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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國 1025-1204;一部政治史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A Political history)
作者:米海爾‧安高德(Michael‧Angold)
序言
拜占庭歷史上，1025-1204這段時期所留下編年史及歷史甚富。但只有約翰二世統治時期(John II Komnenos，1118-1143）的記述缺乏。當然我沒有打算對於敘述、紀實類型的史料視而不見亦或是輕視它們的作用，編年史明確區分時期的特性，能夠讓我們較為全面的理解某段時期發生的事情，這也是我採用編年史框架的原因，本書的一個目的便是在這個框架下探討拜占庭帝國的政治發展進程。在我們深入探討的同時我們自然會需要用到敘述類型的史料，當代的記述者多少都會有所偏見，這些偏見受到當時的政治所影響，但這些偏見卻反映了當代的政治情況，我們因此受益無窮，因為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當代政治狀態的輪廓，基於這點，我自然有必要去敘述當代的歷史學家與紀錄者們相關的事情。
約翰‧斯基里澤斯(John Skylitzes)身處於阿萊克修斯統治的時代，有關於1025-1057年間的歷史在他的著作中有著詳細的描述，在著作中他沿用了堅信者聖迪奧法內斯(
Theophanes the Confessor)的編年史架構並且引用11世紀中期關於卡塔科隆‧凱考梅諾斯(
Katakalon Kekaumenos)這位名人的史料以及可能是他的傳記之類的資料，他在此之上加入大量的描述以及一些對政治的批判，同時將編年史的結尾延續到1079年，盡管觀點有些單一，但我們仍因此而得到一個關於這段時期的詳細描述。然而這份編年史並不全然由他所寫，在他之後約翰‧佐納拉斯(
Joannes Zonaras)修訂了他的編年史，他與斯基里澤斯一樣，都擁有行政管理的背景與經驗，也都擔任過帝國行政機關管理者的職務經歷，在獨自修訂斯基里澤斯的編年史的工作上，佐納拉斯有著重要且不可抹滅的貢獻，他在著作中對於阿萊克修斯一世統治的批判在當代顯得難能可貴，佐納拉斯將編年的結尾收束在曼努埃爾一世統治的時代，而他本人亦在退休隱遁至修道院後成為一名極具名望的宗教法學家。撰寫編年史顯然是帝國的傳統，它對於帝國的統治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而在曼努埃爾一世之後，編年史仍持續的被米海爾‧格蘭克斯(
Michael Glycas)所撰述，由於基督教對於事物所賦予的意義而使這些史學家醉心於基督教的歷史，這些歷史學家收集了巨量的資料只為了更加深入的探索這個世界。
當代的歷史學家熱衷於將自己的生活經驗所見所聞放入自己的著作當中，他們時常扮演見證者的角色，就這點來說，沒有任何一個當代的歷史學者能與米海爾‧普塞洛斯(
Michael Psellos)相提並論，他所撰寫的《11世紀編年史》(Chronographia)是一部極為優秀的作品，這部巨著是一部具有回憶錄、備忘錄性質的作品，最大的突破在於打破以往史料的編寫的視野侷限於統治者的情況，它包含了普塞洛斯每一天的生活記錄，而普塞洛斯甚至在著作的導言中批判約翰‧斯基里澤斯的史學方法陳腐且不合時宜，因而我們亦能在當中看見現代歷史的雛形。西里爾‧曼戈(
Cyril Mango)在他的著作《拜占庭;新羅馬帝國》(Byzantine,The Empire of New Rome,Lodon,1980,P245)對於普塞洛斯讚譽有嘉，他說『綜觀普塞洛斯所敘述的種種事件，我們猶如走進了畫廊般，他就像一位親切的引導者引領著我們進入他所身處的11世紀，他所敘述的事件猶如一幅幅精緻的畫作細緻無比，他那有如繪畫家的敘述天賦令人著迷，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可謂當世無雙，無人能比!』，《11世紀編年史》以巴西爾二世的統治為起點，期間涵蓋了米海爾四世、米海爾七世與發動政變罷黜他的皇帝尼基弗魯斯‧波塔尼狄亞斯，從這個時間軸來看，普塞洛斯的編年史可以說是相當完備。
普塞洛斯所處的年代對於他的著作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他進入宮廷任職的時候正值米海爾四世統治的時期，當君士坦丁九世(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即位後他成為了直屬於皇帝的行政團隊成員，負責處理政務改革的相關事宜，然而不幸的是，這場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而他也因此遭到流放，當伊薩克一世(
Isaac I Komnenos)即位後，他再度回到了權力的核心並成為了皇帝的首席大臣，但令人灰心的是，在他能夠一展長才之時，君士坦丁‧杜卡斯挾著群臣的威勢發動政變迫使伊薩克退位，在伊薩克遜位後，君士坦丁十世(
Constantine X Doukas)對這位前朝元老仍是猜忌不以，即便現狀並不友善，普塞洛斯仍未停止《11世紀編年史》的著述，但也是迫於這般的壓力之下使他無法暢所欲言，整部著作因此而變成普塞洛斯在回顧他政治生涯的同時向帝國表示自身的懺罪心態，這很直接的使的這部巨著參考價值降低了不少。然而這並不影響這部巨著在歷史上的地位，在《11世紀編年史》當中，我們能夠看見神正在與人世分離，這種思想傾向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普塞洛斯在著作中聚焦於統治者的形象描繪、皇帝每天所要面對的事物、重大的抉擇，而關於帝國在11世紀的危機他也有所描繪，他對政府管理不善而造成缺乏榮譽者濫用財務資源致使國家組織敗壞的狀況大加批判。
普塞洛斯的《11世紀編年史》引起了後世眾多歷史學家的興趣，他們紛紛將自身滿腔的熱情投注在普塞洛斯的相關研究，審視普塞洛斯的政治生涯，我們能夠發現他相當擅長於修辭敘述，我們可以將這點歸因於他時常在許多公開場合隨侍在側，舉凡演講、宗教慶典等重大場合都有他的身影，他將皇帝所頒布的法令與形象清晰簡潔的落於紙上，儘管伴君如伴虎，但他仍未過於歌頌君主的豐功偉業，這使得我們不必被那些歌功頌德的言詞所毒害，歷史的情況也因此較能夠以較為正確的方向呈現。
普塞洛斯的遺產自然不僅僅只有他的編年史，藉著他大量遺留下的書信，我們得以一窺帝國的政治文化，在帝國內，建構一個完善的人際網路顯得十分重要，它是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普塞洛斯因善於社交辭令而使的他與帝國的精英階級維繫良好的關係，藉著斡旋調停精英階級間的紛爭而享有良好的名聲，在與權貴交際的同時，他也不忘維護教會方面的利益，也因為如此，我們至今還能找到在他淡出政壇後保存完整的修道院辦公室。在當時，在人們知道到普塞洛斯正在撰寫歷史著作的時候，他們感到莫名惶恐，深怕與普塞洛斯交惡而導致自己的形象在他筆下崩毀，米海爾七世甚至因此親自撰寫自己的傳記轉交普塞洛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就怕普塞洛斯筆下自身的形象不佳。在普塞洛斯的著作當中，並沒有太多關於米海爾‧阿塔萊特斯的記載，普塞洛斯對他只有輕描淡寫的帶過，儘管米海爾‧阿塔萊特斯必定有能夠看到《11世紀編年史》，但這似乎也無法改變普塞洛斯對他著墨甚少的狀況。
米海爾‧阿塔萊特斯(
Michael Attaleiates)與普塞洛斯是同一時代的人，阿塔萊特斯較普塞洛斯來的年輕，他與普塞洛斯同樣擁有高貴的社會背景，而他在知識的成就上亦有所建樹，他不僅僅在新羅馬擔任終身行政職同時它也是一位法律專家與法律教科書的編攥者，他所撰寫的編年史規模不及普塞洛斯那般，涵蓋的年代為1040年-1080年間，他的著作幾乎侷限於軍事史的領域，但與普塞洛斯相同的是，阿塔萊特斯亦對於自己所觀察與所見的事物深信不疑，然而阿塔萊特斯對於功名的慾望遠遠不及普塞洛斯，他從來沒有像普塞洛斯那般渴望在政治上扮演要角，最初，他為羅曼努斯‧狄奧吉尼斯(
Romanos IV Diogenes)服務，隨著羅曼努斯在曼齊刻特的戰敗，他轉而投入尼基弗魯斯‧波塔奈狄亞斯(
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的門下，阿塔萊特斯在政治上的忠誠度與普塞洛斯截然不同，也因為如此，他的著作變成某種替統治者背書的工具，他在他的著作結尾為尼基弗魯斯‧波塔奈狄亞斯寫了首讚美詩，他對於尼基弗魯斯‧波塔奈狄亞斯的大加讚揚使得他在歷史上的地位與名聲遠不及普塞洛斯。然而，儘管阿塔萊特斯並非如此忠誠中肯，但我們仍能從他的著作當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訊息，阿塔萊特斯的政治生涯似乎反映了宣示與寬恕這兩個要素在拜占庭政治中的影響力。
布林尼烏斯本有計劃要撰寫一部關於阿萊克修斯統治時期的著作，他為此收集了大量的資料，然而不幸的是，他在1137年壯志未酬身先死，撰述的工作便由他的妻子安娜‧科穆寧娜(
Anna Komnene)接手，安娜在布林尼烏斯的基礎上編寫他父親的傳記─《阿萊克修斯傳》(
The Alexiad)並持續的創作，一直到1118年，也就是他30歲的那年，父親阿萊克修斯一世逝世，這對作為長女的安娜打擊不小，著作的編攥工作因此延宕許久，阿萊克修斯的病逝使安娜的著作發生劇變，他竭盡全力試圖去維護阿萊克修斯作為一位完美統治者的理想形象，他所憧憬的父親形象猶如一個巨大的陰影壟罩著整部《阿萊克修斯傳》，儘管這為之後的皇帝，安娜的姪子曼努埃爾一世(
Manuel I Komnenos )提供一個不錯的形象範本，但安娜在《阿萊克修斯傳》當中將他的父親塑造的過於無所不能，這很直接的反應他在記載上不夠精確的事實。然而即便《阿萊克修斯傳》有這些瑕疵存在，瑕不掩諭，這部作品在歷史上具有相當的參考性，為何這部仿古風且參雜著各人情感的歷史著作會有這般成就呢?安娜的寫作技法固然有其重要生動之處，但最重要的，我們藉著《阿萊克修斯傳》了解當時科穆寧家族的內外狀況;安娜對於他兄弟約翰的厭惡或許能夠解釋他在阿萊克修斯一世統治的最後數年間所作的行動，在阿萊克修斯治世的最後兩年間，安娜與他的母親伊琳娜聯合強迫她的丈夫小尼基弗魯斯‧布林尼烏斯與約翰(
John Komnenos)爭奪皇位，母女倆期望藉著一場政變令布林尼烏斯取代他那討人厭的弟弟約翰成為皇位的繼承者，然而布萊艾尼歐斯拒絕與約翰為敵，在一連串行動的失敗下，安娜就此被迫退出政爭就此潛心於撰述上;安娜對於他的家族如何走向權力的高峰，在面對羅馬(拜占庭)帝國於11世紀一連串的危機時阿萊克修斯一世的應對與處置有著詳盡的描寫，他生動的刻劃當代貴族的所思所想意外的將這些瑕疵轉化成為《阿萊克修斯傳》這部作品的一大優勢。
儘管約翰二世(
John II Komnenos)捱過他姊姊的陰謀並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偉大統治者的絕佳形象，然而他統治的歷史僅僅被約翰‧基納莫斯(
John Kinnamos)以及 尼西塔斯·卓尼亞鐵斯 (
Niketas Choniates)這兩位12世紀羅馬(拜占庭)最主要的歷史學者引用作描述曼努埃爾一世(
Manuel I Komnenos )時代的前言敘述，又一次的，羅馬(拜占庭)的歷史撰述的焦點，在他們的手上轉向國內。在當代，約翰‧基納莫斯擔任曼努埃一世的秘書官，奈斯德斯的兄長米海爾在雅典擔任雅典牧首區大主教，而尼西塔斯·卓尼亞鐵斯出身於行省，儘管如此，這並不阻礙他融入首都一帶的民政的工作，在他藉著自身的才華與不懈的努力下，卓尼亞鐵斯在羅馬(拜占庭)的政治生涯來到高峰，他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前2年，成功擠身民政大臣(
Megas logothetes)一職。巴西爾‧基納莫斯(Basil Kinnamos)曾在1166年在賽普勒斯地區內的帕福斯城擔任主教，但是關於他的記載卻少得可憐。約翰‧基納莫斯在1180年曼努埃爾一世辭世後迅速的展開他的歷史編攥工作，眾所皆知，卓尼亞鐵斯較約翰‧基納莫斯來的長壽，他的歷史編攥工作可能始於1204年，加諸整部著作的編修歷程至完成並沒有確切的年份可供參考，只能推測是1204年以後的事情。卓尼亞鐵斯將新羅馬(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攻陷時的狀況在他的著作中大加渲染，他似乎有參考或是引用基納莫斯的著作，但兩者在闡述歷史的態度有相當大的差異，現代的歷史學者包含我在內在兩者的選擇上都較為偏好卓尼亞鐵斯的作品。然而，保羅·馬格達利諾(
Paul Magdalino)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對於基納莫斯他極力的推崇，保羅認為基納莫斯讓我們看到許多隱藏在史料下的重要事件，儘管他在著作中基於對皇帝的忠誠而產生的美好形象使得他的記載有些許瑕疵，但仍然不影響他著作的地位，由於基納莫斯作為皇帝的秘書官，他與曼努埃爾的關係相當密切，換而言之，他是權力核心的一員，在他的著作中，他清晰的向我們展示了曼努埃爾一世統治期間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以及他的應對手段。 卓尼亞鐵斯的職業生涯始於曼努埃爾一世之後，因此他並沒有向約翰那般忠於曼努埃爾，他對於服務於曼努埃爾的基納莫斯亦是感到不屑，很顯然，尼西塔斯對於曼努埃爾有著極大程度的偏見。卓尼亞鐵斯相當蔑視新羅馬(君士坦丁堡)的人們，這點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中找到解答，在他的著作中羅馬(拜占庭)的衰敗、頹勢與生機活現的西歐呈現鮮明的對比，這種相互對照分析當代羅馬(拜占庭)社會的敘述手法是絕無僅有的，他因此為歷史的撰述開創新紀元。
不可忘記的是，我們必須了解到當代的歷史學者已經盡其所能的如實記事，他們竭盡所能的將他們所見的一切載於史冊，然而這不代表我們不能夠對他們的記載加以查證。一些當代的著作因敘述的切入點不同而提供我們不一樣的觀點，當中最為重要的便屬凱考梅諾斯( Kekaumenos)的《家訓》(
Strategikon)，當中記載關於米海爾七世(
Michael VII Doukas)統治期間的相關事件。凱考梅諾斯在羅馬(拜占庭)當中的地位猶如柴斯菲爾德伯爵(Lord Chesterfield)那般顯赫，《家訓》一書是他一生經驗的總結，撰寫這本著作的一大目標便是藉著自身的經驗給予自己的兒子、家族成員一個仕途上的指引。凱考梅諾斯的出身於軍事貴族家庭，從他祖父輩開始便在亞美尼亞軍區服務，但他卻具有保加利亞血統，最終，他在卸下職務後定居於塞薩利(Thessaly)，在他的家族當中，像他那般年輕在羅馬(拜占庭)軍隊當中擔任指揮官的人才在當時可謂比比皆是。因而他們竭盡所能的為帝國盡忠，也因他們大多在軍隊中任職，羅馬(拜占庭)軍隊在11世紀的衰頹他們自然相當清楚。凱考梅諾斯在著作中極力的建議自己的兒子覺察人情世故藉此認識他所生長的11世紀初，也因為如此，他在《家訓》當中的忠告似乎反映當代羅馬(拜占庭)在政治上的運作程序。藉此我們能夠了解，他與一般的歷史學者以及編年史家截然不同之處，他撰述的目的並非單純的闡述、記錄歷史事件，《家訓》一書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他兒子仕途生涯的順遂而撰寫的宮廷指引手冊，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毫無受益之處，透過他筆下的記述我們藉此能夠直接且更深入了解當代羅馬(拜占庭)的政治運作過程。
當代記述者對於事物的個別記載總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性，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能就此定論他們的記載完全不具客觀性，當代撰述者在記錄的工作上可以說相當細緻，每週甚至是每月的事情都被他們清晰的落於紙上，我們因而能夠直接的藉著這些記述對於當代的狀況深入了解與探討，而在這當中，最為人所知的便是薩洛尼卡的歐斯塔修斯(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對於1185年諾曼人(
Norman)對薩洛尼卡(
Eustathius)入侵的記載，這份記錄撰寫於1186年四旬期(Letent sermon)開始前，儘管歐斯塔修斯在這段的記載當中表現出一種滿懷歉意的情緒，但它並未因此失去參考價值。類似的事件形式我們還可以在尼可拉斯‧曼瑟瑞斯(
Nicholas Mesarites)的記錄中找到，曼瑟瑞斯記載了1201年『胖子(肥宅)』約翰‧科穆寧(
John Komnenos the Fat)為與阿萊克修斯三世(
Alexios III Angelos)爭奪帝位發起的暴動。我們藉著這些訊息進而認識到自傳與傳記類型資料的價值意義，這些一手資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相關的訊息，然而這不僅僅只有我們因此受惠，安娜與尼西塔斯的著作對於歐斯塔修斯在撰寫關於1185年諾曼人的入侵的部分有著相當大的幫助。
當代許多一手資料以記述的方式流傳至今，這些資料在我們的研究當代歷史的過程中有著不可抹滅的影響，因為這些資料，我們才能夠對當代這些撰史者的史觀與敘述方法更進一步了解，正是因為如此，它讓我們能夠對當代的事件作出關鍵性的評斷。這些史料相當多元，涵蓋的內容相當廣泛，其中，法律形式的資料在羅馬(拜占庭)的歷史當中相可以說是相當完備，在這點上，當代西歐地區顯的相形見絀，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us I)編攥的查士丁尼法典(
Corpus Juris)當中的法律在利奧四世(
Leo IV)的時代以皇帝敕令的形式頒布，換而言之，皇帝需要法律顧問的協助起草一份敕令。這些法律以及行政方面的文件提供了包含政府在內的行政、法律上的慣例。我想，有一點能肯定的是，要在這如此龐雜的官僚系統當中釐清帝國政府的日常工作是十分困難的，當政治危機發生的時刻，官僚系統仍保持它的影響力，儘管這個系統複雜且難以釐清，但正是因為它如此精密，羅馬(拜占庭)才能夠長期維持它的穩定與強大。在12世紀末，羅馬(拜占庭)面臨外部危機─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Fourth Crusade)的前夕，帝國內外混亂不勘的情況下，它法律仍能在阿索斯山(
Mount Athos)的洞窟修道院當中完全落實，這對於帝國官僚、法律系統的重要性提供確切的例證，諸多像這樣的文件都為我們在建構當代的認識上作出不可言喻的貢獻。
法律在帝國對於帝國的組織架構與行政、政治運作等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君士坦丁‧莫諾馬喬斯(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1042-55)在他執政期間對法學教育進行變革，曼努埃爾‧科穆寧(Manuel I Komnenos,1143-80)則在他的任內改革新羅馬(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法庭體系。有賴於法庭資料的保存，使我們能夠藉此了解皇帝們各自獨樹一格的形象以及他們在法庭當中的種種語彙之下傳達的個人思想。約翰·毛羅普斯(
John Mauropous)在1047年在他的學生米海爾‧普賽洛斯(
Michael Psellos) 的引薦下參與君士坦丁‧莫諾馬喬斯(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1042-55)的法學教育改革，他遺留下的演說記錄為我們提供一個出色的範本。通常來說，演講這般的活動都會做事先安排，在12世紀，演說日當天的慣例通常是讓演說、辯論家等用華麗裝飾的用語歌頌、讚揚皇帝，這個流程結束後他們才能夠發表對於事件、議題以及政策方面的意見。在這充斥著浮誇言論的時代，針對皇帝的公開批評顯得異常突出，在1090年安提阿的牧首(
Patriarch of Antioch)奧基亞(奧克希亞)的約翰(
John V of Oxeia)曾兩度公開譴責當時的皇帝阿萊克修斯一世(
Alexios I Komnenos)，他對於阿萊克修斯一世領導的政府相當蔑視，在寫給皇帝的書信中約翰大力抨擊阿萊克修斯並無虛懷若谷傾聽建言的美德，狂妄自大不明白謙遜、謙卑為何物。我們本來可以藉此更進一步了解當時的事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關於阿萊克修斯面對約翰批判所持的態度當時並沒有任何記載遺留下來，但約翰的言論在現今對我們來說仍然是相當寶貴的，藉著約翰的言論，我們可以相當輕易的推斷阿萊克修斯時代統治模式的轉變。
羅馬(拜占庭)的政治活動就如同其他國家、區域的政治活動一樣，有相當多的相關資料遺留至今，我們現代歷史學者的任務便是解析這複雜的政治網絡，將隱藏在資料之下的事態公諸於眾，以米海爾‧普塞洛斯(
Michael Psellos)與尼西塔斯·卓尼亞鐵斯(
Niketas Choniates)兩個不同年代的人來說，他們既是歷史學家亦是政治的參與者，兩人對於事件描述的巨大差異不僅使我們對他們做出重要的評判，藉著了解兩者對事件看法與評論上的差異我們得以了解背後所隱含的價值標準。就當代的資料而言儘管社交辭令對於個人政治生涯影響的時期十分短暫且局限於政治運作的進程，但卻讓我們能夠更加深入的了解當代的政治人物是如何對另一個人做出評價，換而言之，11至12世紀的羅馬(拜占庭帝國)的政治史發展的進程當中逢迎奉承似乎是一種常態，這樣子的生活型態大量的反映在當代的政治資料當中，我們因而能夠藉著這些當代歷史學家大量遺留下的記載對事態更深入的了解。
作為帝國的統治者，皇帝在政府當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們約略將皇帝涉及的公務分成5種類型，主要有:外交政策制定、軍事事務處置、法律裁決、重要職位的人事任命以及教會事務。然而一些專門性的事務，例如稅務或是貨幣流通，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委由專人負責而不是皇帝親自處理，根據這個部份我們似乎可以斷定羅馬(拜占庭)皇帝的皇帝們對於經濟的發展與商貿的交流興致缺缺，皇帝對於經濟、財政組織的忽視反映在帝國的政策制定上，政府在這方面並沒有一個穩定的政策，然而即便如此，這類的資料仍然有其重要的歷史價值，藉此現代的學者們猶如拾得一把打開帝國歷史發展進程之迷的金鑰。但在問題的討論上，明確的問題意識顯然比結論的產出更為重要，眾多的爭論並沒有將我們導向事實，反倒是陷入不確定的漩渦當中，這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這方面的文件與記載過於稀少，但如果我們仔細探尋，我們便會發現這些相關的記載散佚在資產、相關調查報告書、產權移轉證明、訴訟文獻以及一些臨時性的稅務文件當中，我們很難將城市與郊區、鄉村的經濟及社會相比較，在無對照組可比的情況下，這些資料似乎在城市以外的農業與社會經濟方面為我們提供一個確切可信的記載，我們似乎得以論定羅馬(拜占庭)對於鄉村、農村與農業經濟發展的偏重，然而實際上，在現代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明確的指出當代城市並非是毫無發展，這些資料來自於義大利的商貿文件，當中占最大比例的要屬威尼斯(Venetian)，而關於11世紀中葉的相關資料正逐漸被發掘，但也正是如此使得我們要闡明這方面的問題並不容易，因為在目前羅馬(拜占庭)方面的資料中並沒有相應的記載。
在羅馬(拜占庭)的經濟發展中，貨幣(Coinage)為這部分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向，而這方面的研究有賴於米海爾‧F‧亨迪(
Michael‧F‧Hendy)與謝希耶魯‧莫里森(
Cécile Morrisson)，他們在11至12世紀羅馬(拜占庭)的貨幣(Coinage)研究給予我們這方面系統性的認識。羅馬(拜占庭)的貨幣體系承襲自古典晚期，它在11世紀時趨向衰頹瓦解，但在阿萊克修斯一世(
Alexios I Komnenos)統治的時代被重新建構。因為如此，近20年關於羅馬(拜占庭)經濟方面的討論漸趨熱絡，在知識逐漸專業化的情況下，人們將辯論的焦點延伸至羅馬(拜占庭)政府如何利用貨幣制定經濟政策，換而言之，學者們探討的方向是朝著貨幣在官方經濟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去發展，從財政的預算上學者似乎找到了答案，歷代的皇帝與他的顧問們總是竭盡所能的制定他們理想中的經濟政策，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會依照實際的情況去制定，他們將注意力放在國家稅收、歲入之上，但阿萊克修斯‧科穆寧所創建的經濟體系其影響力卻是擴及到整個市場的運作上，就這點來說，阿萊克修斯的新創體系遠比那過時僵化的貨幣體系來的優秀，然而接踵而來的是眾多人們對於市場在羅馬(拜占庭)的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但在這方面並沒有任何資料允許我們作出確切的結論。而我們能夠確定的是，市場規模的成長與擴張並沒有對羅馬(拜占庭)的經濟體系產生任何結構上的變化，市場對經濟體系的改變影響有限，或許它的形式上有些改變，但它仍然在基礎架構上維持著舊有體系的特徵。儘管市場對於經濟整體影響有限，但在羅馬(拜占庭)內需、貿易這重要領域當中，市場無疑是扮演著極具影響力的角色，藉此獲利者大有人在，因此，我們並不能輕忽義大利方面的商貿文件與羅馬(拜占庭)經濟的關連性。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更不能夠輕忽當時義大利地區與羅馬(拜占庭)面的貿易，要了解羅馬(拜占庭)的政治史我們並不能僅僅針對羅馬(拜占庭)方面作孤立性的論述，只靠羅馬(拜占庭)一方的資料就想了解11-12世紀帝國的實情是不可能的，新羅馬(
Nova Roma，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處在中世紀世界的必經之路上，帝國藉著首都的位置對周邊的國家發揮強大的宰制力，然而一切並非亙古不變，11-12世紀羅馬(拜占庭)面臨來自東方的突厥(Turks)與西方的拉丁人(The Latins of the West)兩大勢力的挑戰，突厥人在11世紀末於小亞細亞(
Asia Minor)之上立足直至今日，伊斯蘭文化與它的制度迅速襲捲安納托利亞(Anatolia)眾多城市，它甚至橫越了海峽將這股風潮吹入帝國首都，在12世紀，突厥的建築形式、風格在新羅馬可說風靡一時，然而，縱然突厥人在12世紀對帝國影響至深，但在當時並沒有任何獨立且專門的資料被保存下來，這使得我們在敘述突厥與羅馬(拜占庭)方面的關係時一些細節的部分難以交代。
與過去相比，十字軍東征使得西方與羅馬(拜占庭)方面的聯繫更加頻繁，在樣的情況下，羅馬(拜占庭)外交政策在與拉丁勢力的衝擊下受到極大的挑戰，儘管西方在聖戰狂熱的驅使下與帝國聯手面對突厥人與異教徒的威脅，然而表面上的團結似乎掩蓋不了兩方的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彼此各懷鬼胎相互猜忌的情況。當代西方關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最重要的記載來源要屬《法蘭克英雄傳》(
Gesta Francorum)、阿吉勒斯的雷蒙德(
Raymond of Aguilers)所著的《法蘭克史;耶路撒冷戰記》(Histora Francourm qui ceperunt Iberusalem)以及沙特爾的富爾徹(
Fulcher of Chartres)的著作《法蘭克的英雄們;耶路撒冷長征記》(Gesta Francorum Iberusalem Peregrinantium)，這些記述的最大共通點在於他們筆下的羅馬(拜占庭)的形象有如萬惡之源般令人生厭，而德爾的奧多(
Odo of Deuil)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期間的著作《路易陛下的征途》(De Profectione Ludovici VII)為我們更加清晰的描繪實際情形，然而即便這位法蘭克的歷史學者看法較為多元，他仍然沒有擺脫既定的刻板印象，奧多在他第二次十字軍東征(
Second Crusade)的記載中對於路易七世(
Louis VII of France)在新羅馬當中扮演的角色過於強調，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以慘痛的失敗收場後，帝國似乎輕易的成為一切的眾矢之的與代罪羔羊，事實上，將這次的結果全數歸咎在羅馬(拜占庭)一方顯得過於偏頗，但奧多就如同西方當代的主流觀點一樣對羅馬(拜占庭)方面大加批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自然需要更多較為中立的看法，提爾的威廉(
William of Tyre)作為一名十字軍國家的歷史學者便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他曾做為官方代表出使羅馬(拜占庭)，因此他對於帝國方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他對於羅馬皇帝曼努埃爾‧科穆寧亦是欽配不以，從某方面來說，威廉所敘述的羅馬(拜占庭)的形象在眾多當代西方的文獻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他在眾多西方文獻中對羅馬(拜占庭)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觀點。帝國在12世紀的歷史充斥著與西方勢力的衝突，一場悲劇在雙方激烈的摩擦與矛盾衝突不斷的醞釀著，雙方的不和最終導致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十字軍向東行軍時連帶將羅馬(拜占庭)的首都新羅馬攻陷。
(序言 完)
回想起來隔了2個多月，終於把序言翻譯完畢了最後一段真的好難弄啊....各種拉丁文(腦死
相關的資料我都設置好超連結了，只需要點進去即可
翻譯這篇的目的主要是想要推廣羅馬帝國在中世紀的歷史，希望能讓更多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純粹分享，轉載之前請先告知。(繼續翻第一章去
創作內容
<翻譯> 拜占庭帝國 1025-1204;一部政治史
小說創作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