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禮堂裡坐了三百人，冷氣開得很強，我的掌心還是一直出汗。
紅布條寫著「第十二屆更生人楷模分享會」，我胸前的名牌印著：浪子回頭，林致遠。講稿翻到最後一頁，這一頁我寫了三個晚上，每個字都被磨得發亮。念完之後會有掌聲，會有人拭淚，主辦的社工會紅著眼眶上台抱我。
而我已經決定，念完這一頁，今晚就是我的最後一晚。
沒有人看得出來。微笑這項技能，我練了六年，比任何一門手藝都純熟。
六年前，我是個課長，薪水條上印著四萬三千元。
這數字對那個頭銜是個玩笑。我被業績追著跑，替下屬擦屁股，下班後還要趕去醫院。母親心臟不好，住院兩個月了。父親在我小學時死於車禍，之後她一個人扛起整個家。我年少時把缺了父親的怒氣全砸向她，她從沒回嘴，只用長滿粗繭的手抱著我。我大學畢業那年才學會道歉，她笑著說：「早忘了。」
我買好了輪椅的型錄，計畫等她出院，推她去海邊，吃她愛的豆花。
那個週二下午兩點，我在會議室裡，手機震動。
「是病患家屬嗎？」電話那頭的男聲很年輕，語速很快，帶著壓低的喘息，「你母親急性心衰竭，需要一項健保不給付的緊急手術，今晚前不開刀就來不及了。兩百萬，匯到醫院手術專戶。」
我的世界在那一秒塌掉。
戶頭裡只有三十幾萬。我打了十一通電話，朋友說手頭緊，舅舅直接掛斷，銀行說審核要三天，地下錢莊要抵押品。電話那頭的聲音每隔十分鐘就打來一次，每次都只說一句：「時間不多了。」
第四通來電時，我已經站在路口那家銀行的門口，手裡握著放在包裡削水果的刀。
那場搶劫短得可笑。我連櫃檯都沒踏到，就被駐警壓在地上。手銬扣上來時，我對著所有人嘶吼：「把錢送去醫院！救救我媽！」
偵訊室裡，老刑警把一杯溫水推到我面前。
「我們打給醫院確認過了。」他說，「你母親很穩定，今天還下床走了幾步。沒有任何人打電話給你。」
我花了很久才聽懂那句話。詐騙。那通精準得像親眼看過我人生的電話，是一個陌生人編出來的劇本。
老刑警摘下眼鏡，揉了揉眉心。他的手機在這時震動，他看了一眼，臉色變了。
「新聞台剛剛播了你的案子，畫面沒有打馬賽克。」他的聲音很輕，「你母親那層樓的交誼廳在放電視。」
母親在護理師的攙扶下看到了螢幕上的我。她站了很久，然後倒下去。
急救二十七分鐘，宣告不治。
我被判了五年。社會把這個荒謬的悲劇當成茶餘飯後的消遣，有人捐款，有人替我籌保釋金，我全部退回去。母親的喪禮，我隔著鐵窗聽獄友轉述天氣。
出獄那天陽光很刺眼。人們說更生人出獄就是重生，我確實換了一具新的軀殼，名叫「堅強」。我投了兩百多份履歷，每一份都在「前科」那欄石沉大海。肯錄取我的老闆，眼睛裡寫著防備，薪水開得像施捨。我一個字都沒有抱怨，我對所有人說：這是我該受的。
我每天笑著出門，忍受白眼，拚命工作，成了街坊口中「浪子回頭」的範本。社福團體邀我分享心路歷程，我講得太好，好到他們一年找我兩次。
沒有人知道，夜深時電話鈴聲只要響起，我整個人就會僵在床上。那句「是病患家屬嗎」會從黑暗裡爬出來，緊接著是母親站在交誼廳、盯著電視的背影。我花了六年才確定一件事：有些錯，社會原諒了，我自己也學不會原諒。
所以我寫了這篇講稿。前面三頁寫給世界，最後一頁寫給我自己。
我念完了。掌聲像潮水一樣淹過來。有人站起身，有人掩著臉，社工真的抱住了我，她的肩膀在抖。
簽名桌前排起了隊。我一個個握手，一個個說「謝謝你」，說到第四十幾個人時，一個戴著口罩的年輕人站在我面前，把一本冊子放在桌上，沒有要簽名。
他低著頭，用很輕的聲音問：「請問……是家屬嗎？」
我的手停在半空。
這個聲音我聽了六年。它每晚爬進我的夢裡，語速很快，帶著壓低的喘息。現在它慢下來，乾淨，發著抖，仍然是那個聲音。
他把口罩拉下來。二十四、五歲，眼下有很深的暗影。
「我叫阿宇。」他說，「那天打給你的人，是我。」
散場後，禮堂只剩我們兩個，和一排排空椅子。
阿宇說，他十九歲那年入了機房，上司給他一本劇本，一本名單。名單上每個人的後面都有備註，是從醫院外包的掛號系統裡買來的。我那一欄寫著：母親住院，獨子，課長，孝順，有責任感。
「那個備註是整份名單裡寫得最長的。」他說，「他們說，有責任感的人最好騙，因為他們不會等待。」
我聽見自己的牙齒在打顫。
「你搶銀行的新聞播出來那天，老闆在休息室放聲大笑。」阿宇的聲音在抖，「他說，全區的警力都被拉去你那間分行，我們那天剩下的四通電話，全部成功了。」
我想站起來，膝蓋卻不聽使喚。
「我當晚吐了一整夜，隔天就退出了。」他說，「我去自首，服完了刑。這六年，我一直想找你，又不敢。直到看見你的名字出現在這場活動的海報上。」
他停了一下，翻開桌上那本冊子。
「這是我留下來的名單。那一批四十三個人，我查過，有十九個還在等電話。他們有的家人還住院，有的剛辦完喪事，那個劇本下次還會用在他們身上。」
我盯著那一頁頁熟悉的備註，每一行都是一個還沒被擊垮的人。
「我需要一個聲音。」阿宇說，「一個比我更有資格開口的聲音。」
我口袋裡還有那一頁講稿，折得很整齊。
阿宇看見了，沒有問。我自己把它掏出來，攤平在桌上，把那些漂亮的句子念給他聽。念完，他安靜了很久。
「你寫得很好。」他說，「可是你念的時候，眼睛是死的。」
我笑了一下，六年來第一次笑得不像練過。
「今晚的稿子，我想換一個結尾。」
凌晨一點十七分，我們坐在空禮堂的第一排，把手機放在兩人中間。阿宇翻到名單的第一頁，念出一個號碼。撥通的嘟聲響了七下，一個女人睡意朦朧地接起來：「喂？」
我深吸一口氣，用六年前我聽過的那句話開頭。
「請問，是病患家屬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三秒，女人的聲音突然繃緊：「你怎麼知道我媽住院？」
「請不要掛。」我說，「我是林致遠，六年前，我接過一通和這個一模一樣的電話。接下來我要講的每一句話，請您聽仔細。千萬不要匯款。」
線路裡傳來壓抑的、斷斷續續的哭聲。
那一頁摺好的講稿躺在桌上，結尾是我六年前就寫好的決定。我伸手把它推到旁邊，翻開名單的第二頁。
「下一位。」阿宇說。
這一次，電話在第一聲就被接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