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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越來越不在乎『民主』,『民主國家』往何處去?

—— | 2017-02-21 14:37:05 | 巴幣 6 | 人氣 312

帕拉格·康納/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為了衡量『國家發展』成功與否,人類發明了許多『指標』,其中之一便是『民主程度』。不幸的是,許多國家因此掉入了『意識形態陷阱』,把『民主』的某些『表像』當做『實質』,並由此對其他國家加以評判。

實際上,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不傾向於用『是否民主』來『衡量』國家治理水準。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在新著《美國的專主制:資訊國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為原型,提出一種無關民主、重視治理品質、由專家集體領導的治理模式---『專主制(technocracy)』。

為國家政府尋找『最適應時代需求的理想治理模式』,絕非清談式的哲學思辨鍛煉,而是一種長期的必需性。今天,大多數政府只能雜亂無章地針對事件進行反應。

美國的『金融巫術』既釀成了『金融危機』,也是其脫離險境的抓手,然而在帳目數字以外,美國因社會脫位、延遲退休和信心缺失付出的代價,是毀滅性的。希臘和西班牙等『歐洲福利國家』被危機波及,經歷了大規模失業和危害深重的緊縮政策,人們被迫在街上乞討,在垃圾堆裡翻撿食物。

此外,其他風險也與日俱增,包括地緣政治對抗、網路戰爭、跨國恐怖主義和犯罪集團、經濟競爭和保護主義、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以及技術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干擾。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有社會都不敢鬆懈,哪怕一秒鐘。

在過去的70年裡,學者們一直在努力尋找『最適合時代的政權類型』。1940年代初期,耶魯政治學者哈樂德·拉斯韋爾歡呼美國、日本等『兵營國家(garrison states)』的崛起---在『兵營國家』中,精英們控制著二戰和冷戰所必須仰賴的『軍工複合體』。然而,武力本身不足以提供安全和繁榮。今天還被稱為『兵營國家』的,只剩朝鮮這樣擁核的失敗國家。

隨著冷戰壁壘的崩解,『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讓位於『地緣經濟』,人們把注意力轉向如何利用真正的『全球市場』。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認為,建立『戰略產業集群』來吸引投資,才能建立起國家的『競爭優勢』。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理查·羅斯克蘭斯於1996年提出,『虛擬國家』或『貿易國家』正在崛起,此類國家專注於生產,致力於建立相互依存,大力投資人力資本,對於『拓展領土疆域』並不感興趣。2003年,菲力浦·波比特在《阿基里斯盾:戰爭和平與歷史進程》一書中,跟蹤了『市場國家』時代的興起,在這個時代,權力與成功取決於個人商業機會的最大化。2005年,企業策略家大前研一,在其著作《全球舞臺大未來》中提出,類似於中世紀漢薩同盟的『城市國家群體』,將成為世界的權力中心。

對『國家政府最優制度模式』的探索,一直延續到『資訊時代』。按照邏輯,這種新形式國家應被稱為『資訊國家』,它在上述早期模型的基礎上,有所演進和改善。

大前研一的模式,是圍繞著日本企業及時供應週期設定的;羅斯克蘭斯的分解模式,類似於筆記型電腦製造供應鏈。21世紀的『資訊國家』,不完全相信『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相反地,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會聯合制定『戰略經濟總體規劃』,以保持『國家優勢』。

從地理上看,瑞士和新加坡都很小,它們的『超群能力』,在於聚集與利用金錢、貨物、資源、技術、資訊和人才等方面,這使它們擁有巨大的吸引力。對於此類國家來說,定義地理的是『連通性』而非『領土面積』;地圖上供應鏈與地理位置一樣重要,也就是說『經濟地理』與『政治地理』享有同等地位。這些模式雖是『開放經濟體』的原型,但在某些方面它們更像一座『要塞』,時刻戒備著移民、金融、網路駭客和恐怖分子可能造成的危害。

在瑞士和新加坡這樣的『資訊國家』,我們可以看到建設『直接專主制(direct technocracy)』的努力。這些國家的治理,並不完全依賴『交錯選舉』進行授權,還通過公民投票、請願、調查和公共研討會等形式,與公民進行即時協商。因此,『資訊國家』是一種結合了『人民意願』和『技術專家管理』的後現代民主(或『後民主』)國家。

世界上許多國家,如愛沙尼亞、以色列、阿聯酋、盧旺達、印度和中國等---其中既有『民主國家』也有『非民主國家』---已經開始試驗『直接專主制』。正因如此,『資訊國家』政府不會一味地遵循某個議程;按照『政治授權』的要求,它們必須在所有領域不斷『改進』。在這些國家裡,『務實主義』是唯一的意識形態。

與自然選擇一樣,國家『治理模式』也會隨著『時間』發生演化,不斷適應、修改和模仿。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聯通、複雜,權力越來越下放,資料越來越飽和,『資訊國家模式』的地位就越高。全球『政治話語』正在朝『後意識形態』範疇轉向,判斷『成功』的標準,應是基於『公民滿意度』和『國際基準的績效』。

所有社會都希望在繁榮和宜居度、開放和保護、有效治理和公民發聲、個人主義和社會凝聚力、自由選擇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取得平衡。平日裡,人們不會用『國家民主』程度,來衡量這些『指標』,他們關注的是城市是否安全,是否買得起房,工作是否穩定,是否能實現老有所養,是否能與親友保持聯繫等等。

如今,單單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進行國際比較,已淪為一種統計學上的詭辯,因為它並未考慮到『生活品質』等更具體的方面。我們開始意識到,國家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差距,並非在於貧窮或富裕、左派或右派、民主或專制,而在於是否有能力滿足『公民基本需求』,賦予個人權力,並在必要時採取行動,或『改變總體方向』。除此,所有事都不過是過眼雲煙的門面修辭而已。

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深刻自省,放棄自居道德高地去『俯視別國』。以往,美國總以為自己『至善至美』,但諷刺的是,它在許多方面並不比其他國家更優越。托克維爾曾提出,美國應警惕『永久自我崇拜』傾向。對於美國『政治體制』優於其他國家的假設,正在『讓位』於一種新的認識,那就是承認其他體制的優越性,並向它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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