日本介紹當前新的世界局勢和各國的力量對比等，儘管還只是每年一份，卻使幕府的當政者多少了解了列島之外的天下大事，因而在佩里率領黑船進入日本海域時，沒有貿然抵抗，避免了一場無謂的戰爭。
佩里武力宣示的結果，就是幕府與美國簽署了一份《日美和親條約》，主要內容是日本向美國開放下田、箱館(現寫作“函館”，日語中讀音相同)兩個港口，為遭到海難的美國船舶提供便利，以及美國可在下田設置常駐代表。雖然沒有太多的實質性的內容，卻宣告了幕府實施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的終焉。當時的幕府名義上還有將軍，但實際主政的是一個名為井伊直弼(1815年－1860年)的大老(官職名，略等於宰相），他基本上是一個開放派，主張與西方與進行交往。在他的主持下，1858年日本與五個主要西方國家美國、英國、法國、荷蘭、俄國簽署了友好通商條約，主要內容是：下田、箱館、長崎、新潟、兵庫(今神戶)為開放港口，江戶、大坂對外開放市場，各國可開設領事館，並擁有領事裁判權；各國可在江戶派駐代表等。自此，西方勢力全面進入日本。
整個明治時期，有一個現象不可忽視，就是有相當一部份當年的“民權派”，若干年後蛻變成了“國權派”。一般理解，民權派較多的是從在野的立場，向官府主張、呼籲、倡導民眾的利益和權利，而國權派，較多的是站在官府的立場，強調日本國家的正當性以及日本在海外權益的正當性。有意思的是，一些當年民權或西化的鼓吹者，在明治的中期開始，便將立場漸漸地從在野移向了官府，後來竟成了面目可憎的皇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者。
其中比較著名的人物，首先可以舉出西周(1829年－1897年）。日文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對他的介紹或定位是“啟蒙思想家”。他的家庭原是津和野的藩醫，4歲時即跟著祖父學習《孝經》，後來進了藩校“養老館”，潛心研讀儒學，以後離開家鄉去各處闖蕩。1853年冬，在江戶跟著一位藩醫學習荷蘭語。17世紀初開始，為防止基督教的流播擾亂人心，動搖政權，江戶幕府實施了嚴格的鎖國政策，只允許長崎一隅與荷蘭和中國做貿易。在長崎的出島開設了荷蘭官方的商館。18世紀時幕府解除了荷蘭文書籍入境的禁令(宗教書依然嚴禁)，在日本逐漸形成了依托荷蘭文汲取西洋新知識的“蘭學”，一時除了國學、儒學之外，蘭學也是知識份子矚目的對象。西周因而有了學習荷蘭文的契機。1854年國門被美國人打開後，英文受到了人們的關注，西周也在1856年開始跟人學習英文。1859年他當上了幕府開設的蕃書調所的教授助手。1860年，他與津田真道(1829年－1903年)向幕府提出了去外國留學的願望。兩年後的1862年6月成行，差不多一年後到達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隨後進入了萊登大學進行了三個月的荷蘭語學習，然後專攻法學和經濟學。將近三年後回到了日本。可以說西周是在西方接受法學和經濟學訓練的第一批日本人，回國後立即受到了幕府的器重，擔任了當時最高學府開成所的教授，他把荷蘭教授講授的《萬國公法》講義翻譯成日文，呈獻給幕府。1867年，他應江戶幕府的末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年－1913年)之召，向其教授法語，又向德川將軍解答了英國議會制度和三權分立體制的問題。1870年，在自己的宅邸開設私塾育英社，講授“百學連環”(即百科知識)，翌年被新政府的宮內省召去擔任皇室的侍讀。1873年擔任陸軍省第一局第三課課長，以後長期在軍部供職。1874年加入日本最大的啟蒙思想團體“明六社”，在《明六》雜誌上發表《知說》，出版《百一新論》、《致知啟蒙》，成了啟蒙思想運動中的名著，與福澤諭吉(1835年－1901年)的《文明論概略》、《勸學篇》等一起，影響了不久興起的自由民權運動。
無疑的西周是一位在相當的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先驅，然而他早年儒學的堅實的薰陶，長期為幕府最高層服務和擔任皇室的侍讀以及在陸軍省十數年服務的經歷，也培育了他堅定的忠君愛國的信念，他的所有努力，最終是為了國家。他後來成為國權派的代表人物，最具有象徵意義的就是他受山縣有朋(1838年－1922年)的委託，起草了以天皇的名義頒布的影響整個近代日本的《軍人敕諭》。在這篇兩千字的長文中，他一再鼓吹日本軍隊自古為天皇所統帥，軍人當以盡忠盡節為本分，正禮儀、尚勇武、重信義，下級服從上級，上司慈愛下屬，盡忠報國。人們很難相信，這樣一篇充滿了封建色彩的文字，竟然是出自一個最早留學西洋，曾是民智開啟者兼民權鼓吹者之手。
福澤諭吉也有著跟西周差不多的蛻變軌跡。福澤諭吉的確是近代日本最傑出的思想家，或者說是明治時期最主要的啟蒙思想家。他5歲時開始隨同鄰近的藩士學習漢學和刀劍，據他在自傳中所述，他少年時讀過《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和《左傳》等，由此可知他在漢學方面具有深湛的修養，只是在接觸到了西洋文明後，他將這些傳統的東方思想歸入了負資產的範疇。福澤20歲時進入當時著名的蘭學家緒方洪庵(1810年－1863年)開設在大阪的“適塾”，在這裡接觸到了荷蘭語的文獻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學科。1858年他來到江戶遊學，在已經開埠的橫濱直接邂逅了歐美文明，始知荷蘭業已隕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語，乃發奮自學英文以求一窺外部的世界。1860年2月，他作為隨員乘坐日本第一艘橫渡太平洋的輪船“咸臨丸”前往美國，福澤也成了近代第一批遊歷西方的日本人；在美國待了四個月之久，直接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衝擊。1862年又去歐洲遊學一年，行踪遍及英、法、德、俄、荷蘭、葡萄牙諸國，考察了歐洲的銀行、郵政、議會、法院及工廠等，在倫敦恰逢世博會，集中見識了西方文明的成果，1867年2月，再度訪問歐洲，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1866年撰寫的《西洋事情》，應該是第一本向日本讀者全面介紹西洋文明的書籍，以後又將美國的獨立宣言譯成日文刊在雜誌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論概略》，正式奠定了他作為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的地位，也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脈絡之一。
福澤諭吉雖然一生沒有入仕，但建造一個強大的近代日本始終是他政治理想的指歸。1884年在朝鮮開化黨策動的甲申政變失敗後，他提出了著名的“脫亞論”，主張日本率先躋身於西方的行列。為此可以仿效西方向海外擴張。因此當1894年日本在朝鮮發動了甲午戰爭之後，福澤諭吉立即站出來堅定地支持日本當局，認為這是一場文明對於野蠻的戰爭，日本代表了文明的正義，出於這樣的邏輯，在控制朝鮮和獲取巨額賠償金及割讓領土諸方面，福澤更主張不可有絲毫的退讓，可見福澤雖是書生出生，卻並無書生的虛無空洞，日本的國家利益，才是他最終的價值取向，在戰爭初期，福澤一直以一個文明論者的姿態出現，強調日本開戰的目的在於引導鄰國走向文明的世界，強調日本戰爭行為的正當性，一旦等日本獲得勝利後，就竭力主張日本獲取利益的正當性，他雖以民間人士的面貌出現，在本質上卻與官方的立場達到了驚人的一致，並在相當的程度上主導了日本社會的輿論。
至於德富蘇峰(1863年－1957年）的蛻變更是讓我覺得有些瞠目。德富蘇峰是一個在日本近代史上罕見的在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皆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媒體人和評論家。他的教育背景，除了一個時期曾在漢學塾內讀過以中國古典為中心的東方典籍外，主要是在家鄉熊本洋學校和東京英語學校、京都的同誌社英學校(一所日本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今同誌社大學的前身)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年輕時雖不像福澤諭吉和內村鑑三(1861年-1930年)那樣在海外遊過學，卻閱讀了大量原版的曼徹斯特學派的理論著作，一度曾醉心於西歐的民主自由思想，積極投身於當時在日本方興未艾的自由民權運動。1887年2月，年僅25歲的德富蘇峰在東京成立了民友社，創辦了在明治中後期頗有影響的周刊《國民之友》，1890年2月又創辦了《國民新聞》報，鼓吹平民主義思想，並曾遊歷中國和台灣，並留下《支那漫遊記》(民友社、1918年。)、《台灣遊記》(民友社、1929年。)兩部遊記。
但是就像很多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一樣，德富蘇峰在骨子裡其實一直是一個國家主義者。1882
年他在家鄉創辦私校“大江義塾”時，就創作了一首《愛國之歌》作為校歌，以此來激勵青少年為國家奮鬥。甲午開戰前夕，因朝鮮事件的刺激，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或曰國家主義達到了高潮，德富主持的《國民之友》和《國民新聞》也成了這一思想或情緒表達的重要媒介，而德富自己則因這場戰爭，徹底蛻去了平民主義的外殼，基本放棄了自由民權的主張，演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者。其標誌就是1894
年12
月由民友社出版的，將戰爭時期發表的部分文章合編而成的《大日本膨脹論》。甲午戰爭爆發後，他主編的《國民新聞》成了主戰言論的陣地。相比較福澤，德富具有更為強烈的帝國主義傾向；此時中國因為連戰連敗，頻頻放出信號，希望談判媾和，並請求西方大國從中調停斡旋，日本的輿論中也出現了微弱的停戰談判的聲音，他對此表示堅決反對，更進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國主義設想：北佔旅順口，南據台灣，這樣日本北可控制俄國，南可應對英國，才可發揮出東亞的霸權；此時的德富蘇峰已完全蛻變成了一個頑固的國權主義者了。順便一提，德富蘇峰在昭和時期的1940
年9
月向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1891
年－1945
年)
提出締結日本、德國、義大利三國軍事同盟的建議書，1942
年出任軍部主導的“大日本文學報國會”和“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的會長，幾乎是二戰時期日本文化界的最高領袖，後來堅決反對接受《波茨坦公告》，被盟軍定為甲級戰犯的嫌疑人，開除一切公職。![]()
上述三個人物例子，清晰地昭示著明治維新的大戰略基本面，即汲取西洋文明和變革既有的社會與政治制度及推進近代產業的發展和思想的維新，最終基本完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向近現代的轉型，另一方面則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帝國主義的擴張迅速銜接，使得近代日本在剛剛開啟資本主義的大門時，就已經跨入了帝國主義的軌跡，同時還殘留了濃郁的封建專制獨裁的陰影。最後如果一定要評價出“成功”或“不成功”這樣二元性質的結論的話，我會這樣認為：明治維新是場硬體成功、軟體失敗的改革。在我說明理由之前，先說個故事；從前有個拳擊選手，天賦平平，少年時期的訓練也不突出。到了要準備參加正式比賽時，這傢伙看到對手都是些人高馬大的肌肉棒子，內心開始不安害怕打輸，於是賽前開始天天吃藥來增強戰力。他第一個對手是個大胖子，雖然身體很高大但慢吞吞的，於是打贏了。第二個對手比自己強了好幾級，肌肉看上去也挺發達，於是他恐懼之下打了針興奮劑，再加上點運氣成分終於也贏了。然後這傢伙很開心，覺得自己有能耐挑戰後面那群兄貴啦，就這樣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天天嗑藥，雖然身體出了點不良反應，但多打幾針也就消退了。後來藥效不行了，還可以興奮劑、強心劑、腎上腺素一起打，這下可好了；終於在他挑戰最後的頭號兄貴拳擊手時由於不能快速擊敗對手，再加上長期嗑藥帶來的後勁不足的DEBUFF
和各種副作用越來越嚴重，最後被一拳摜在臉上給對方打個半死，故事說完了。就如同商鞅變法與彼得大帝改革一樣，明治維新本質上就是一場透過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為了盡快解決國家危機而進行的社會大改造。日本在明治時代的短短半個世紀中從一個缺乏現代化基礎條件的國家完成了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資本積累和苦心經營才完成的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的變革，實現了形式上的現代化；但還是未能在根本上改變君主專制、藩閥政治與帝國主義這些與現代化社會發展所不符(
雖然一開始並不一定是阻礙)
的狀況，最終的結果便是殘留下一套半新半舊又不完善的爛攤子。這個爛攤子在文化上的體現，就是夏目漱石(1867年－1916年)筆下的“大和魂”和泉鏡花(1873年－1939年)開創的觀念文學，經濟上的體現便是“滿蒙生命線”理論與財閥政治和不健全的工業體系，在政治上的體現，則是從西南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從《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到大政翼贊會。客觀來說，明治維新確實幫助日本擺脫了危機，並成功躋身進入強國行列，但最終也是這一系列爛攤子把日本一步步推向通往深淵的方向。謎之音：轉眼間為了抗議限制日本的非戰憲法不惜自殺的三島由紀夫(1925
年－1970
年)
已走了快半世紀，而為了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涉嫌叛亂的鄭南榕(1947
年－1989
年)
不惜自焚殉道也已快30
年；但願同樣受過時憲法桎梏的日本與台灣能早日擺脫受制成為正常國家啊！
創作內容
明治維新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之換個角度看維新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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