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與挑戰：歷史應給陳儀公正評價

「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這是陳儀對湯恩伯等所講的話。

結果陳儀果真成仁，給他戴上紅頭巾的卻是湯恩伯。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了，真相早明，憎相未冥。二二八，以前不好講真相，現在不能講假相。

陳儀，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妻子也是日本人，他是中國少數受最完整日本軍校教育的人，而蔣介石只在日本士校預備隊中混過幾個月而已。陳儀本是孫傳芳部下，北伐中歸蔣，歷任要職，但他與行政院長孔祥熙不合，掛冠而去，後出任福建省主席，槍斃了跋扈侵權的軍統局福建站長張超，故後遭難，也有毛人鳳軍統局舊怨的關係。

台灣光復，中央大員有興趣治台者不多，福建省主席陳儀以知日、近台，為首任行政長官之不二人選。他行寬容政策，台灣自由氣氛比內地高，陳想把台治成三民主義模範省。

但陳儀帶來的多是福建幹部，所謂的外省人即福建人，來台的軍隊是廣東的二流部隊，因此台人心生鄙夷不滿，陳儀乃要把軍隊調走。湯恩伯、林蔚（時任蔣侍從室主任）和毛森（湯心腹，上海警察局長，殺很多共黨，時人稱毛骨森森）聯合飛來台勸阻，說：「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毛森說：「徐學禹（徐錫麟姪、徐乃錦伯父）也從旁力勸，湯恩伯與陳爭得舌敝唇焦，那時大家最大顧慮，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就說出願做吳鳳的話（見《毛森回憶》）。

調軍離台還是蔣的建議。他在事件前四個月的光復節來台，在中山堂的陽台件萬民歡呼，極慰。在與陳儀到日月潭的途中，蔣就說內地局勢不穩，內戰將起，台局安定，問駐軍可否調回大陸？陳儀一口答應。蔣後來還在中央會議中讚許陳儀這種無私之舉。

陳儀起初還盡量安撫，他在三月四日還致電蔣說事情已平息，不需派兵，是駐台的憲兵第四團張慕陶向司令張鎮報告，說台中已被謝雪紅部隊控制，嘉義機場也被圍，情勢危急，指陳儀在「粉飾太平」，蔣才在五日決定派兵。及令派兵，還一再交代赴台宣慰的白崇禧說要注重軍紀，又手令不可報復。三月九號劉雨卿的二十一師入台以前，台灣可謂不設防，只有高雄要塞有三百名兵，清泉看守張學良有點武力，加上基隆要塞有點兵。九號以前死的最多的是高雄，約百餘人。基隆搶軍火庫，也死了些人。二十一師入台後，劃了七個綏靖區，每天的戰報也不過一區死三、四人，幾天加起來死了四十三人，亂就平。

其實共產黨在事變中作用並不大。日本行法西斯，防赤反共，雖戰後社會主義為風潮，李登輝也加入謝雪紅組織，但其力量仍不太大。事變主因還是皇民仇中的心理造成。可是陳儀為了自辯，報蔣說是共黨煽動，加上確實是有向台灣獨立之發展，蔣才同意軍事鎮壓。

陳儀愛台不得法，結果成代罪羔羊。早年誣陳匪諜，也不談二二八，後被迫談，陳的頭又被用來安撫人心，責任推給他了事，只有李敖為他講公道話。哪知現在全台出草，已不是一個吳鳳的頭可滿足了。

二二八，陳儀一點沒錯，錯的是行仁政，錯在自信太過。他潔身自惕，清廉奉公，在辦公室放一張小床，以便當果腹，處處為台灣著想，結果竟被誣為「顢頇肥痴」。台灣教科書說陳儀的統治是「窳政」，這個字真是用得妙，即當時並不是暴政、惡政，或誤政，只是不是好政，說不出來哪裡不對。

今天分析二二八的起因，舉出的什麼糧食價格飛漲、菸酒公賣、經濟蕭條等，都是戰後的現象，世界很多地區都如此。台灣因為日治已久，與祖國隔閡，因此有期待的落差，從當初的欣喜到後來的不滿與鄙夷。但當時台灣並沒有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情事。如果大陸人有欺壓台灣人，那台灣人應有「懼」，但是又沒有。

二二八後來台善後、後做台灣經濟部政務次長汪彝定曾說，如果台灣再晚收回十五年，台灣是日本的。也就是說台灣在皇民化之下，已成了日本之土，這也是美國海、陸兩帥尼米茲和麥克阿瑟爭論要不要打台灣之因。麥主打，但尼米茲認為台灣反抗激烈，美軍會有死傷，因此主張跳島攻日，台灣才得保全。否則台灣的死傷會比硫磺島大數倍。太平洋戰爭中，台灣人參軍二十萬人，戰死五萬人，包括在馬尼拉戰死的李登輝哥哥（照道理，台灣人反美應更甚於反中，因為美國人殺台灣人百倍於外省人）。他們也一樣使用慰安婦，這批前「皇軍」後來是二二八中的主要武力，那二二八是中國抗戰及二戰的延續，怎可怪陳儀的「施政不當」？

再說，如果施政不當？那為何陳儀帶出來的嚴家淦、任顯群、孫運璿及很多官員，在台灣後來皆有不錯的政聲？所謂的「貪官污吏」，有名有姓找出了哪些？

還有，所謂的「外省人」，都是陳儀帶來的福建幹部，多是福建人，即台灣人的家鄉人，如果有壓迫，那不是自己人在壓迫自己人？後來的暴動鎮壓，不是自己人殺死自己人？

二二八時，外省人大量被毆辱殺害，許多福建人逃回了福建，在基隆露宿等船的有幾千人。翻查當年的報紙，那批福建人談起台灣的可怕，個個咬牙切齒，驚恐莫名。那誰才是受害者？

陳儀和其幹部，有橫暴欺壓台灣人嗎？有如日軍對付中國人、納粹對猶太人般的種族滅絕嗎？當然沒有，那就算政策上有些失當，戰後經濟蕭條，生活受影響，就足以殘殺外省人（就算統治者吧）、要推翻政府、另立政權嗎？

二二八叛亂，國府的鎮壓和報復是必然的，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如此。美國人佔了伊拉克，也說要行仁政，全世界也盯著看，伊拉克人反抗，美軍還不是到處殺人，幾度屠城，至今伊人已死二十萬。也就是因收復台灣還不是異族侵佔，固死傷不是太大。

再分析事發原因，菸酒專賣是日據時代就有的政策，後來台灣的裁員及軍公教薪水也都靠此，那執行取締私煙的公權力行為有何不當？流氓暴民毆打執勤人員，後者自衛開槍，有何錯？如此就要暴動燒殺，陳儀無兵在手，無奈，待國府派兵來台，當然要鎮壓緝兇，追究罪責。

當時台灣只剩高雄、基隆的要塞司令部有些部隊及一些警衛兵。暴民準備火燒壽山。三月六號九點高雄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彭明敏之父）率眾上山與彭談判，其中涂光明等三人以學生軍身分，持械要司令彭孟緝繳械投降並對彭行刺，彭孟緝補之，然後入高雄市平亂，在市府前遭機槍掃射，有十五名士兵死傷，士兵斃傷暴徒百餘人，高雄平復。那這種事是彭對，還是涂對？若涂是烈士，後人領補償，那中華民國何在？任何人皆可糾眾入軍區喝令繳槍投降？

後來彭孟緝被說為「高雄屠夫」，中研院的黃彰健、朱宏源拿出歷史常識講了些公道話：「涂光明等人是社會人士、不具學生身分，當時雙邊人馬經過一番談判。但涂光明卻亮出槍械，威脅彭孟緝接受九項條件，被彭孟緝身邊的人逮捕，移送軍法審判。三月八日，涂光明等三位自稱學生代表者被依軍法槍決。

黃彰健指出，涂光明等人提出的九項要求太過苛刻，但台灣官方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裡面，只提到涂光明等人有九大要求，卻不願將詳細內容呈現出來，有誤導國人之嫌。彭孟緝的軍隊是在士兵被槍殺後開始反擊，並非一開始就對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的民眾掃射。」

二二八後，陳儀給蔣介石一報告，外省人死傷約八百人，事件前後本省人被殺的也是八百人，這是根據「二二八補償條例」來申請補償的人數所得出的數字，因為台灣人都有親戚，誰死了都知道，而外省人，常常隻身來台，死了也沒人知。九十四年二二八那天《聯合報》有份投書：〈父親，雖受害不怪罪他人〉。作者樂台說︰

民國三十五年過完春節，我祖父在廣東家鄉因社會動盪、經濟蕭條，在親房牽線下，帶著十八、九歲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來台謀生，由於沒有專長，只好到台中鄉下當燒炭工人。民國三十六年三月間，我祖父及父親挑著火炭到台中市交貨，被穿著日本軍服、手拿日式木刀的一群年輕人攔下問話。因我們是客家人，而（廣東長樂腔）客家話與台中地區的又有些不一樣，對方是講閩南語的，雙方雞同鴨講，沒幾句，對方就有人大叫：「伊是阿山仔，給伊死！」瞬間木棍、磚塊齊下，我祖父倒在血泊中，父親則因在後面且年輕閃得快，僅左腳受點傷，驚慌之餘拼命逃開，等脫離險境，再回去找祖父，但怎麼找都沒有音訊。

所以說二二八殺了兩萬人實為虛構。台灣當時人口不到六百萬人，若殺掉二萬人，五六個城市中至少一城殺三千人，這非小數目。當時的公開槍決也就那麼多，有組織的抵抗也只有二七部隊，全台灣並無激烈的戰鬥，因此死的人應不致過千。若沒什麼戰鬥還死兩萬人，那必然有行刑隊，隨意濫捕濫殺，若有，又是由誰指認判定呢？難道是逐戶搜殺？暴民難道不會躲起來？

以前國府威權統治時不談二二八並沒錯，不是二二八鎮壓不對，而是它退到台灣，總不能說殺你暴民活該？無錯可認，無功可耀，不談最好。

現在台獨當政，是非顛倒，二二八竟成了起義抗暴，但中華民國的招牌仍掛著，把二二八當開國紀念日尚不到時候，因此先當國定假日，慢慢再去中國化，待台獨建國成功，當然這八百人全入忠烈祠，那些原來抗日剿匪的中國烈士全作廢。

現在很多人強調本省外省互相扶持的溫馨故事，此出發點是求族群和諧，但此實有避談史官是非之嫌，也不符學術求真之義。即外來政權若皆是貪官污吏或共犯，民反有理，打殺應該，為何保護？若事件是如台獨所稱的起義抗暴，革命建國，那保護外省人的本省人不成了判國反革命？殺人的暴徒可以平反補償，那保護外省人的義民豈不更應嘉獎補償？怎麼沒見「二二八阻止加害獎勵條例」出現？

國民黨也附和說「官逼民反」，那攤官污吏在大陸上比台灣起不多得多？最後通貨膨脹，民生凋蔽也比台灣可怕太多。民反有理，那是不是應肯定領導民反的中國共產黨？那國府為何不在大陸等待解放，還繼續逃到台灣制民反，還把民財黃金全劫到台灣來呢？

大陸也一直紀念「二二八起義」，因為當年國共鬥爭，二二八也被視為推倒國民黨統治的先聲。而當時社會主義好，李登輝也宣稱他是台共，二二八中也有些左派共產黨人，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是其一，後來還有分化台灣人與國民黨的統站考慮。但陳儀又因主和平，被蔣介石所殺，成了正面人物，對其多所推崇，結果形成了好人做壞事的歷史矛盾。而且二二八現在明顯成了台獨的同義字，再談紀念二二八變成了矛盾尷尬。

政客炒作二二八，請問，「官逼民反」？當初反對國民黨「窳政」的總指揮是共產黨，紀念二二八，為什不升起五星旗？

陳儀並非有歧視壓迫台人，他反是在「政治上放得太鬆」。台灣當時的言論自由皆超出內地甚多，黨特系統也對陳太鬆有不滿，認為危險。此也是事變後鎮壓，陳儀即便是仍愛台人，他對罰酒也說不上話了。此也是陳雖離台而蔣信任如故，危難時還用其做家鄉省主席，也就是認為他在治台上並沒錯。

比起三十六年二二八前的台灣社會狀況，三十八年大陸的社會狀況更壞，壞到不可想像，買菜要挑一籃鈔票去，通貨膨脹至今為世界紀錄，納說二二八是台人抗暴、是起義、民反有理，那是不是更應肯定共產黨在大陸上推翻蔣介石、扳倒三座大山、死了無數的志士的壯烈之舉？那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不是也應分一塊在今日的「台灣民主紀念館」前？

陳儀如果政治緊縮，經濟隨他便，大軍在手，吃喝享受，管他台灣人，不愛國，只自私，如許多官僚然（不只國民黨，很多黨都一樣，都是愛國的官僚倒楣），他是不是反可安享榮華，被人歌奉？一句話，難道是陳儀不會做官，EQ太差？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陳儀離台前留下這首詩：

事業平生悲劇多，循環歷史究如何，
癡心愛國渾忘老，愛到癡心即是魔。

歷史終會給陳儀公正評價。

資料來源：《傳記文學》，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號，第九十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