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田英弘本來因其父身為藥理學者而也打算成為自然科學者，在舊制高校中就讀理科乙類，原本應進醫學部的，卻在入學東京大學之時改變志向到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此時因不知該踏入語言學抑或東洋史，而經由父親的介紹，諮詢於研究朝鮮語、中國語之名語言學者河野六郎（一九一二—一九九八），因為「請別進東大的語言學科」這句話而選了東洋史。
河野六郎是長期擔任財團法人東洋文庫長之榎一雄（一九一三—一九八九）的妹夫，其長兄則為岩波書店之顧問，以擅長外語而知名的河野與一（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岡田英弘之父早在神戶一中時代即與與一相識而甚尊敬之，其後二人仍交情匪淺，故而有此介紹。
岡田語言能力之高真乃超乎想像，無怪乎當年他會想要選語言學。很可惜如今只能說是過去式了：一九九九年四月發生腦梗塞以至一時完全成為失語症（喚詞障礙，word-finding difficulty，或作詞彙搜索困難），託熱心復健之福，日常生活雖無困難，但已無法如過去那般，依著他的錄音稿便可就此出版文章般地口若懸河地說話了。
第一外語英語，也因為使用同一語言中樞之故，而受到相同程度的障礙。過去岡田的英語發音往往讓人誤以為他是英語母語人士，而英語論文也是能援筆立就的！
對一般日本人而言常因相同發音而易搞混的英語拼字，岡田在平常卻連一字一句都能無誤地背起來。「到底怎麼去記憶的？」我這麼問他。結果他的回答是「在腦袋裡就會有英語拼法飄過眼前」。
當然不只是英語，滿洲語、蒙古語等，到今天也絕不曾有過拼錯的情況。岡田在世上以能掌握十四國語言而為人稱道，經過我所確認，可列舉的有日語、英語、漢語漢文、滿語、韓語韓文、蒙語、藏語、梵語、德語、法語、俄語、馬來語、拉丁語、希臘語，確實是十四國語。
這十四國語當然並非全都能自在地既說又寫，但至少是能了解其文法而只要有字典便能閱讀原文的。
就中國語而言，岡田自己說他會漢語漢文，但在當代漢語他也能以非常地道的北京口音來發音，因此在經常訪問的臺灣反而立即暴露出其外國人的身分了。那時候在臺灣，能將「普通話」以正確的北京口音說出的，要嘛是播音員、要嘛就只有外國人。
關於漢語漢文，在入學東大東洋史之時，已經幾乎能以原文讀完四書五經、《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太平廣記》等具代表性的漢籍了。如〈前言〉所載之與東洋史相關的研究書也大抵都讀過了。
岡田在東大的恩師，包括前述自一九七二年就任助教授以來持續支撐著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的和田清，以及學習院大學教授、在東大兼任朝鮮史課程的末松保和（一九○四—一九九二）二人。
岡田的學問，無論是其自朝鮮史出發，在論述蒙古統治時代之朝鮮半島與滿洲之關係中，開始對古代日本列島抱持興趣，而想要藉與大陸間之關係來考察日本文明之誕生；無論是自東大畢業後之學習滿語及蒙語，欲知漢籍所不載之中國，皆受到兩師甚大的影響。
高麗蒙古戰爭（Source:wikipedia）
一九五一年，對在東大屆齡退休的和田而言，岡田乃其在東大之關門弟子。和田對岡田十分疼愛，於退休後擔任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時，就採用了才剛從東大畢業的岡田。
和田清自從其〈清初之蒙古經略〉該篇畢業論文以來，便專攻滿洲史與蒙古史，在終戰前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一書的執筆者之一。
該報告書的前身，為一九○八年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白鳥庫吉為滿鐵總裁後藤新平所謀畫，於滿鐵東京支社內所設之學術調查部出版之《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其後該事業遂委託於東京帝國大學。
和田於集其一身滿洲學之大成之《東亞史研究（滿洲篇）》（東洋文庫，一九五五年）末尾所收的〈附錄 學究生活之回顧（学究生活の想出）〉（內容非常有趣，務必推薦一讀）中有這麼一句述懷：「欲治滿蒙史，滿洲語或蒙古語自是必要不可欠，可是我卻連這都幾乎不曾學過！」
但和田比誰都更認識到此等語言的重要性，於是便熱心於使弟子們不只學習漢語更要讓他們學習現地語。
一九五七年，包含岡田在內，共五名學者因《滿文老檔》的日譯而受日本學士院賞，建議翻譯該書的也是和田。《滿文老檔》是份很貴重的史料。
該書乃是以滿語書寫關於十七世紀清朝建國時史事之編年史，內藤湖南於日俄戰爭後隨即於奉天的宮殿發現該檔，於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時，與該大學講師（其後之總長）羽田亨共同親自拍攝約四千三百枚底片，攜歸京都，是一份非常貴重的史料。
戰後，和田在取得京大的同意下，遂於東大東洋史研究室開辦《滿文老檔》講讀會。
《滿文老檔》全七卷之日語譯注終了後，岡田而今為學習蒙古語而渡美，和田非常高興。和田的蒙古學集大成《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洋文庫，一九五九年）之編輯作業，由岡田與松村共同幫忙，其中大量出現的蒙語拼字，當時乃以滿洲語類推而得。
一九五九—六一年，岡田以傅爾布萊特交換留學生的身分留學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那時他已是滿洲學的權威學者，又通漢籍，遂受到自德裔俄羅斯人鮑培等全研究所人員的尊敬。與中國人學者亦以英語交流而有所往來，對中國及中國人都有深度理解。至於說到英語，在渡美約過三個月左右，忽然間便能完全流利順暢了。
鮑培在講授蒙古編年史時，同時聽講的同學有其後成為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的詹姆斯．波遜（James Bosson）；以及向波遜學習滿洲語後留學東京外國語大學而成為岡田弟子，如今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歐立德認為波遜之滿語乃學自鮑培，實則教波遜滿語者乃是岡田。
如岡田已寫於〈前言〉的，旅居西雅圖時也學了藏學。
歸國後於一九六二年發表收錄於本書的〈蒙古史料中的早期蒙藏關係〉，繼則發表同樣收錄於本書的，對德國蒙古學者瓦爾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 1913-2005）所著《佛典蒙古譯史研究》之書評。
八斯巴（Source:wikipedia）
恰巧以海西希訪日隨之而行任通譯之機緣，自一九六三年迄六五年，便以德意志研究協會之獎學金至當時的西德留學，師事波昂大學中亞研究所的海西希，以及科隆大學滿洲學者福華德（Walther Fuchs, 1902-1979）。
岡田自德國歸國後待業半年，而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助教授。這個簡稱AA研的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乃是於岡田就職之二年前於日本新設，最初是一所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系之共同利用研究據點，由歷史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三大支柱所組成。一九七三年岡田升任教授。
在AA研，我也在一九七九至九六年間，以共同研究員的頭銜受岡田照顧，故自其經驗言之，所員雖分有教授、助教授、助手，而所有人員皆有其個人研究室，上下關係並不嚴格。無論是歷史學者、語言學者、文化學者，在亞非某一地域有所專攻，該所員幾乎必能通現地語而有海外留學經驗。
雖說近四十名研究員中，有約三分之一經常因現地調查或留學、國際學會等因素而出至海外不在所上，但每年皆招聘享盛名之外國人學者數名，借予研究室使其旅居此地。
每位研究員均不受任何人強迫，而可各自自由地從事學問研究，於外部研究者也參加的研究會上進行學際間討論，相互間以對等關係率直地往來。亦即，該研究所乃迄當時日本所未有之新型態實驗性的研究所。
似乎是很適合岡田的環境，與同樣具留學經驗的優秀語言學者或文化學者做同僚，岡田的學問又復增廣其幅度。當時東京外國語大學無碩博士之研究所，因無教學義務，研究時間遂有餘，雖為眾友人所稱羨，但岡田也因此鮮有指導日本將來的東洋史研究者的機會。
雖在屬同一陣營的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語科授課數年，岡田一次也未嘗獲邀至母校東大兼課。即使是《滿文老檔》出版後，在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中相同成員持續進行滿洲語講讀會，卻仍然一次也不曾成為東洋文庫所出版的《東洋學報》的編輯委員，僅僅受託審查投稿論文而已。他也不曾受邀於東洋學講座演講。
我只能認為是，日本的東洋史學界忌避岡田能有弟子。岡田指導研究所學生的博士論文，是在一九六八—七一年，恩師鮑培退休後，就任其在華盛頓大學蒙古學講座之後任，於AA研以外派教授身分處理之三年間的事。
在大阪大學研究所做我指導教授的山田信夫老師，是岡田在東大東洋史的學長，將想深化蒙古史研究的我介紹給岡田。
研究所博士班課程的兩年間，獲採用為AA研公募共同研究員，我在暑假為學習蒙古編年史而往東京。對於當時僅知有舊帝大講座制研究室的我而言，岡田研究室洋溢著美式氣氛。原因在於，對岡田而言，指導學生也只有美國經驗。
如同本書所收錄之諸論文所顯示者，十七、十八世紀的蒙語史料非常難解，字典所不見的單詞或修辭法隨處可見。岡田研究室為了我特地準備了一張桌子，在那裡我成天就以蒙語專用的特別打字機將縱書蒙文轉寫成羅馬字，最後接受所謂的核對指導，而中間又有中國史課程如同自眼睛掉下鱗般（譯按：《使徒行傳》九：一八）連續著令我開眼界。
元日戰爭（Source:wikipedia）
雖說我當初在京大東洋史學科進學以來所抱持的疑問皆渙如冰釋，但一下子灌輸了這麼多的知識，半夜裡驚醒，心情也不好受。簡直像是嬰兒出牙發燒般。就我所知，我覺得岡田就是日本東洋史學者中的第一人了，回到大阪卻聽到山田老師說「岡田君不知分寸」，東京的學長姊們也說「宮脇你只推崇岡田老師的話，長幼秩序就被破壞了」。
或許是如同本書所提及「達延．汗爭論」般，岡田未曾考慮過學界的上下關係吧。
確實岡田在關係到追求真理時絕不妥協，也絕不容許一邊偷懶一邊拍馬屁這種事。但只要肯問，他會很樂意給予年輕研究者建議，不問出身為何，想與海外研究機關交流，他便出手相助。也經常幫助同僚作論文的英譯。關於東洋文庫，岡田也默默地暗中做了許多工作，實際上大家在岡田面前都不敢失敬。
我開始接受指導的時刻，岡田幾乎被日本東洋史學界所放棄，既然出版界找他出書，遂調轉舵向，對其學術成果不以論文而改以一般書的形態問世。難以置信地，本書竟是岡田的首部學術書！
創作內容
【歷史說書】日本滿蒙史大師的求學歷程
小屋介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