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夢如幻境：台北男同志酒吧與紅樓南廣場空間經驗分析[一][ 二]

 

This paper is aim to discussing about queer spaces in Taipei. I am try torecording the transformed path of these spaces and the changing gay cultureinside. In chapter 4, I wrote about the change of these gay spaces after 1998.Then, I analized the change of gay bars, the cultural impact and the change ingay communities, for more, continue to all spaces which co-constructed with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in chapter 4.

 

In chapter 5, I turn to constent the possible problems gay will meet inheterosexual environment and the possibilities about the extend of visibilitiesfor gay in case study of the lastest developed queer space-the RedBuilding(HongLo). In the conclusion, I point that if we can provide morevisibilities and remind disturbation from heterosexual spaces while thebeginning of gay ghetto or gay communities landscapes, the gay movement inTaipei or Taiwan can be moving on to the layer of other on-real rights asdomestic identities and obtains more.

【KeyWords】Gay、Homosexuality、Queer Space、Consumer Culture、Politics of Identity.

 

做為一個長期的臺北廝混者，去哪些同志場所聚會聊天、跳舞喝酒、吃飯逛街總是我和我的男同志友人們打發時間的重要話題之一，而這些經驗其實只是我們過去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在《Cities and Gender》一書中作者便指出，「日常生活」這個專有名詞，指的是那些平凡、有時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習以為常的想法、作為或型構；而這些特殊的象徵通常很少被政府機構或學者檢視或者注意（Javis，Helen，Jonathan Cloke and Paula Kantor，2009，p.13）。從在台灣男同志圈中如稍有接觸同志資訊者，人盡皆知的台灣精神地標-新公園、黑街[1]；淡水著名的沙崙海水浴場、陽明山和北投著名男同志泡湯地點花藝村、川湯；到至今已超過十年屹立不搖的男同志酒吧Funky、The Source、喜宴….等；以及在時代邁進中，曾經是我這一輩的男同志友人口中耳熟能詳，但如今已是過眼雲煙的@ live星期三同志之夜、TATOO、二樓以及電音風氣漸勝後總是聚集人潮的「AXD」、「Jump」舞廳、〈Follow Me〉之夜等；甚至還有一些聽過也知道門口在哪，甚至知道每家客層，但我礙於生理性別無法進入的男同志三溫暖、spa按摩院等等，某程度上勾勒出許多男同志個別經歷過或進入尋找同路人的各式場所。

另外專屬我們這群深受時尚工業流行文化影響，曾將之視為男同志服飾時尚聖地，但現今已一一消逝的遠企Joyce、小雅、中興百貨；屬於走文藝知青路線同志們愛去的晶晶書庫、誠品敦南店；運動風興起後總覺得裡面好看的都是GAY的亞歷山大、加州健身房、青年公園游泳池，以及由西元2003年開始，迅速成為男同志知名露天咖啡座聚集地，現在成了有外地或外國同志友人來一定要帶去參觀、感受、喝杯咖啡還有小酒的西門紅樓廣場。這些無論是過去式或現在進行式的空間，都印記著不少男同志的足跡。以上的種種或許如同流水帳般不足為奇，但對於我們這群有著共同記憶的朋友們而言，卻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例如當《Queer as Folk》（同志亦凡人）[2]這部影集在台灣可取得後，便在我和我周遭的友人中引起一陣熱烈討論，雖說處於不同的國度，但片中同性戀社群的日常生活經驗卻某程度上引起我們的共鳴，因為在片中可以看到許多和身邊友人相似的處境和問題困擾，例如長期情感的找尋不易、出櫃不出櫃的選擇、與異性戀社會的互動、圈內人的聚集生活談論重心等等。這即是我為何要選擇研究男同志議題的動機。

而種種對我和男同志友人曾經有過的某些共同生活樣貌，即使有可能如同Blanchot所言：「不論日常生活有哪些其他的面向，它都擁有一個根本的特質，即，它是無可掌握、是稍縱即逝的。」（Blanchot[1959]1987：14）[3]，卻是引領出這篇論文的根本原因所在。日常生活即使有同下所述的動態過程〔dynamicprocess〕的運作背景：使陌生的變成熟悉的、不習慣的變成習慣的、衝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適應不同的生活等。（Ben Highmore，2005）但或許能用文字來整理記錄，讓不可掌握的變成可掌握的，讓稍縱即逝變成較為具體的

   台灣的同志相關發展，雖說普遍被認為是隨著解嚴而開始有所進展，「1987年台灣的政治解嚴，意味著性別與情慾意識的解嚴。於是女性運動得以蓬勃，而同志運動得以興起。」（劉亮雅，2001），然而觀看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相關發展，或許由於華人社會普遍較不鼓勵衝突與公開爭取權益的特性，但實質上的權益進展如各式同志平權或促使社會更進一步開放的其它相關法令等，在同運上並無顯著成績。進入到西元二十一世紀初，臺灣的同志運動漸漸增多，同志們的權益意識日益喚醒。

從2003年臺北開始有同志大遊行後，我和我的男同志友人們，或許一開始並沒有任何同志社會運動的相關意識，但倒是幾乎年年皆會去走上一遭。而早在2000年時，開心陽光出版社就出版過《台灣G點一百全都錄》上下兩冊，上冊介紹之地點多數集中於臺北，超過整體三分之一近二分之一。在2006年稍早發行的《同志公民、同治城市-認識同志手冊》序言中，當時前臺北市長馬英九在書序中說：「我很高興臺北市已成為亞洲區公認對同志最友善的城市。」；不約而同的，在2007年美國同志雜誌「OUT」雜誌的票選中，臺北市被票選為世界上對同志最友善的都市之一，且在台灣同志網站CLUB1069[4]的票選中，東京、曼谷與臺北被認為是亞洲最適合同志旅行的三大都市。聯合報的另一篇報導更以「台灣同志消費正夯，一年五億商機」[5]為標題。不同於其他兩地以情色文化入選為主因，臺北在報導中被解釋為是因為環境對同志友善[6]。在媒體和許多同志自身的理解中，臺北是台灣甚至亞洲地區，幾個屈指可數對同志議題較為開放且友善的城市。對照前述引用的報導，除了友善以外，臺北似乎近年來在公開媒體的呈現中，以一種被特意型塑或營造出來，成為除較不強調具有了情慾場所外，其他同志活動空間亦相對較多且藉以吸引消費或觀光，如大型電音派對的表面正向城市形象。

 

在黃煦芬（2002）的《台灣地區同志族群消費傾向研究》論文中，其使用量化及網路問卷歸納出臺灣同志所得較非同志高、重視生活品味、休閒活動傾向國內外旅行、喜好閱讀音樂與電影等結論，然而在近期國外的其他資料中，我們亦可以看到不同說法，聲稱這樣的分析實際上具有盲點。在立報「男女同志市場 消費力驚人」[7]的報導中，林純德亦指出根據統計，實際上經濟實力最強的族群仍是異性戀男性，第二才是男同志，林引用此數據的理由可能是期望知道如男同志已具有一定的消費能力，藉有強調男同志對消費市場的益處能否進一步在其它改變社會風氣或爭取權益方面有所作用，況且，即便異性戀男性的經濟能力強，如非未婚，現階段尤以在台灣的兩性觀念而言，通常仍被賦予了需要承擔較多家庭經濟負擔的問題。。此外，具有使用電腦網路能力且願意使用問卷作答者不分性傾向，原本其族群便有侷限和一定的年齡、社會階層性等等，也因此此處的調查應是以較為年輕的世代為主。

 

先不論同志的消費力偏高的數據到底真實性之侷限多高，但在邱珍瑤（2004）針對2000年在臺北公館地區舉行的彩虹社區活動，探討由同志所帶來的消費力，是否可能與對同志身份、同志社群的認同順利接合反思以及李錡（2004）則是勾勒「彩虹社區」的文化創意產業這兩篇論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或許現階段同志商機對於資本主義市場或商業行為而言，是一塊可以開發的大餅；但對於台灣長期從事同志相關商家的經營者自身而言，實際上這樣的報導可能對其收益與經營維持，並沒有太多的助益，如要保持與理念相結合的經營模式，經營困難的壓力仍時時存在。

首先，在國內過往相關論文與同志空間相關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空間無論是新公園、酒吧或三溫暖等等，雖說某程度上「在異性戀霸權的主流空間結構中，建立一「另翼空間」（alternativespace）與之抗衡」（殷寶寧，2006）。但對於外在顯而易見的異性戀社會而言，這些隱密空間實際的能見度並不高，對非同志社群亦無太大的衝擊或影響，根本提供的應該只是一個同志基本需求的場所，原因在於這些場所並沒有辦法讓異性戀社會明確或確實認知到同志社群的存在與需求；再者，由吳佳原（1998）和呂錦媛（2003）對於臺北男女同志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酒吧的經營者多為重複且長期經歷倒閉又再次重新開張持續經營的一群圈內人，且酒吧多有著相當大的經營壓力，早期臺北gay bar常因員警暴力的介入而經營困難，T bar則是因女同志的經濟弱勢而多有內部經營的問題。 對於資本經濟而言，形成穩定的同志商業空間，需要各方面的因素影響，多數都市包含臺北一般而言給予大眾的印象便是，一部份由於都市對於個人的自由空間較大，讓同志減低無謂的社會壓力，且具有較多的同志空間，另一部份在同志資訊及可聯繫交流的資訊快速的傳播下，對同志具有較為寬容且較不需去回應異性戀無謂質疑的同志城市形象被塑造和建立。

若對照西方的同志發展脈絡，在1960年代後，都市中的同志文化在各地逐漸明顯，由倫敦、雪梨、柏林到舊金山等地的同志社區可以觀察到同志空間的擴展。然而，若直接以其對照或移植到現階段臺北的同志文化發展，且純以消費為重並認為臺北目前的同志處境已然完全接近或趕上於國外的同志運動進程，似乎有過於粗略且去脈絡的危險，例如像國外許多國家或城市公領域中而非同志社群本身，會有公開的同志驕傲日或宣傳訊息，而台灣甚至連舉辦遊行等正面無害的活動，都會在市議會中被質疑破壞良好傳統或加以莫須有的罪名和醜化等等。

關於男同志社群發展的相關研究，常與資本主義的討論相連結，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對於社會經濟產生根本變化，也使過去就存在或被視為禁忌但不易披露的各式不同性經驗開始被討論，美國學者D,Emilio(1983)在《資本主義與同性戀認同》中指出，「資本主義在打破家族家族自主性經濟，把性活動和生殖活動分開的同時，也開創了一些社會條件，使得一些男/女性可以有機會發展以自己同性戀愛為中心的個人生活，它促使了當今男/女同性戀在都市的各種小圈圈的形成而且也造成了當今打著性認同旗幟的政治活動」。由以上的文獻敘述中不難看出，D,Emilio認為資本主義或者說商業行為的發展，一定程度帶來了都市中同性空間的發展，與同志開始具有能見度；另一方面其當時的分析卻也認為資本主義雖使個人脫離家庭，卻會在需要生殖下一代進入勞動市場的需求下[8]，又產生異性戀機制將男人/女人再拉回異性戀家庭框架下的可能性。

麥克華納(Michael Warner)(1993)所提出的與特定消費形式關聯的同志文化，也表達出資本主義影響的觀點，他說：

「消費文化和男同志文化最顯而易見的空間之間的緊密結合：酒吧、迪斯可舞廳、廣告、時尚、名牌認同、大眾文化敢曝假仙(Camp)、雜交。能見度最高模式裡的男同志文化活脫是進步資本主義的化身，而進步資本主義的特點正是許多左派人士最渴望與之又真的不好劃清界限之處。」。[9]

然而，在同志關係中，男同性戀者比女同性戀者更為人們所知或說注意的點，金賽在1940/50年代的性行為研究中研究中發現男性多於女性有更多的同性戀愛或性經驗，對於這種現象，D,Emilio(1983)認為這是由於當時的男性因再勞動市場上具勞動力而具有更多的社會空間、人際交往以及薪水，因此可以不需靠異性而建立個人生活方式，女性因經濟上需依賴男性而有此社會條件的人數較少且有如學歷等限制，但文中並沒有論及到男女以往所受的社會教育、期許及性觀念形成的不同等等。

西方的都市同志空間發展，在具有資本經濟消費形式的同時，亦伴隨著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1969年石牆運動抗爭、及女性主義思潮等等；且社會上實質權益的發展也多會伴隨著在政治上，各式權益如去病理化或婚姻權的爭取等等，無論成不成功，然而台灣之前所強調的同志消費力上升等新聞報導或印象，似乎較少與此相連結。

國內針對同志空間的研究，多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出發，採用訪談、參與觀察方法建立研究結論，（如賴正哲，1997；吳佳原，1998；謝佩娟，1998；殷寶寧，1999 等），對於近幾年同志空間的快速發展，而帶有消費形式的性質，並未有深入的探討，關於研究同志消費空間的前人成果，僅有邱珍瑤（2004）、李錡（2004）針對臺北市彩虹社區商家串連的活動進行研究，然而公館附近的「彩虹社區」除零星商家外似乎亦沒有真正擴及成為一個可見的「同性戀社區」（gay/lesbianscommunity），且其實這樣的消費空間和實力並不大，也與其它男同志在異性戀空間中的消費無法產生太大關連或更多的力量。

單一針對男同志空間進行研究的則有羅毓嘉（2009）的論文，其論文主題是針對西門紅樓南廣場，依據Douglass（2002, ）的「市民空間」理論，分析紅樓南廣場成為「同志市民空間」的可能性。並且，在缺乏其它較高能見度及具開放式的空間的影響下，包含商業資本的投入，紅樓廣場已經是同志圈中較為知名且現實露天的同志空間，為數不少的男同志在此聚集與消費。

Fran Martin（2000）〈FromCitizenship to Queer Counterpublic〉一文意圖揭露出臺灣當今的同性戀現況，一方面官方或非官方中不斷增加了跨國想像；另一方面臺北市府雖訴說所謂”同志友善”政策，卻在公共空間如”新公園或街道”等地區嚴厲監控男同性戀同志行為。說明「臺北這個所謂民主城市的市民想像模型，並非自然而然是一個”異性戀社會”，而更正確的說是一個”中產階級”、”安逸和消費”的地方。」。[10]在近年來對於台灣同志空間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同志的經濟力與消費力開始受到外界的重視。且每年的同志遊行亦通常以一種陽光正面[11]的形象加以呈現，往昔的壓迫與汙名開始逐漸減少且不被提及。可以發現部分男同志快樂、且具消費力的形象開始被呈現。但對照其它方面遇到的不公對待，有時甚至可說是一個刻意隱藏同志族群其他必須面對的不平等現象，例如如要較為公開的展現自身同志身份則在職業上的選擇具有一定侷限性、或者未出櫃者仍須面對原生家庭逼婚壓力等等，卻僅強調安逸與消費的地方。

紀大偉（2002）亦曾撰文探討過關於同性戀的政治經濟學，其文採取Rosemary Hennessey的馬克斯女性主義立場，揭示了美國同性戀生態的危機並提醒台灣同性戀者不宜用過於浪漫的眼光去看待認同與消費[12]，不要成為另一個美國風格的「勢利俱樂部」。其所為文較為溫和，然而相當程度上亦與Fran Martin（2000）所採取的批判角度和觀察不謀而合。

紀大偉（2002）通過對於美國同性戀社區（community）的分析，提出其當時對同志空間的看法-「目前一個與資本主義無關的空間根本不存在」[13]；由此延伸而出，對於男同志空間發展的探討，似乎也無法避開資本主義對其的影響。筆者雖批判但並不全然否認資本主義對同志在社會中去污名化所帶來的益處。作為男同志能見度較高的的城市空間，呈現了什麼樣的面貌與發展？有什麼樣的發展狀況？男同志在消費形式的空間下的活動或心態歷程或社群關係是否有變化？臺北同志空間眾多，無法一一進行探討。基於空間的代表性和豐富性，在文章中，將會以酒吧代表的男同志（次）文化空間、以及晚近興起的西門紅樓同志商圈為觀察分析對象。

 

    3.男同志在這些空間中的活動歷程、心境轉變和在社群中遇到的問題如社群中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如何被看待呈現。

廣義來說，空間並不一定指涉實體的環境或是場域[14]。列婓伏爾便曾指出「生活空間」（living space）的概念，認為空間既非虛空，亦非物理客體，而是「實際生活與社會創造的空間性（spatiality）」(1989:17-18) [15]。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權力》一書開始則說明：

「空間就如同時間一樣，我們每日在其中生活、流動與呼吸。任何的群體行為與個人思考都必須在一個具體的空間內才得以實踐。」其後也完整闡述「然而空間絕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存在或是人們活動的背景，它一方面滿足人類遮蔽、安全與舒適的需求，一方面更展現了人們在某時某地的社會文化價值與心理認同。」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即使單以實體空間討論，空間並非中性，更非只是容器，其承載著不同的共同記憶與觀點。而阮慶岳（1998）則在《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中則是將同志空間分為身份認同空間、身體空間、生活空間、公共空間、次文化空間和社會空間六大項，並認為空間只是因應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需求所相對產生的一個領域範圍。也因此，在此論文中的各式同志空間，實際上皆承載並且要能夠提供同志的各式需求才會因而具有意義。

而關於西方同性戀空間的歷史形成，在D,Emilio（1983）的分析中指出，主要是因為在19世紀中葉自由勞動式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後，當個人能靠受薪工作開始能自立更生，而非只能做為一個家庭成員時，對同性的愛慾便開始能與個人身份認同相連結。而從20世紀初開始，在一些大都會，男女同性戀者便開始形成自己的圈子，並出現男同性戀酒吧或固定場所。[16]另外，在Betsky（1997）的著作《酷兒空間：建築與同性之欲》[17]中說明了現代酷兒空間始於現代世界（modern world）的開拓；新的殖民地與視野的開拓、財富和科技的累積使得身份認同離開鄉邦，造就消費與身份的新綠洲，自我認同成為出櫃的重要依據。而城市中的新興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最早繼承了這個酷兒空間，創造了新的身份認同和階級；非關乎家庭、行會、技藝或道德，而是一種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18]這樣的酷兒空間融合了兩種特性，一是創造出一個自我空間，一是排除對於外在世界的恐懼。此外，在列婓伏爾（1979）的《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一文中開頭也提到：「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

就如同畢恆達（2001：116）所說的︰「我們本來以為公共空間是一個去性或無性的空間，可是透過日常生活重複的表演與行為規範，卻發現公共空間其實是異性戀空間。」許多異性戀的確從未去質疑自認對於空間擁有的正當性，到底從何而來。但是，由於阮慶岳將同志空間定義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對於主流的直人空間（直人Straight：異性戀者）而存在的」[19]。其認為過去由於異性戀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恐懼及排拒，也因此「…同志本身對空間自然的需求，便必須要不與直人意識型態，甚至到利益衝突的夾縫中生存了；…」[20]。在此筆者雖引用其同志空間分類，但在文獻回顧標題上使用「酷兒空間」（queer space）加以指稱文中實體空間的背後精神，主要在於較為明確的反應外在環境仍存在著許多不友善的情況下，仍利用各式可能性創造或建立一個屬於同性戀者自身需要的環境與空間，且對於各種不同性傾向或非刻板的性別氣質更居包容性。既符合Doty所定義中「對立於異性戀的，而不是嚴格反異性戀的空間」。[21]的酷兒空間，可以含納所有不尊崇傳統異性戀主流價值的人事物，提供各種流動酷兒立場的可能性，並且仍能持續保有酷兒的邊緣位置和另類抗爭姿態。

且Doty強調了異質空間對社會和文化的重要性，並且認為要不斷的有酷兒將空間酷兒化；這亦是筆者認同和並使用「酷兒空間」一詞的原因。而對照阮慶岳的項目，最簡單的分類應屬於男同志「次文化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範圍，但即使是如此可見的實體空間，我們都必須先明瞭空間是社會性的，其中承載了性別、年齡等等，甚至是資本主義中關於商業、貨幣、國家政治等抽象空間，仍會在實體空間中產生作用。Tonkiss,Fran（2005）指出，通常城市空間是圍繞著具有代表性和社會再生產的異性戀構成的。只有空間並非直的時候（non-straight）[22]，才會貼上性意識的標籤。研究酷兒空間的目的不僅在關注出不同的性意識，更應描繪出占主導地位的性意識版本是如何通過排斥、性愛場面、日常實踐的形式在城市中被複製。也因此，在以上概念脈絡中採取以酷兒空間為主體的視角出發，並闡明晚近現代性空間或分野在許多時候，並非「自然性」[23]的產生強制異性戀觀點及性別化空間。且早於列婓伏爾（1979）便說明，空間的生產乃源自於生產力自身的成長，以及知識在物質生產中的直接介入。

     晚近都市化通常是與現代社會工業化及和建立一個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的商業化行為集中有關。西方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產生的都市，被認為是現代性的關鍵表現。而都市理論旨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提出對於城市生活的一般性認識，超越偶然與在地的層次，但保留了對都市經驗基本特質的關注（Parker，2007:6）。《Cities and Gender》中則認為，在恆定狀態一定數量下，城市透過心理結構的信仰體系來過濾，並依此定一個半永久性的空間安排和物質文化。（Javis，Helen，Jonathan Cloke andPaula Kantor，2009，p.13）。另外Parker指出都市理論，通常都處理了廣義上解釋的「文化、消費、衝突和社區」等一個或多個面向經驗。[24]而由於同志社群及聚落的興起多集中城市，也因此代表了以上的城市特質提供一個較適合男同志現身的特性。

麥克道爾指出的性別城市理論更有趣的是在於思考什麼是無性別歧視的環境展現，或城市看起來是否較像能包容不特定社會性別人們在其中生活而較不具壓力（麥克道爾1999:120）。

都市的性別化分野在晚近的討論中亦多有討論，在新都市奇觀發展中，其對於性別關係的改變無疑有著一定的重要性，以下進一步加以敘述。女性直至19世紀資本主義興起後，以家庭為形式的生產活動轉變為個人商業行為及在外能夠進行購物或休閒活動，女性則藉此脫離家庭與父權控制。在Linda McDowell（2006）關於都市及消費的討論中，提出了女性藉著被定義為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位置。其形象被用來銷售與展示各種商品，及各種性或異國情調的隱喻。但又是在與日俱增商品之消費者的角色定位下，女性才開始可以在沒有男性的陪同下，造訪各個使自己愉悅空間，或是進入商店與街道這些半公開場所。對於勞工女性，消費亦提供了女性事務員等新就業機會，過去在成年男性去工作或酒吧時，平常非假日時段街道則成為她們的領域[27]。雖說過去這樣的定位對女性仍有一定的束縛與限制，女性進入都市的歷程仍無法完全開放，且在空間裡現身狀況受到性別角色的嚴重限制，亦有許多文獻討論都市環境的對女性的某些壓迫特質，但相對由於在資本主義中消費者存在的不可或缺，女性在這樣狀況下仍能有條件式的獲得部分自由與受到歡迎。

然而麥道威爾曾指出，「城市公共空間也是女人逃離男性及現代社會資產階級規範的重要地方」（McDowell，1999，149）[28]，黑若恩（Liz Heron，1993）則認為，城市是顛覆區分傳統男女生命經驗二分法的地方。威爾森（ElizabethWilson，1991，1992）在《城市裡的獅身人面怪》（The Sphinxin the City）中亦指出，十九、二十世紀的女人，實際上擁有的自由可能比某些現今女性主義者想像的多，因為城市是能鬆綁和解除小鎮與村莊嚴密性別階層化與監護的場域。也因此，女人能經驗到一些都市經驗核心中的無根與移置（displacement），且對女性主義政治的興起極為重要；另一個威爾森延伸的論點，在於都市的漫遊者形象，不是穩固的主流男性氣概而是種逾越及性別上不穩固的形象（McDowell，Parker，Allen-J等）。以上的觀察，在都市與性別的脈絡發展中，似乎相當程度的發展亦同樣適用於身為同志的城市進駐使用者和居民。

誠如在前兩段中對於女人的都市生活描述，在晚近都市本身對於女性個人表面排斥已較為不可見的狀況下[29]，我們可以發現其同時可以具有壓迫和解放這樣的經驗甚至更適用於同性戀者，因為城市強烈的匿名性、疏離生活所衍生提供的對個人隱私重視和對他人寬容優點[30]，可以降低同志對於身體暴力或異樣指點的恐懼及來自傳統價值的壓力，而都市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更進一步提供更多機會和區域使同志和同志社群形成網絡和社交生活的空間。例如在華克威茲（JudithWalkowitz）對於早期19世紀維多利亞英國男性資產階級與統治階級男人的考察中，便指出他們為了逃離令人窒息的傳統符碼，被吸引到特定的都市空間，並投身各種異性戀與同性戀體驗。另外喬斯（George Chauncey，1995 ）指出[31]，雖說到二次大戰後顯而易見的男同志認同才得以和都市地景相連結，但早期城市某些地方便有著同性戀的社會關係，自然，由於當時反同性戀的法律仍存，這些男同志必須很謹慎，但就「如同其他邊緣人一樣，他們能夠在敵對勢力統治的城市細縫中，構築具有相對文化自主性的領域」。

傳統在城市社會學和地理學中，一個既有的路線是把男女同性戀當成 “次文化”研究，而這樣的研究可能出現在社區形成條件、遷徙和居住方式以及政治及文化媒介的相關方面（Canavan1988；Fischer1982；Levine1979；Lyod and Rowntree 1978；Wolf1979）[32]。同性戀城市空間則被理解為一種「非猶太人貧民窟（聚集地）」，就如同1986年英國蘇活（Soho）區中第一家同性戀咖啡店”第一次亮相”開幕時的經營說明：「對大多數人來說，當同性戀是……一種私人的休閒活動，區別於他們的其他生存活動。」[33]，由這裡可以看見，當同志經濟力進入地區時，一開始通常著墨強調於同志消費對於地區的形成發展的重要，而非身份認同。Frank Mort(1995)在其對倫敦的研究計畫中，建構了一連串所謂的「城市生活考古」。他指出性別化的商業體制，如何援用做為消費場域的都市空間各種文化建構，將蘇活（Soho）區塑造成為與各種男性氣概認同相關的地區，而在這裡面，男同志是特別重要的行動者。二次戰後時期，尤其是1980年代，蘇活區成了特殊類型同志（仍以男同志為主）認同發展的重要地域。而D’Emilio在其論文中亦認為在資本主義洪流中，應建立同性戀社區以照顧離家出走的同性戀人口。

當西方都市的同性戀文化在1960年代後在各地逐漸明顯，由倫敦、雪梨、柏林到舊金山等地的同志遊行或同志狂歡節這些引人注目的年度盛事可以發現人數的增多及能見度的上升。Castells並指出，可以辨識出來的「同性戀空間」的演變，是和更廣泛的社會運動及政治分水嶺緊密相關的逐步發展，即1960年代的反戰和民權運動，尤其是1960年代末的「石牆暴動」（Castells，1983，1997）[34]。而1970年代以降，「酷兒空間」（queerspace）在全世界主要城市擴散，部分是更有自信且富裕的同性戀社區的產物。然在西方這樣同性戀社區的形成，倒不一定就能稱之為酷兒空間，因為在西方可見研究中大多數有能力購屋，並形成同性戀社區的，多是白人中產階級以上男性。當然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研究中白人的人數眾多，且在過往多是社會的主導階級，其中的男同志較有可能以此為自身爭取平權或安全。通常西方的狀況後續通常亦會導致其地區的「縉紳化」及對相對弱勢的排除作用，而經濟力較弱的女同志亦較難在其中購屋[35]。另外，Castells對其有另一個解釋，認為女同性戀較偏好情感連帶，注重人際關係網絡，並認為女同性戀較偏向內心世界不假外求，女同性戀政治較無地域性（Castells，1983：140）。但這樣的解釋其實有其盲點，在（Wolfe，1992）中便提到，女同性戀在舊金山有其自身的文化和可辨識的地理區域和經常出沒的地點。而我們也不應當忘記，「石牆暴動」中許多現身及受迫害的皆是女同性戀，認為其偏向內心世界不假外求這樣的解釋可能只是Castells當初較難找出女同性戀的地域性；或是再次反應在經濟力及消費市場中女同志相關（可輕易被看見）實體建築物店家及社區較難經營的事實[36]。

異性戀是目前城市中最為常見的，無可否認。比如服裝的適應，消費性的公共產所的看板轉載性別關係，代表城市空間對性意識的規範。然而並正如貝爾等人（1994:31）指出，“並非所有的空間是”直“的。那麼，當”非直“的空間進入到城市空間，會帶來什麼？異性的投訴、利益和形象的強烈拉伸？性別身份在城市裏的可選擇性成為一個和能見度極其相關的問題。能見度有時有著雙面刃的特質。一方面，同性戀的認同和酷兒團結在當代城市空間裡成為可見的地標且具有激勵性[37]。但另一方面，能見度則可能在同性戀在沒有其它實際權益獲得時，降低了在公共場合處於面臨治安、敵意、騷擾暴力或是在已無實體可見暴力狀況下卻被刻意漠視或忽略等方面的弱勢問題被重視的程度或被掩蓋淡化，且遺忘需要更進一步爭取實質的權利。

 

 

 

 

 

 

關於對台灣本地同志空間的探討專書，其一是1998年出版，阮慶岳的《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書中面向多元，由身份空間到全球化皆稍有著墨，各個同志會造訪的空間亦多有提及，全以男同志為主。另一則是台大城鄉所出版的《性別與空間研究通訊室：同志空間專輯》，書中關於男同志空間的部分的研究有新公園、誠品書店、GAY BAR等，而書中文章後來也多發展成碩士論文。另外還有兩篇關於酷兒空間規劃的文章，分別以總統府前廣場和一家服飾店為設計對象[38]。另外在《空間就是權力》、《空間就是性別》以及《性別與空間十週年特刊》三書中亦有男同志公共空間與家庭空間以及臺北同玩節與遊行等在公共空間進行現身的相關研究分析。

在論文方面，最早則有王志弘（1996）的〈臺北新公園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在文中以白先勇的小說《孽子》為文本，探討同性戀集居對國家建構的公共空間進行挪移和重置的可能；吳瑞元（1997）《孽子的印記─臺灣近代男性「同性戀」的浮現(1970-1990)》重建過往空間與歷史圖像。若以不同空間劃分，臺北新公園有如賴正哲（1997）、謝佩娟（1999）的《臺北新公園－同志運動/情慾主體的社會實踐》、FranMartin（2000）等人的論文以其為探討對象，分別在口述歷史及記憶描述、同志運動/情慾和同志公/私空間的重新配置和政治運動進行論述，謝佩娟的碩士論文，是在紀錄當時的運動詳細度和文章思考廣度和批判性很具參考價值，FranMartin的則極具政治實踐能動性。男同志酒吧方面，吳佳原〈1998〉的《城市荒漠中的綠洲-臺北市男同志酒吧經驗分析》作者企圖紀錄了五０年代以來臺北的男同志酒吧歷史，並對其文化特性、各式外力與消費市場差異關係進行分析。2007文化研究年會中趙士麃的文章則對Funky的恰恰時間與情感經驗進行研究。

而關於能見於異性戀社會中的同志消費空間創造及演進較少，例如邱珍瑤（2004）是針對2000年在臺北公館地區舉行的彩虹社區活動，探討由同志所帶來的消費力，是否可能與對同志身份、同志社群的認同順利接合以及反思。其他如吳文煜（2002）、許智淵的（2004）的論文跳脫臺北，以高雄的愛河和同盟路等公共空間為分析對象，張銘峰（2004）、陳俊儒（2007）和呂健志（2008）等的文章分別針對三溫暖和游泳池為探討空間，以上這些多著重於空間中男同志的情慾實踐與流動面向。較近期者有林純德（2009）以紅樓熊族身份認同為探討目標，羅毓嘉（2010）的論文則是針對紅樓西門廣場能否可被視為「市民空間」及其消費型態進行研究。另外翁喆裕（2010）則針對同志遊行扮裝策略進行探討，亦可被視為另一個在公共空間現身的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