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2010年的文章，曾永賢更是很早之前就對台灣提出警告。
原文出處：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0/2446
四年之後的今日，請再次拜讀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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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八股、恐共病！」這是部分人士對現年86歲、曾任調查局第二處（研究處，後改為第四處）處長、國統會研究委員、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曾永賢老先生的看法。
但如果我們把時光回溯到64年前（1946年），22歲的曾永賢卻曾經加入日本共產黨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當年，他在早稻田大學裡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閱讀列寧著作，隨後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回到台灣從事革命運動，參加謝雪紅的「人民協會」、二七部隊，對抗國民黨軍隊。1947年，曾永賢更加入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入黨，毫無顧忌地從事中共在台的地下黨活動。
「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時代已逝，多數人的觀念也早已不復如此。為何曾經為共產革命做出奉獻的熱血青年曾永賢，時光荏苒60年後，卻徹底改變自己的信念？
去年12月，台灣國史館出版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記述這60年來曾永賢的經歷與轉折。在書中，曾永賢大聲疾呼：「中共在台灣內部的內應力量數量不少。」個中原因究竟何在？
追擊1：從理性上徹底認識共產黨
1952年4月，曾永賢在三義鄉被調查局逮捕，關在大龍峒留質室成為所謂的「自新人員」，參加調查局的「專題座談會」、協助「肅殘工作」等。後來，許多自新人員都被分配了調查局的工作，一年一個月後，曾永賢被任命為調查局第二處（研究處）科員。
但曾永賢自己說道：「1952年被補後的『轉變』，乃是一般青年無法體認的。政治上的『轉變』較易，但心理上的、理性的『轉變』卻是需要一個過程，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必然會有激烈的掙扎和鬥爭。」
從1953年到1990年，37年來在調查局研究處的日子裡，曾永賢有幸「博覽」了珍貴的中共資料，「經過這五十多年的中國問題和共產黨問題研究，當然增加了我對共產黨的認識，也更堅定了我為何反對共產黨的理論基礎。而且這不是感性的，是經由真材實料，尤其是接觸原始文獻後所建構出來的。共產黨表面說的和真正做的完全是兩回事，會講很多漂亮的話，但與實際行動真的是兩碼子事。這些可以從共產黨祕密文件中，非常清楚看出。」
1990年退休後，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借重他對中共的認識，延攬他進入國統會，後再改任國策顧問、資政，主要負責對中國政策研究與對日外交工作。直到2004年才從總統府退休，期間歷經李、陳兩個總統的時代。
60年來的經歷，曾永賢深切體認到，共產黨內部的鬥爭和表裡不一的所作所為，以及「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真面目。他明確地一再強調：「我絕不承認自己是有些人所說的『反共八股』和『恐共病』的人，這是長期研究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對其『地下黨』活動的深入瞭解後所得出的想法和結論。」
追擊2：中共長期深入在台地下活動
早在國共內戰時，雙方的間諜戰廣為流傳，周恩來就曾經說過：「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但事情絕非在國民黨徹台之後就雲淡風輕。
曾永賢就指出：「早在國民黨撤退來台時，就已經有長期埋伏在國民黨和政府機關內部的共產黨員或是同路人；而且不能因為他們年紀大或死亡，就認為會停止活動。如果這樣想就錯了！由於他們早已打入國民黨內部，現在一定有相當高的地位。」
曾永賢認為只要這些人占據重要地位，一定會有所行動，不一定要明顯地招兵買馬，而是默默設法擴張自己勢力，掌握一批人成為可動員的力量。這些長期埋伏的人，所擁有的影響力或是所占據的地盤等，都可以供共產黨運用。曾永賢表示，他們掌握了一些線索，有不少人是埋伏在高層之中，動不得。
曾永賢到總統府服務之後，也屢次建議國安局要清理內部。他指出：「日本的情報機關曾經告訴我，駐日代表處許多人員有問題，十幾個人與中國大使館有很密切的連繫，舉行館務會議後，不到一個小時，開會的情形與決議事項的內容，對方通通都曉得了。日方建議我們要好好處理。」
曾永賢感嘆道：「我在總統府每次開會有機會都會提出中共在台灣的內應問題，但結果卻是惹人厭。或許有關單位面對這方面的問題都感到無從著手、無力可施，不知如何調查，如何掌控？也有人認為這個問題太敏感，不宜觸碰。豈知正是因為敏感才需要解決，但他們卻以敏感為由而暫緩，不去觸碰，這樣來逃避責任。」
追擊3：統戰滲透花樣百出
除了長期的潛伏與影響，曾永賢認為中共至今仍然將統戰策略運用在台灣與台胞身上，而且對象幾乎是無所不包。
「統戰」，許多人認為是中共對台灣進行的文攻武嚇或是分化拉攏的策略。其實沒有那麼簡單，統戰是共產黨「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中共善於區分「主要的敵人」（今天的敵人）和「次要的敵人」（明天的敵人），縮小打擊面，擴大爭取面，集中力量打擊主要的敵人。主要的敵人消滅之後，再把次要的敵人升高為主要的敵人，予以打擊和消滅。
例如中共進行反右鬥爭之前，對所謂「民主人士」、「社會賢達」，如沈鈞儒、章伯鈞、章乃器等人非常禮遇，毛澤東親自開車門、親自夾菜。殊不知，這些參加政協和「聯合政府」的「民主人士」、「社會賢達」，到了1957年「反右派鬥爭」時，旋即被冠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罪名，統統遭到整肅。
曾永賢指出：「這就是統戰，表面工夫做得十分漂亮，讓人覺得非常有誠意。但是大家只看到表面，其真正的目的或作用，卻沒有人去深入思考。為了爭取次要敵人，在爭取同盟軍的過程中，畢竟這些人不是共產黨人，所以必須掩飾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而採取低姿態，提出對方能夠接受的動聽口號。」
曾永賢認為共產黨的統戰策略運用得非常巧妙，透過一些冠冕堂皇的口號以及細膩高明的手法，一般人很容易就誤認他們具有「誠意」。他表示：「當前中共對台灣的統戰，較以往的管道更多，花樣百出，令人不得不更加警惕。」
蘇起在擔任新聞局局長時（1996年6月～1997年5月）曾經告訴曾永賢，他覺得很奇怪，他所主持的座談會或演講無論規模大小，都會有電視台來錄影。曾永賢告訴他：「這不是要在國內播放，而是要送去北京的啊！」蘇起也覺得曾永賢講得有道理。「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台灣的媒體都會讓北京知道。台灣媒體的問題確實很嚴重，中共所能掌控的媒體可能不在少數。」
與日本關係良好的曾永賢指出，有一些日本資深記者、老報人告訴他，台灣的媒體大部分都是私人企業，有些老闆會命令旗下的報紙絕不能出現批評中共的字眼或詞句，他的記者如不遵從就會被解僱。
因此，曾永賢在書中語重心長地寫道：「現在台灣的傳播媒體，已經被共產黨透過中資掌控得差不多了。事實上這些中資也就是共產黨的代理人……」
追擊4：幾十萬人派遣滲透台灣
除了以上方式，共產黨要在台灣建立內應力量，還有各種公開或隱密的辦法。完全改變身分的祕密派遣是方式之一，而偷渡、大陸新娘則比較公開。
曾永賢非常擔心這些看不見的力量，他說：「從中國大陸來台灣的人，祕密的也好、公開的也好、偷渡的也好、大陸新娘也好，可能有幾十萬人。其中有多少是被派遣而負有任務的？真的沒有人知道……這些負有任務的人甚麼都偽裝得很好，身分證、駕照等都是假造的。聽說中共早已在福建等幾個地方建立台灣學校，協助校正口音。口音改變後，就聽不出來是大陸口音，這是一種很好的掩護。」
這樣的人進到台灣，通常都是很基層的老百姓。對中共有甚麼用處呢？曾永賢舉例說明道：「他們只要找到一份工作，設法生根，進而熟悉住處附近的情況。尤其是像加油站這類特殊據點的情況，一個人瞭解幾處即可，一旦有需要，一個命令下來，將加油站炸掉，台灣就癱瘓了，動彈不得。這種做法不著痕跡，靠長期埋伏在台灣來瞭解情況，『以待時機成熟』。」
熟悉台灣國家安全情況的曾永賢非常擔心這種力量，他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簡稱FBI）為例說明：「FBI有個標準，認為凡是到美國來的中國人，三分之一是負有某種任務的，他們是用這個標準來過濾、來注意，但我們卻付之闕如。台灣的許多智庫或其他單位，近年來很流行舉辦『兵棋推演』，但似乎沒有一個單位談到應該如何評估和對付中國在台灣的內應力量，顯示我們缺乏這種敵情觀念，然而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追擊5：進行政治破壞、政治怠工
中共這樣全方位、花樣百出地滲透，建立內應力量，到底對台灣有何影響？曾永賢指出了兩個方面：政治破壞、政治怠工。
「政治破壞」是指長期埋伏的共產黨員或是同路人占據了決策機構，然後所下達的命令或決定的政策，不但不會對台灣起任何好的作用，反而一定對共產黨有利。這就是政治破壞的最高境界，在制定政策時，就已經誤導政策的方向了。
而「政治怠工」是指執行方面。對於好的政策不是不去執行，就是推三阻四或故意扭曲破壞。有許多政策無法推動、情況不尋常，整體而言就是政治怠工。
曾永賢表示：「現在台灣有許多政策無法落實，應該不只是因為藍綠對立，難道沒有來自中共及其內應的政治破壞和政治怠工嗎？如果中共所派遣的人或是受他們擺布的人，已經占據了決策地位，就可以利用他的地位來將政府所擬定的政策搞歪、搞壞，讓政策出現負面影響。」
追擊6：60年心血換來的逆耳忠言
老共產黨員郭乾輝（又名郭華倫），曾在中央蘇區擔任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幹部，後來當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組織部部長。在對日抗戰初期被國民黨的中統局逮捕後轉變立場，就一直在調查局服務。1946年他被派到台灣，出任台灣省調查處處長，並策劃搜捕了當時的曾永賢。郭華倫是抓到曾永賢的人，但也是郭華倫帶著曾永賢走上了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路。
在郭華倫退休後住院做身體檢查時，曾永賢前往探視，聊了大半天，曾永賢向他表示：「我很擔心台灣有一天會被整垮，一夜之間易幟了，遍地插滿五星旗。」郭華倫想了很久，才講：「也許不至於。」跟郭華倫很熟識的曾永賢是這麼解讀此話的：「這句話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從未忘記過。我的解讀是：『可能性較大』；『不至於』則表示『不確定』。」
曾永賢在他的這一本訪談錄中，不斷強調，中共的策略是不能用常識來判斷的，而三十多年來在台灣推行的匪情教育，對幫助國人認識共產黨並未產生多大效果，反而逐漸喪失對共產黨的警覺性。曾永賢認為：「對於共產黨在台灣內部的影響力以及長期潛伏的內應力量這些問題，是否受到應有的重視，已成為今後台灣能否繼續茁壯還是被拖垮的一個關鍵。」
「可惜的是，這些話忠言逆耳，說多了確實會惹人厭……」86歲高齡的曾永賢，從左到右60年心血換來的忠言的確聽來逆耳。但真正的智者所言，不正是如此？
創作內容
【轉錄】80歲前共產黨員的「反共八股」(2010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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