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篇文章，主要是在回應一位巴哈網友的疑問，不過說的凌亂，畢竟最近實在很忙，沒有太充裕的時間，可以好好寫文章。
那位網友問我「歷史這門知識，它是如何呈現客觀？」
這個問題其實頗大，涉及到歷史的文學性、邏輯性、是非觀、價值判斷等等，當然我們不擬贅述，因為我急著要吃早餐店的限定版紅蘿蔔漢堡，所以我們直接講最核心的問題。中國傳統史學，始終都有一套運行的法則，過去史家之學，是所謂王官之學，普羅百姓較少涉及，以至於到了近現代梁啟超所謂「帝王家譜論」，這種論點並不公正，然而我們必須回到梁啟超的時代，他的時代中國面臨存亡之際，正是西學最盛之時，因此才有如此言論，所以梁啟超等人要重建中國歷史，引入西方的科學精神，強調西方科學成為當時的口號之一，例如傅斯年等人。
當時中國的史學，受到抨擊，不夠客觀、不夠中立，被指責所謂「歷史意識」的喪失，西方的蘭克學派，強調「讓歷史自己說話」論點受人推崇。然而這是錯誤的，因為讓歷史說話的人是史家，如此一來，藉由史家之筆的歷史，何來客觀呢？在指責中國史學無法呈現歷史價值的同時，這種指責同樣的出現了邏輯上的矛盾，因為「歷史」本身的記述，本來就存在了價值的判斷，無論東西方都無法迴避這點。
打從歷史家下筆那一刻，歷史記述就經隱含了執筆者的意念了，甚至在蒐羅資料之際，史料的取捨與應用，便已有了所謂價值的判斷，所以你問一位歷史專科的人，他會很直接了當地和你說，「歷史的客觀性，在於一種價值判斷。」
例如圖書館有十本書，小伽羅在撰寫文章時，選擇了其中幾本作為徵引，這種選擇就是一種價值判斷，她認為某幾本的論點較好，而某幾本並未列入參考，所以小伽羅寫出來的文章，就是她身為作者的一種判斷。
因此，可以這麼說，歷史的記述，本身就是一種信念的傳達。
這種價值判斷，在司馬遷的筆下叫做「道德」，他的《史記》隱含了對人物的一種價值判斷，同樣的書寫《漢書》的班固，也有這方面的傾向，然而後世史家多推崇於司馬遷，而較貶低班固，為什麼呢？因為司馬遷的價值判斷，充滿了一位大史學家「獨立」的撰史精神，所謂「執筆不諱」。
司馬遷的撰史精神，為後世史家所仰慕，他寫史的態度，成了一種崇高的理想。
「撰寫歷史就是要直筆不諱，批判、獨立，無懼一切。」
這種精神成為人文素養的一套準則，所以你會發現，學人文的孩子，有時候他會一股腦兒的堅持某些事，因為老祖宗的精神，成了他血液裡的養分，「誰言書生無用，筆下亦顯英雄」，殺身成仁，而堅守史家之責，成了中國歷史的傳統。
這種價值理念，從清末以來跌到了谷底，人們開始反思中國史學出了甚麼問題，直到今日推崇西方而貶抑東方的論調仍盛，所以現今歷史學的教育，往往呈現所謂東西並進的方法，我們必須大量的學習西方史學的邏輯、文本等，但又不能秉棄傳統中國歷史，漸漸的史學界對東西方歷史的差異，有了一些共同的話語，無論是蘭克學派、年鑑學派(西方最負盛名的歷史學流派)等各自強調、各有歧異的史學主張，也都在這股東西方交流的過程中，慢慢的有了改變，這種文化交流，不是單方面的輸入，而是一種互相汲取與改變的過程。
最後，所謂歷史的「客觀性」，其實如同上述所說的，是一種價值的判斷。歷史撰述隱含著執筆者的修養和道德是非，在西方同樣如此，卡耳在《何謂歷史》這本書的序言「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一段永無止盡的對話。」這句話幾乎是所有史學界的共同聲音，歷史本身就是一種不斷對話的過程，我們在研究過去資料的同時，也加入了我們自己的判斷，最後詮釋這些歷史。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