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退休後，我較常到大陸各處走走，也喜歡聽聽大陸的歌唱選秀節目，令我很訝異的是，鄧麗君的歌曲在大陸居然如此廣受歡迎，幾乎男女老少都對它喜愛有加。
記得鄧麗君的歌曲在台灣開始流行的時間，約莫是1960年代末，正是我高中、大學的時代，彼時台灣正展開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思潮也隨之傳來，校園裡最流行歌曲是西洋歌曲，而像鄧麗君等的國語流行歌曲並沒受到特別青睞，只被看成二流歌曲，但這些二流歌曲在兩岸開放交流後，卻成為大陸百姓的天籟。
其實不只鄧麗君的歌，幾乎所有台灣當年流行的國語歌曲都傳入大陸，且深受喜愛。我還聽過大陸有人唱起歐陽菲菲的「熱情的沙漠」，這首歌約流行於1974年間，當時我正在景美政治犯監獄的洗衣工廠洗衣服，眾政治犯難友們一面洗衣一面哼著這首歌，把它當作好笑的歌曲。
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除黨八股的愛國歌曲外概皆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主。這是因為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不允許反映社會面的歌曲出現，只容許個人情懷的歌曲。
這和大陸剛好相反，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正進行國家漫長且艱困的工業化時期，此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必須從全國百姓身上提，被稱為「內生性的自我剝削」，為了號召全民共體時艱投入國家的工業化，因此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長期被壓抑在集體主義、階級鬥爭等社會主義運動下，個人生活、個人情懷則一定程度上是會被批判的，因此像鄧麗君的這種歌曲，幾乎不可能聽見，聽說當初老百姓剛剛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時，還是偷偷摸摸聽的。
製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凌風說：「鄧麗君代表一個時代的符號。」，對台灣來說這句話有些過獎，但對中國大陸來說這句話或許並不為過，畢竟鄧麗君的歌曲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巨變而傳入。
與中國劇變同時傳入的還有西方的物質文明以及商業文明，這些文明令大陸從官方到民間，從高層的知識分子到一般市井小民都為之傾倒。
1989年2月我到北京拜訪當時一家電腦公司「四通公司」，與一位經理面談，他大讚西方的文明。
我反問：「你們不是正在提倡社會主義文明嗎？」
他不屑地回說：「什麼社會主義文明，日本、新加坡我都去過了，人家那個才叫文明。」
的確，要說文明，當時的中國實在很難與西方評比，物質方面中國落後太多，精神方面這位經理說：「人家那百貨公司的店員多有禮貌。」，而我這次到北京曾到一家雜貨店買紙張，卻被店員催著問：「買不買？買不買？…」，因為下班時間快到了。
還有伴隨這些文明進入中國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此意識形態的薰染下，社會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甚囂塵上。這次到北京我也去參訪北京大學，看見校園的布告欄上，-貼著一張小字報，一堆人緊張兮兮地圍著觀看，我也擠進去看了一下，上面寫的是呼籲中央領導人應如何如何實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些用詞潛字，我似曾相識，因為當年我在學生時代搞革命想推翻國民黨最終被抓進去坐牢前，所接觸到的，也正是這些西方自由主義的東西。
看來改革開放後十年間的中國，在西方物質文明、商業文明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社會正醞釀著人心的躁動。
1988年中國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其原因如下：
1.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領導的二代核心，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遂借鏡戰後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的經驗，進一步引進外資，允許對外貸款、合資經營，並因應償還外債之需要，開放沿海特區，帶來經濟高速增長。
2. 改革開放後，生產力獲得解放的農村，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快速發展，工
業產值曾占全國40%。
以上兩項因素，帶來國家消費和投資需求兩旺，促使國家發行過量貨幣，通
貨膨漲因而爆發。
自從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市場經濟，並且允許私人資產的存在，同時改
革開放時為了安頓城市大量的失業人口，允許機關設立服務業公司，這些服務業公司後來演變為「官倒」公司，他們憑藉其特權關係，在價格雙軌制下利用官定價格與市場價格間的巨大價差，大搞倒買倒賣，從中牟利，此種貪腐現象，和改革開放前的廉政相比，呈現巨幅落差，自然也積累巨大的社會民怨。
而真正引爆這波通膨的導火線，正是由官倒公司所帶動的全民大搶購，各地生活物資被搶購一空，據說連鹽巴也被買光。
於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官倒貪腐不滿所積累的巨大民怨，以及在西方價值觀影響下的民心躁動，終於在這場經濟危機下引爆。人民蜂擁至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要求整治官倒，要求政治改革。
示威活動延續二個多月，中共中央面對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巨大動盪，何去何從出現分裂，使得事件遲遲未能解決。而與此同時，自從改革開放後，西方的勢力也悄悄進入中國，此時更是見縫插針，搧風點火，企圖像瓦解蘇聯那樣一舉推倒中國，使得事件最終以悲劇收場。
今日吾人如何看待六四事件。
首先，六四事件就如同文革一樣，它是中國國家工業化顛簸進程中的歷史悲劇，是苦命中國的一個社會旅程。
同時國際金融巨鱷又瞄準盧布做空，盧布開始大崩盤，蘇聯人民剛廉價出售債券所得到的盧布，又面臨不保，盧布也崩跌了，蘇聯人民急於出售盧布，兌換美元，盧布遂從原來1盧布兌換2.8美元，崩跌到1美元兌換4800盧布。而這些進場的美元紙鈔，每張印製成本只有0.5美分而已。
就這樣從國企債券到盧布，蘇聯人民的儲蓄被劫掠一空，國家龐大的資產被洗劫殆盡。
看了以上驚心動魄的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洗劫，不盡讓人聯想到當年六四事件，中國如被西方勢力推倒，中國人民的命運將會如何？中國會有今日的崛起嗎？
記得鄧麗君的歌曲在台灣開始流行的時間，約莫是1960年代末，正是我高中、大學的時代，彼時台灣正展開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思潮也隨之傳來，校園裡最流行歌曲是西洋歌曲，而像鄧麗君等的國語流行歌曲並沒受到特別青睞，只被看成二流歌曲，但這些二流歌曲在兩岸開放交流後，卻成為大陸百姓的天籟。
其實不只鄧麗君的歌，幾乎所有台灣當年流行的國語歌曲都傳入大陸，且深受喜愛。我還聽過大陸有人唱起歐陽菲菲的「熱情的沙漠」，這首歌約流行於1974年間，當時我正在景美政治犯監獄的洗衣工廠洗衣服，眾政治犯難友們一面洗衣一面哼著這首歌，把它當作好笑的歌曲。
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除黨八股的愛國歌曲外概皆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主。這是因為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不允許反映社會面的歌曲出現，只容許個人情懷的歌曲。
這和大陸剛好相反，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正進行國家漫長且艱困的工業化時期，此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必須從全國百姓身上提，被稱為「內生性的自我剝削」，為了號召全民共體時艱投入國家的工業化，因此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長期被壓抑在集體主義、階級鬥爭等社會主義運動下，個人生活、個人情懷則一定程度上是會被批判的，因此像鄧麗君的這種歌曲，幾乎不可能聽見，聽說當初老百姓剛剛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時，還是偷偷摸摸聽的。
製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凌風說：「鄧麗君代表一個時代的符號。」，對台灣來說這句話有些過獎，但對中國大陸來說這句話或許並不為過，畢竟鄧麗君的歌曲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巨變而傳入。
與中國劇變同時傳入的還有西方的物質文明以及商業文明，這些文明令大陸從官方到民間，從高層的知識分子到一般市井小民都為之傾倒。
1989年2月我到北京拜訪當時一家電腦公司「四通公司」，與一位經理面談，他大讚西方的文明。
我反問：「你們不是正在提倡社會主義文明嗎？」
他不屑地回說：「什麼社會主義文明，日本、新加坡我都去過了，人家那個才叫文明。」
的確，要說文明，當時的中國實在很難與西方評比，物質方面中國落後太多，精神方面這位經理說：「人家那百貨公司的店員多有禮貌。」，而我這次到北京曾到一家雜貨店買紙張，卻被店員催著問：「買不買？買不買？…」，因為下班時間快到了。
還有伴隨這些文明進入中國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此意識形態的薰染下，社會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甚囂塵上。這次到北京我也去參訪北京大學，看見校園的布告欄上，-貼著一張小字報，一堆人緊張兮兮地圍著觀看，我也擠進去看了一下，上面寫的是呼籲中央領導人應如何如何實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些用詞潛字，我似曾相識，因為當年我在學生時代搞革命想推翻國民黨最終被抓進去坐牢前，所接觸到的，也正是這些西方自由主義的東西。
看來改革開放後十年間的中國，在西方物質文明、商業文明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社會正醞釀著人心的躁動。
1988年中國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其原因如下：
1.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領導的二代核心，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遂借鏡戰後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的經驗，進一步引進外資，允許對外貸款、合資經營，並因應償還外債之需要，開放沿海特區，帶來經濟高速增長。
2. 改革開放後，生產力獲得解放的農村，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快速發展，工
業產值曾占全國40%。
以上兩項因素，帶來國家消費和投資需求兩旺，促使國家發行過量貨幣，通
貨膨漲因而爆發。
自從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市場經濟，並且允許私人資產的存在，同時改
革開放時為了安頓城市大量的失業人口，允許機關設立服務業公司，這些服務業公司後來演變為「官倒」公司，他們憑藉其特權關係，在價格雙軌制下利用官定價格與市場價格間的巨大價差，大搞倒買倒賣，從中牟利，此種貪腐現象，和改革開放前的廉政相比，呈現巨幅落差，自然也積累巨大的社會民怨。
而真正引爆這波通膨的導火線，正是由官倒公司所帶動的全民大搶購，各地生活物資被搶購一空，據說連鹽巴也被買光。
於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官倒貪腐不滿所積累的巨大民怨，以及在西方價值觀影響下的民心躁動，終於在這場經濟危機下引爆。人民蜂擁至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要求整治官倒，要求政治改革。
示威活動延續二個多月，中共中央面對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巨大動盪，何去何從出現分裂，使得事件遲遲未能解決。而與此同時，自從改革開放後，西方的勢力也悄悄進入中國，此時更是見縫插針，搧風點火，企圖像瓦解蘇聯那樣一舉推倒中國，使得事件最終以悲劇收場。
今日吾人如何看待六四事件。
首先，六四事件就如同文革一樣，它是中國國家工業化顛簸進程中的歷史悲劇，是苦命中國的一個社會旅程。
其次，衡諸蘇聯被西方帝國主義肢解的悲劇來看，六四事件還真幫中國逃過一劫。
當年蘇聯接受一些西化專家的建議，採取「五百天計劃」的「休克療法」，全面市場化、私有化，將國企分解為有價债券發放给全民，得以在市場自由買賣。然而當蘇聯人民還在為自己手中免費得到了有價債券，成為“國企的主人”而歡呼雀躍時，國際金融巨鱷已悄悄進入蘇聯布局，等彈藥就位後，開始做空國企，於是國企債券賣壓出籠價格急速崩跌，蘇聯人民急於拋售手中債券，此時國際金融巨鱷就進場，以極廉價的撿白菜價格，收購這些債券。就這樣幾代蘇聯人辛苦營建起來的國家企業，被蘇聯人從自己手中以極低極低的價格賤賣掉了。
就這樣從國企債券到盧布，蘇聯人民的儲蓄被劫掠一空，國家龐大的資產被洗劫殆盡。
看了以上驚心動魄的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洗劫，不盡讓人聯想到當年六四事件，中國如被西方勢力推倒，中國人民的命運將會如何？中國會有今日的崛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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