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
《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哲學家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的傑作,而它的繁體中文版則是我那身兼哲人、詩人跟雞掰人的朋友──劉維人──所翻譯的,他不只以他的學識和專業翻譯本書,更為本書寫了一篇名為後記實為書評的文章「《反民主》譯後記」
(上)(下)。
我擅自為這段後記做了一點節錄,省去了中間一段精彩的正反論述,而去強調原作者對現行民主制度的批判,以及譯者對改善現行民主制度的看法。希望大家看了這段節錄之後,乖乖把譯者的整篇後記補完,補完整篇後記之後,再去把整本《反民主》補完。
此外我對以下這部分的論述,尤其感同身受。
「如果上班佔去了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下班後當然只能睡覺、購物、吃大餐、玩手機遊戲,怎麼可能還有力氣跟誘因去關心公眾事務以及其他人的立場?」
然而在我們更心有餘力了解彼此、化解偏見,進而增進民主制度的效益之前,又得經過多多漫長的勞權教育、組工會、罷工,才能改善這妨礙我們心有餘力的現代奴隸制?
選舉很花錢,所以政客要掌權很花錢;而老闆比勞工更有錢,所以政客會聽誰的話呢?政客訂了圖利老闆、剝削勞工的政策之後,勞工就更沒心力和資源了解政治,結果讓剝削日益嚴重,這就是偉哉鬼島的成因呀......
「《反民主》譯後記」之節錄 哲學家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在2016年出版之後陸續引起許多討論,後來的英國脫歐以及美國川普當選事件,更是讓本書一炮而紅。布倫南認為目前「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有很高的風險做出錯誤決策,因絕大部分的選民會受到偏見或無知的影響,投下違反心中政治理念的票。
想提醒讀者的是,這是一本非常容易被誤讀的書。光是書名《反民主》就很容易讓人誤解,以為這是一本反對人民當家,支持威權的書籍。
為什麼布倫南要「反民主」? 《反民主》的論述重點是,選民的素質會讓民主決策變得不夠正義,讓政治環境變差。全書的核心論證簡述如下:
1.
政治決策的風險很高,雖然人民的選票未必能夠直接影響施政,但會影響政客素質以及政府施政方向。
2.
人民需要具備足夠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才能靠選票實現心中的政治價值。絕大多數的人民非但不具備這些知識,還充滿各種偏見與心理偏誤。
3.
讓這些無知、偏見、心理偏誤影響整體政治決策是不正義的。人民有權拒絕被這些東西統治。
布倫南引述美國的實證研究指出,大部分的美國選民對於政治相當無知,就連基本的政治、社會科學、歷史常識都不知道。他們嚴重錯估各種國家預算所佔的比例,不知道哪些政策是誰提出的,不知道政黨對各議題的傾向,也不知道議會處於哪個黨的掌握之下。
另一方面,人們握有的資訊多寡會影響政策偏好。即使去除人種、收入、性別等影響,依然可以發現人們握有的資訊越多,就越反對經濟管制、支持墮胎權、反對戰爭、反對嚴刑峻法、反對法律道德化等等。最後,人類的決策跟意見會大幅受到各種心理偏誤的影響,即使握有資訊也很難用理性的方式思考,而政客與媒體會刻意利用這些偏誤操弄民眾。
總之布倫南認為,以美國為例,選民大概有一半是對政治沒興趣也沒認識的「哈比人」;另一半則是擁有不少知識卻無法理性思考,不斷劃分敵我彼此敵視的「政治流氓」。
絕大多數的選民都在無知與資訊錯誤的狀態下,抱持良善的用意去投票,想要支持某些政黨或某些政治理念,結果可能反而搬磚砸到自己的腳。
怎麼辦呢?有人會說我們應該採用審議式民主,但作者引述實證研究指出,審議民主的理論與現實差距甚遠。現實中的審議式民主會受到各種心理偏誤的影響,往往弄巧成拙,不但沒有增進彼此理解,反而讓人們的意見更為極端或對政治失望。
也有人會說,民主制的優點就是即使大部分的選民都受無知與偏見的影響,投票結果依然能做出正確的決策。但布倫南再次指出,這類說法只在理論上為真,並不符合現實中的狀況。現實中選民知識的系統性偏誤,會讓這些支持民主制的數學論述垮台。
那麼,既然「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有很高風險做出錯誤決策,民眾可能會投下違反自己心中信仰價值的選票,我們該怎麼減少這種不正義呢?
譯者書評 對於人心與文化的可塑性,我卻比布倫南樂觀很多。
有一種東西早已存在,而且正在緩慢地增加人們的知識程度與判斷能力——教育與資訊傳播。
整本《反民主》的論證所預設的時間觀很短,因而無法討論民主缺點背後的成因。選民無知的原因可能是「合理的不理性」,但其中也包括沒有足夠的時間與文化去獲取資訊。
事實上,近年許多論述都指出公共領域的消失、政治的商品化、代議士的弄權等等,造成大眾對公共事務、民主素養、自身義務一無所知,把投票當成民主的「淺薄民主」問題。如果我們不在文化中投注資源,孕育公民的責任感,提供基本的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進行有趣的公共討論與知識傳播,那麼人們的知識自然會比較少。
如果我們沒有讓大眾盡量了解各種心理偏誤與偏見,沒有練習如何驗證資訊、評估利害,沒有從各種大大小小的契機練習了解其他人為什麼會抱持與自己相反的看法,人們當然會輕易地驟下結論,變成喜歡區分敵我的「政治流氓」。如果討論公眾議題的知識門檻越來越高,科普知識卻沒有等比例增加,官員與專家甚至越來越不願意正面回應提問,大眾當然會喪失求知的興趣,甚至變成陰謀論者。
最後,如果上班佔去了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下班後當然只會變成「哈比人」,只能睡覺、購物、吃大餐、玩手機遊戲,怎麼可能還有力氣跟誘因去關心公眾事務以及其他人的立場?
雖然我目前並不對人性抱持樂觀論,但歷史顯示隨著文明發展以及教育進步,人們總體上的確變得更有同情心、更厭惡酷刑、更支持多元價值。這至少證實社會因素可以改變大眾的思維與偏好。
不如嘗試推動更多公民/社科/哲學教育,逐漸改變學校教育的威權文化,藉以從小培育民主素養,研究目前的民主社會中資訊流通與公眾信任的機制與障礙,鼓勵公眾事務決策過程的報導,讓決策過程更透明,建構資訊溝通平台,讓各種造成我們彼此為敵的心理偏誤更為人所知,設法用更多方法讓各種不同族群的立場與困境得以被看見(即使他們政治不正確,甚至嚴重不正義)。
如果可以的話,也許我們比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降低工作壓力與工時,留下更多精力,擁有更多「無所事事的時間」去聆聽各種聲音,討論各種議題,才能在極右派與後真相節節增高的威脅中,減少民主制暗藏的危險。也許我們需要更短的工時,甚至逐步推行全民基本收入以給予人們更多的時間,但這又是另一個議題了。
總之,布倫南在《反民主》中對民主制提出了關鍵的一擊。我們有義務去思考選民的無知與偏誤會如何傷害民主制,以及民主制是如何變得不正義。我們同樣有義務努力降低人們的政治無知與各種偏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