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封建主義的興起〉
羅馬帝國的終結既非整齊劃一，也並不突然，那是一個複雜過程而非單一事件。首先是帝國一分為二，然後在三九五年至四七六年之間，帝國的西半部解體，被多得讓人眼花撩亂的日耳曼人王國取代。
居帝國東半部的拜占庭帝國，大致完好無卻地在持續近兩百五十年，在那之後又以越來越殘缺的形式存在七百五十年。
拜占庭帝國企圖維持古典時代晚期社會秩序，作為古代軍事帝國主義的一種衰落形式，這個帝國極具剝削性且保守，儘管如此，仍在三九五年之後存續超過一千年。
反觀與其有著相似社會結構的西方堂兄弟，不到百年而亡。這是因為拜占庭的稅收是原羅馬帝國的三分之二，但需要防禦的邊界相對短得多。此時期的西歐在政治上支離破碎，可謂戰國時代，這就是封建主義興起的地緣政治脈絡。
一種退化已經就緒，古代與中世紀複雜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基本上有三種組建軍隊的方法：他們可以向人民徵稅，用稅金來募兵；他們可以同時徵稅與讓自由人有服兵役的義務；或者他們可以用賜地換取軍事服務。
第一個選項通常出現在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這是國王與皇帝嚮往的選項，因為那意味他們不需要依賴除了有義務以外還有權力的人。
第二選項通常出現在政府支配性較低與自由農民較為強大的國家。第三個選項則通常出現在封建領主力量強大的國家。
現實上這三種選項會以不同比例混和，例如中世紀歐洲軍隊常由職業的皇家軍隊、地方招募的民兵與封建家臣構成，不過三者的比例對於決定政權的穩定性可謂關鍵。
在五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大部分西歐國家都同時徵稅、徵兵，且表現出封建主義特徵，統治者們為了更有效控制領土，會賜地給親族、家臣以換取軍事服務。
隨著歲月流轉，這種封建成分變得更為重要，這這部分是因為這些國家小型、不穩定、相對較弱，另外也是因為重裝甲騎兵在戰場上逐漸具備決定因素。
九世紀與十世紀是特別動盪的時期，許多國王遭廢，內戰經常爆發，城市生活近乎不復存在，遠程貿易大幅下滑，維京人、馬扎爾人與阿拉伯人發起深入境內的摧毀性掠奪。
在回應這些危機時，因為沒有強大帝國菁英階級掣肘，締造出嶄新的社會、政治與軍事秩序。
為了粉碎國內造、防禦外敵入寇，對抗敵對國家軍隊，中世紀早期統治者出於必要，把襁褓中的封建制度轉變為發育完全的系統。他們因此創造出強大的武裝團體，讓國家靠著大批領主扶持。
起初，封地的控制權乃由國王授予，中世紀統治者的地位得以大為加強。然而假以時日，隨著封地變成世襲財產，權力的偏平傾向擁有土地的國王附庸。
十世紀由維京人定居者創立的諾曼第公國便是一個好例子。初始公國權力高度集中，統治者為所有土地的法定主人，各大封地的管理人由其任命。
這些人是他的附庸，是他的直屬封臣，只要主人不高興就可以撤換。
在他們底下，封地進一步劃分為采邑。每一采邑都能夠維持一個騎士的生活，使其擺脫勞動的需要，專心磨練戰技。
采邑收入可以提供坐騎馬匹、鎖子甲以及重裝甲騎兵配備武器。這是諾曼第公國的核心：數千名披甲騎士分屬不同領主，由個人忠誠與依賴的紐帶連結，立基於受封的土地。
披甲騎士堪稱十一世紀戰場上的坦克，數百名騎士以緊密隊形在空曠平地上進行的正面衝鋒幾乎不可阻遏。重騎兵對中世紀早期戰爭的重要性，就像重步兵之於古典時代的希臘人與羅馬人。
透過把土地持有連結於軍事服務，封建制度在國家與統治階級之間鑄造出一條緊密的紐帶，同時確保封建制度的農業基礎受到細心照料，因為地位的維持部分依賴於對封地的良好管理。
但這種制度包含著些許危險，封建制度本質上並不穩定，國家權力與統治者所控制的采邑與騎士數目直接相關，由此增加了國與國對於領土的爭奪。
另外，為避免采邑被分得太小以致無法養活一名騎士，盛行長子繼承制度，凡不是長子的兒子都得赤手空拳打天下。
因為沒有繼承權與有可能失去地位，他們得靠提供傭兵服務維持生存，或想辦法贏得自己的采邑。騎士、貴族與王子皆是如此，封建貴族各階層的非長子只能夠透過戰功來維持地位。
機會比比皆是，彼此內戰與對外戰爭相當頻繁，爭奪領土讓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分裂，讓敵對封建政權總是在相互較勁，而追求掠奪品、報酬土地的非長子是這些衝突的刀鋒火把。
封建制度因此不加穩定、動態性兼具擴張主義取向，例如在十一世紀中葉，諾曼人征服了法蘭西北部很多地方以及英格蘭全境，還有幾乎整個義大利南部與西西里。
封建暴力自相矛盾，這種暴力對封建國家的生存確屬必要，戰士軍隊可以捍衛國家、征服新領土以及維持國內秩序。但這暴力有一種屬於自己的動力，隱含著會將封建秩序打破的力量。
封建制度的過剩暴力需要一些管道宣洩，此即導致十字軍的血腥邏輯。十字軍的兩百年歷史是對固存於西方封建制度中過剩暴力的最極端表述。
